島嶼之上：媒體、民主與人權的台灣路 一、沉默的年代：戒嚴、報禁與白色恐怖

在那個媒體不能說話的時代，人們怎麼記住真相？

一、開場：一份報紙的沉默

清晨的台北街頭，霧氣低垂，空氣裡混雜著潮濕的柏油氣味與剛出爐豆漿的香氣。騎著腳踏車的送報生穿過狹長巷弄，將一疊疊報紙塞入每家每戶的鐵製信箱中，鐵皮發出一聲沉悶的「咚」。一位中學老師起得很早，他穿著灰色棉布長衫，坐在家中木窗下的老舊藤椅上，打開當天的報紙，指尖還沾著墨油。他沒有急著閱讀，只是靜靜翻著，每一頁都乾淨得過分，好像真相也被擦拭得一塵不染。

是1954年，一個無聲的清晨。

報紙頭版照例是一張蔣中正總統的照片，身著戎裝、神情莊嚴，一如昨日、一如前日。標題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全國擁護政府反攻大陸」。第二版是剪報式的政令與社論，行文整齊，語氣堅定，沒有突發事件，沒有民間聲音，也沒有任何不確定性。那是一份報紙，但也像一堵牆——把世界攔在讀者之外，把人心沉默地埋入紙背之下。

在那個年代，媒體不說話，人民也學會了不提問。報紙不僅報導「什麼發生了」，更努力讓人相信「什麼不曾發生」。

戒嚴體制下的台灣是一個用秩序壓住回音的社會。真正的報導，往往死在編輯桌前；真正的記錄，躲在私人日記裡，被藏進書櫃最深處，或被焚毀於黎明前的灶台。人們知道哪些話不能講，哪些字寫了會惹禍；孩子在學校學習「反共抗俄」，但回家後，母親會低聲告誡他：「不要在外面亂講你聽到的話。」

有時候，沉默是因為恐懼；更多時候，沉默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保命的本能。

而媒體，不再是社會的記憶者，而是選擇性地失憶。它失去了「為無聲者發聲」的勇氣，轉而成為權力的回音室。記者被訓練成抄寫員，報紙成為政權的布告欄。每一個標題像是被量尺比對過的符號，每一段報導都經過剪裁與「糾正」。讀者習慣了空白，也習慣了從字裡行間去揣測：什麼沒有被寫出來。

而在這片沉默的底色上，歷史靜靜鋪展，一如報紙上的鉛字，清晰，卻無聲。

許多年後，當我們在資料館裡翻閱那些泛黃紙頁，才明白：真正的新聞，不在報紙裡，而在那些沒能被印出來的故事裡。那些未曾說出的名字，那些被塗改的事實，那些不被允許的提問。它們存在過，在沉默裡；也抵抗過，在沉默裡。

這篇文章，正是從這份沉默開始講起。

二、制度化的封口：報禁、黨禁與「正確」的新聞

在台灣，沉默從來不是人們自願的選擇，而是一種被製造出來的秩序。

1949年，國民黨政府在失去大陸政權後全面撤退至台灣。同年5月20日，宣佈全台戒嚴。這道命令，看似臨時，實則漫長——從頒布到解除，橫跨了38年，是全球最長的戒嚴時期之一。而這個制度的第一個對象，並不是敵軍，而是人民的嘴與筆。

戒嚴令的核心目標之一，是「防止思想動搖」。國民黨意識到，若要穩固政權，不能僅靠槍桿子，更需要徹底控制話語與資訊的流向。新聞媒體，原本應是監督權力的第四權，從此被收編為體制的第一線輿論工具。

根據1952年修訂的《出版法》，報刊需經嚴格的政府審查與登記程序，內容不得「危害國家安全」、「鼓吹共產主義」、「妨害善良風俗」。這些詞彙看似正當，實則模糊，為當局提供了幾近無限的解釋空間。一旦違規，出版者將面臨停刊、罰款、撤照，甚至刑責。

同時實施的《新聞紙條例》與《廣播電視法》則建立起對媒體的全盤監管體系。報社若想續刊，需每年向政府申報內容綱要、記者名單、發行數據，並接受「輿情檢討」。主管機關（如新聞局、警備總部）擁有即時封殺新聞、撤銷刊號的權力。這意味著，報社的一紙執照，系於政府的一句話。

當時的新聞人，往往不被視為記者，而被當作「輿論戰士」。在記者訓練班與新聞學教材中，記者的第一要務不是查證真相，而是「穩定民心、配合政策、宣導政令」。新聞採編流程中，最重要的一環是將初稿交由「審查官」過目。有些報社內部甚至設有專門的「自律小組」，對稿件進行「愛國校對」。

每週，新聞局會向各大報社發佈一份「禁載新聞清單」。這份清單羅列出「不可報導」的事件——有時是一宗工人抗議、有時是一則政治謠言，甚至包括藝人自殺、名人婚變這類「破壞社會穩定」的報導。傳聞中的國軍走私、官員濫權、教師罷課，無一能見諸報端。記者之筆不是書寫世界，而是刪除世界。

這樣的制度造成了台灣新聞史上一個獨特現象：「三中一華」格局的形成。即，《中央日報》、《中國時報》、《中華日報》、《聯合報》成為當時幾乎壟斷的四大報系。它們或直接隸屬國民黨黨部、或由親黨人士經營，頭版幾乎日復一日刊登同樣的政令、政策、訓示。新聞成為政府公報的延伸，而非社會觀察的結果。

但也並非所有新聞人都甘於此道。1950年代末期，雷震、殷海光、胡適等知識份子共同創辦《自由中國》雜誌，試圖在體制內提倡政改與思想自由。雜誌主張「民主建國」、「反對黨專政」，曾發表〈我們對時局的看法〉等尖銳評論文章，引發廣泛關注。然而，這樣的「異議」很快遭到封殺。

1960年，雷震被指控「知匪不報」，遭軍法審判入獄10年。《自由中國》被迫停刊，殷海光也隨後遭撤職查辦。這一事件標誌著台灣黨禁報禁體制對思想異端的「零容忍」原則，也讓一整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陷入沉默。

制度之所以可怕，不僅因為它能懲罰發聲者，更因為它讓沉默變得合理，甚至被視為美德。

那是一個，人們學會將筆藏進抽屜、將真話留在枕邊、將懷疑吞入肚中的時代。

而新聞，則成為一項僅供觀看、不可觸摸的儀式。人們每天打開報紙，看著那些經過多層濾網後依然閃爍著政治正確的文字，就像在讀一封永遠寫不完的家書——只不過，家從未真正開口說過話。

三、媒體成為政權的延伸：一場無聲的合作

在自由社會中，媒體應是公共權力的監督者，是社會真相的採集人。但在戒嚴台灣，它卻是一場國家機器下的合奏——節奏由政權定下，旋律則由報社奏出。這不是對抗的關係，而是協調的默契。

報紙，是每天清晨最準時的國家宣傳。

從1950年代起，《中央日報》作為中國國民黨的黨報，負責發佈最權威的「正確說法」。它的辦公大樓原設於南京，遷台後落腳台北，每日頭版必有「總統語錄」、「國策聲明」、「三民主義講義」。報紙的文字無一不是深思熟慮的政治符碼，它們不是書寫現實，而是塑造現實。

《中華日報》則與軍方關係密切，其新聞版面大多聚焦軍訓成果與敵情警訊；《中國時報》與《聯合報》早期雖為私營報紙，但在黨政壟斷的空氣中，也不得不與官方保持親近距離，才能確保刊號不被撤銷、印刷廠不被查封、記者不被約談。

這種合作有時是主動的。很多編輯與記者本就是軍警體系出身，或與黨政有深厚淵源。他們相信這是一場與共產主義對抗的輿論戰爭——在戰爭中，沒有中立，只有立場。

也有許多媒體人身處兩難。他們知道社會不只一種聲音，也知道有人在抗議、有人在受難、有人在思考不同的道路。但他們選擇閉嘴，因為那是一個必須自我審查的年代。審查不是強加的，它漸漸內化為一種職業直覺：遇到敏感題材，主動刪減；碰上敏感人物，改名避諱；若實在避不開，就學會「寫而不說，說而不明」。

電視新聞的出現，更進一步將媒體變成政府語言的擴音器。從1962年台灣電視公司（TTV）開播開始，到1970年代中視、華視成立，台灣的電視新聞完全由政府部門掌控。播報員被稱為「國家播音員」，每晚的新聞由行政院新聞局審定。畫面經過剪接，語氣經過訓練，觀眾每天從電視機中聽到的，是政令、是戰報、是紀律，卻幾乎從不聽見社會的呻吟與多元的想像。

有一次，一位老記者回憶當年說：「我們寫報紙，就像寫劇本。政府是導演，我們是台詞編輯；人民……從未被邀請登台。」

而就在這樣的制度縫隙中，偶爾，也有微小的顫動。

1964年，《中國時報》嘗試刊登一則關於學生貪污案件的短訊，但因未先報備，旋即被新聞局責令撤下，並限期登報致歉。這樣的處分，在當年被視為「越界教訓」，也是所有媒體的警示：你可以寫新聞，但不能寫問題。

政府不怕媒體「假新聞」，因為媒體沒有機會編造；政府怕的，是媒體「真新聞」，因為真相本身，就是最危險的政治。

當媒體與政權的界線變得模糊時，新聞便失去了其最基本的誠實。而當一個社會的媒體誠實不再，人民也就漸漸失去了區分虛實的能力。他們會相信報紙說的一切，因為除了報紙，沒有其他聲音存在。他們開始相信這就是世界的樣貌：只有敵我、只有頌揚、只有「正常」。

而這種「正常」，從來不曾正常過。

四、白色恐怖：文字與聲音的代價

白色恐怖，是台灣近代史上最沉重的陰影之一。從1950年代起，國民黨政權以「反共保台」為名，實行極嚴密的思想與言論控管體系，建立起遍及全島的監控、審查與軍法審判制度。在那個年代，「說錯一句話」不只是犯錯，更可能導致牢獄、酷刑，甚至失踪或死亡。

這並不是遙遠的歷史，而是每一位在1950至1970年代成長的台灣人所經歷的日常現實。那是一個，人們害怕開口，也害怕傾聽的時代。

國家機器如何「管理思想」

1949年台灣進入全面戒嚴，並於1951年由國防部保密局與警備總部主導展開全島肅清行動。伴隨而來的是《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戒嚴法》與各類《保密法規》，賦予軍方廣泛逮捕、審訊、軍事審判與處決權。軍法審判成為對付言論與思想的最常用工具。關於這些法條的適用範圍，政府有極大裁量權。舉凡閱讀左翼書籍、擁有大陸親屬、參與學術討論、甚至在校內私下評論政局者，都可能被扣上「匪諜」或「意圖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許多案件至今仍被認為是「製造出來的罪行」，目的在於警示整個社會不要挑戰權威。

1960年，《自由中國》雜誌創辦人雷震被捕。他原是蔣中正信任的高級幕僚，也曾任中央日報主筆。1950年代中期，他與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包括殷海光、胡適）共同創辦《自由中國》，希望在體制內推動改革。

雜誌刊登了許多呼籲民主憲政、反對個人崇拜、要求新聞自由的文章。它不是激進的反對派，而是溫和的制度改革者。然而，正因為雷震的身份與立場，讓國民黨更為忌憚——他所寫的不僅是真話，更是從體制內發出的質疑。

1960年9月，雷震被控「知匪不報」，遭軍法審判，判刑十年。《自由中國》也隨之停刊。這起事件震驚台灣知識界，許多過去仍存幻想的報人與學者，從此失去了最後一絲對言論空間的期待。不是激進才危險，是你試圖誠實，就已構成威脅。

殷海光則在壓力下被迫自我封口，辭去台大教職，晚年沉默、抑鬱。他曾寫道：「自由，是要用極大的忍耐和痛苦去爭取的。它從來不是政府給的禮物，而是人民自己掙來的果實。」即使到了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法令上的限制放鬆，但思想控管的陰影仍未散去。

1989年，《自由時代》雜誌創辦人鄭南榕，因刊登〈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被檢方以「意圖分裂國土」之名起訴。當警方包圍雜誌社，準備強行拘捕時，他在辦公室內自焚，堅決不讓言論自由的原則被污辱或妥協。他留下遺言：「我要為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死。」

鄭南榕的死震撼了台灣社會。他的自焚不僅是一場抗議，更是對戒嚴時代遺緒的最後清算。他提醒社會：解嚴不等於自由，體制鬆綁不等於思想解放，除非言論自由真正被寫入憲法、寫入人心。

在白色恐怖下，媒體工作者與知識分子並非唯一受害群體。政府設立的「忠貞報國」通報制度鼓勵告密，校園、軍營、村落、報社、教會都有耳目。對於記者而言，編輯一篇新聞不是只需考慮受眾與事實，更要考慮是否「踩雷」。

「匪諜」這個詞，在那個年代無所不在。你與大陸有親戚？可能是匪諜。你在日記裡批評政府？可能是匪諜。你在社論裡使用「腐敗」這個詞？那是「污蔑黨國」，也可能是匪諜。

在高壓統治下，新聞從業者人人自危。許多報社的副刊主編與文學編輯，因為刊登敏感作品被約談甚至撤職。傳說中，有一則文學小品，僅因為一句「海風在咆哮」被認為有「煽動暗喻」，整版遭封。這些案例真假難辨，但正因如此，它們成為白色恐怖時代最真實的象徵——沒有人知道紅線在哪裡，只知道它會隨時移動。

在封鎖之中，真正的資訊，從來不在報紙上出現。人們習慣在廟口低聲議論，在課後偷偷交換消息，在家庭聚會時關上門才談國家大事。耳語，是那個年代最真實的新聞管道。

對一個社會而言，當唯一可信的訊息只能以耳語流傳，這不僅是新聞體系的崩潰，更是公共信任的瓦解。人們不再相信報紙，也不再相信制度，只相信自己的直覺與鄰居的提醒：「這件事，不要講。」

白色恐怖的時代沒有絕對的邊界，它像一種深埋在集體記憶中的壓力感，直到今天仍會在某些瞬間被觸動。

它提醒我們：新聞自由，從不是天賦的，而是穿越黑暗與火焰後留下的東西。

五、沉默中的微光：抵抗、記憶與暗地傳播

在漫長的黑夜裡，光從不會完全熄滅。哪怕只有一束微弱的燭火，只要有人守著，它就足以點亮記憶，照見希望。

白色恐怖不只帶來沉默，也激發了某種不屈的低語。當官方報紙只刊登一種聲音、當新聞變成政令的延伸，一些人選擇悄悄留下不被容許的真實。他們不一定高舉旗幟，也不一定喊口號，他們只是相信：如果我們不能說，就至少要記下來；如果不能記下來，就至少要傳下去。

學者、學生、編輯：他們藏了一個真實的台灣

1970年代的台灣，表面風平浪靜，實則地下思潮暗流湧動。大學裡的學者與學生，在課堂之外私下討論馬克思主義、批判民族主義、交換海外出版的書籍與期刊。這些行為在當時被視為「思想偏差」，卻在年輕人之間悄悄流傳。

有些教授在課堂外偷偷影印文章，製成油印小冊，流通於學生手中；有些學生把香港出版的《春風》雜誌帶回宿舍，在夜深人靜時分批誦讀；還有些記者，在報社審查制度之外，用手寫的方式紀錄那些「被拿掉的段落」，保留著歷史的另一面。

地下出版物如《美麗島雜誌》、《夏潮》、《八十年代》等，在這樣的縫隙中誕生。它們可能沒有正式的註冊，也從未出現在報攤，但它們的內容鋒利、有生命——它們談社會不公、批評威權統治、呼籲台灣的未來由台灣人自己決定。

這些雜誌的編輯室常設在普通民宅的廚房或倉庫裡，印刷機是偷偷借來的，紙張是從朋友工廠運出來的，發行則靠朋友的朋友，一個信封、一個背包地傳出去。他們知道風險，但更知道沉默的代價。

在所有抵抗者中，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一股異常堅定的力量。自1970年代起，教會不僅關心信仰，也積極介入人權與社會議題，成為當時少數能夠組織起來發聲的公共空間之一。

他們發行的《台灣教會公報》不受新聞局掌控，勇敢報導政治受難者、政府侵犯原住民土地、軍隊對學生的監控等議題。雖然發行量有限，但在言論封鎖的環境中，它就像是一盞明燈。

更重要的是，當白色恐怖的機器啟動時，許多被捕者的家屬無處可求助。是教會，幫助他們找律師、送衣物、寫信探監。有時甚至由牧師親自陪伴審訊，為受難者祈禱、作證。對這些家庭而言，信仰提供的不只是慰藉，更是一種與體制對抗時尚存的人性與尊嚴。

在嚴密監控與新聞封鎖下，最真實的資訊，不在報紙、不在電視，而在人與人之間的耳語中流轉。

有人記得，在市場裡，賣菜阿嬤會悄聲說：「你知道嗎，昨晚抓人了。」有人記得，某位高中老師會在下課後拉住信任的學生，小聲提醒：「別太大聲說你爸被請去談話了。」有人記得，某個星期天，在教堂洗手間的鏡子後，貼著一張印刷粗糙的傳單，上面寫著：「還有人記得嗎？他們還關著。」

這些耳語，就是那個年代的新聞。沒有標題，沒有署名，但真實無比。

他們也許不能改變制度，但他們保住了社會對真相的敏感——而這，正是民主轉型得以發生的前提。

今日我們回看那段歷史，容易以「抵抗」為名，將這些人浪漫化。但當時的他們，大多數不是英雄。他們是普通人，在無法選擇的時代，選擇了不完全沉默。正是因為他們的微小行動，讓整個社會的記憶沒有徹底消失。

有人守住了筆記，有人守住了歌，有人守住了一份發不出去的報紙。這些記錄，變成了島嶼記憶的另一面，也成為後來台灣社會能轉型、能反思、能寬恕的根基。

當歷史的正史刻在國家紀念碑上時，這些人留下的，則是島民的記憶之書。

六、結語：從這樣的年代走來

我們往往習慣將歷史視為過去式，像翻閱一份泛黃的報紙。但有些歷史，不只是過去，它活在記憶裡，也活在今天的我們之中。

當我們打開手機，看見五花八門的新聞、社群討論與意見碰撞時，很容易以為這樣的多元與喧囂是自然的——但對台灣來說，這樣的自由，是歷經漫長黑夜後才慢慢迎來的曙光。它不是一次性解封的禮物，而是一場場抵抗換來的日常，是每一位不願噤聲者留下的微光拼湊而成。

白色恐怖年代的台灣，是一個媒體不能說話的社會。一份報紙代表不了真相，一條新聞也無法回應人民的苦難。真正的資訊，藏在耳語裡、日記裡、獄中書信裡；真正的新聞，不在印刷廠，而在印刷廠之外。

所以我們必須思考——當媒體不能說話，社會還能記住什麼？

歷史告訴我們，當一個政權開始決定什麼可以被看見，什麼必須被遺忘，失去的將不只是新聞自由，而是社會的記憶力與道德免疫力。而當整個社會遺忘了如何提問，沉默就會變成習慣，甚至變成安全的選擇。

今天的台灣，已經不再是那個記者寧可自我審查、學生因讀書而被捕的台灣。但它仍然背負著那些時代的痕跡——在每一位老記者的沉默眼神裡，在每一座監獄遺址的石牆後，在每一條被重新命名的街道中。

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這段歷史不是用來感嘆的，而是用來回望與警惕的。

因為我們終究要問——如果一個社會能從38年的封閉、審查與恐懼中走出來，那意味著什麼？

它意味著，記憶有力量，記錄有意義，沉默並非必然；更意味著，我們今天所享有的說話權利，是從那些不能說話的年代中走來的——是走過文字變成罪證的時代，走過新聞不能提問的時代，走過思想被規訓、聲音被切割的時代。

當你在今日的媒體環境中，看見亂象、偏頗、甚至惡意，也許可以失望、可以批判，但請不要冷漠。因為新聞自由從來不保證完美，它只保證你有選擇的權利。而這樣的權利，是用沉默換來的，是許多人用一生證明：即使無聲，也有人願意為聲音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