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你还好吗？——记录一次线上讨论会：聊聊在日外国人政策变化以及如何面对

从年初开始，日本政府的外国人政策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变化，永住申请的条件不断收紧，在留资格的审查也越来越严苛，在日本生活的外国居民承受着一波又一波的冲击。

围绕这些政策变化，我们之前写过一些分析和总结，也提交过几份法案意见。 8月11日，我们进行了一次线上讨论，邀请大家聊聊最近的生活、对政策变化的感受，以及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正在发生的一切。 以下内容是根据当时的讨论记录，以及活动结束后收到的反馈整理而成。 希望借此共同思考，在排外倾向日益增长的环境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以及如何面对由此带来的不安与不确定性。

一、看不见的规则，看得见的代价

活动前半部分，大家交流了这些年办理在留手续时，积累起来的“智慧”和“经验”。

例如：

• 特定活动 30天和31天，字面只差一天，实际处境却可能完全不同。有人提到，品川入管局咨询台的工作人员也说明过这一“潜规则”:30天的情况下基本没有太多转圜余地，需要准备回国；31天则仍有重新提交材料、争取留下的可能。

• 住民税缴纳记录需要保存好，永住申请时需要提交前五年的记录。。这是没有明文规定的，通过个人分享经验才知道。关于永住申请的年收入标准，过去也缺乏一个明确、合理的数字，大家只能根据一个个“不许可”的案例，反推“经验值”。类似的规则很多，所以不仅仅是收紧政策，也是制造信息差，对于语言能力有限的人、缺乏互助网络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劣势。

• 高度人才申请的收入，不能计入副业收入——此类细节同样没有公开说明，要靠私下打听才能了解。

• 寄来的明信片通知、要求带印纸还是要求带现金，也被解读出不同的含义。要求带印纸大概率意味着下签，被要求带现金则往往是拒签的前兆。但也有反例——明明被要求带印纸，结果还是拒签了。“如何从明信片通知方式判断结果”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团迷雾。

• 被叫到哪个窗口办理手续也有不同的意思：立川出张所的哪个窗口通常意味着下签，哪个窗口意味着拒签，品川入管的哪个窗口意味着要被叫进“小黑屋”谈话。

• 审查进度也无法查询明确信息。申请之后究竟还要等多久，很多人只能观察社交媒体上“几月申请的人最近收到通知了”，再据此估算自己的申请大概还需要等待多久。

类似以上琐碎的经验共同构成了一套只有外国人才需要掌握的“隐形规则”。日本当然存在入管法，以及相关的政令、省令和指南。但由于具体规定模糊不清，行政机构又拥有广泛自由裁量权，在办理在留相关手续前，我们必须通过熟人网络、社交媒体、互助群组，或者向行政书士咨询，去拼凑出一份官方文件之外的“规则之外的规则”。

这也造成了当前的困境。对于那些天然拥有日本国籍来说，他们看到的是法律条文里并不明确的许可标准，以为外国人似乎很轻易就可获得永住资格，甚至把认为这些政策相当“宽松”（ゆるゆる），从而进一步认为收紧永住申请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难道当前的规则还不够严格吗？恰恰相反，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知道，那些看似模糊甚至“宽松”的规则，在实际审查中可能非常严格，甚至苛刻。

有参与者分享了两个因为他人过失而被“连坐”的案例。 一位日本人的外国人配偶永住申请被拒，因为日本人配偶没有按时追缴年金——这件事对日本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实际后果，却导致另一方的申请被拒，哪怕这位日本人并不是世代主，也会波及整个家庭所有人。

还有一个典型案例：公司某次代扣代缴年金时晚了几天，从而导致申请被拒。申请人本人对公司迟缴不知情、也没有能力干预公司的财务流程，但却要为此承担后果。当规则本身就模糊不清时，“努力做对”这件事本身就很困难，你不知道究竟怎么做才是对，也不知道那些环节的疏漏会被算到自己头上。

这些永住申请中的种种不公遭遇，往往只停留在水面之下不为人知。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经历，提醒后来者，有人把踩过的坑总结下来告诉朋友。但对于从未需要面对在留审查的日本人来说，这些经历几乎是不可见的。 

这也浮现出一个冷酷的事实：制定规则的人，从来没有义务向外国人解释清楚这些规则——因为他们自己不生活在这些规则之下。而拥有投票权的人，大多也不会因为这些规则的变化而受到什么影响，哪怕这些规则过于苛刻，他们中也很少有人想去改变。而外国人顾及自己的在留审查上的风险，也很难公开投诉、抗议或表达反对，只能被动拼凑规则，顺应规则，想尽办法满足这些规则，想尽办法让自己成为一个“不会出问题的外国人”。

二、被遗漏的另一半事实：外国人也在为社会做贡献

讨论中，大家提到了一个共同的感受：日本社会不断增长的排外情绪，很大程度是政府不作为的结果。所谓“共生”，不应该只是单方面的管理和约束外国人，也应该包含提供沟通和理解的渠道，这不仅是政府对外国人的责任，也是日本政府对整个社会应尽的责任。

有参与者提及，加拿大、美国等国家，会发布外国移民对社会经济贡献的数据，例如纳税情况、就业状况以及在各行业的参与程度。这些公开的数据能让普通民众对移民群体形成基于事实的基本了解。而在日本，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机构统计过外国人到底为这个国家创造了多少收入、承担了多少公共事业的负担。

在日本，哪怕是短期签证持有者也要完整缴纳年金和国民保险，而脱退一时金的计算年限目前封顶在5年（今后可能调整为8年），这意味着缴费超过这个年限的部分，无法在离开日本时以任何形式取回。通过各类就劳签证留在日本的外国人也以青壮年为主，医疗资源使用较少，并不是传说中的占用日本的福利资源，更何况大型医院也经常拒绝接诊外国病人。

如果日本政府选择用“对社会的贡献”作为政策正当性的依据，那么至少应该把完整的数据公开，而不是只公布和负面有关的信息。很多议员对政府提出的质询也经常没有抓获重点，他们甚至不清楚外国人到底给这个社会做出了什么贡献。

政府统计的、媒体报道的，往往只是永住者领取生活保障、加重社会负担的这类负面的数据，正面的、系统性的数据几乎不存在——这是一种巨大的失衡。有参与者感慨，从人性的角度可以理解日本社会的不安，但政府收着税金，却并未履行信息公开的责任。一方面不断要求外国人证明自己对社会“有贡献”，那么政府有没有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是否承担起向社会说明外国人真实处境和社会参与的责任？ 

如果政府希望社会形成对外国人的理性认识，那么为什么不能系统地公开这些数据：外国人每年纳税多少？缴纳了多少社会保险？税金都用在什么地方？哪些行业高度依赖外国劳动者？外国人的消费、创业和就业给地方经济带来了什么？如果一个群体长期只被统计“制造了多少问题”，那么公众最终看到的，当然也只是一个“问题群体”。

更何况，一个人的存在价值本就不应该建立在“能为国家创造多少税收”之上。把人放在一架不断计算经济收益的天平上，把每个人都变成需要证明自己“有用”的劳动者和纳税人，本身就是一种残酷的功利主义。人除了工作、纳税和创造经济价值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价值了吗？难道我们只能成为赚钱和纳税的机器吗？如果一个人暂时失业、收入下降、无法工作，他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就不复存在了吗？ 

跨国对照也很让人唏嘘：中国的新闻里充斥着关于日本的负面报道，日本的新闻里也充斥着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双方看到的都是对方最糟糕的一面，而现实远比新闻中的几个标签复杂得多。

讨论中也有人提到，自己生活中遇到的日本人很多态度都很友善，只是缺乏理解，下意识地把外国人当作“语言不自由的人”来看待，这种态度并非出自恶意，可能是因为缺乏理解外国人处境的渠道。

日本的难民政策也同样如此。每年实际获认可的难民人数长期处于很低的水平，但造成这种状况的制度原因、申请者的真实处境，以及他们为什么会来到日本，却很少成为出现在公共讨论中，也没有人了解具体情况，难民接收的数字可能被报道，但数字背后的人却不可见。

讨论到最后，我们发现真正让人感到焦虑的，不是政策变化这一行为本身，而是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里？

为什么决定自己人生走向的重要规则，无法从公开渠道获得答案，而要靠社交媒体、前人经验，甚至“入管窗口的人私下告诉”才能知情？为什么外国人政策的修改如此随意、不考虑政策合理性及后果？为什么缺少完整数据告诉社会外国人每年做出多少贡献——这些在欧美国家查到的信息，在日本却几乎是空白，反而单方面强调外国人带来了多少问题？

当一个社会不断要求一个群体证明自己的价值，却又从未认真向公众展示这个群体真实的生活与贡献时，真正缺失的也许并不是外国人的“贡献”，而是社会看见他们的渠道。 

三、根本原因在哪里：制度设计的问题

讨论会后半段，我们把焦点转向了一个问题：究竟怎样的制度设计，导致了今天的困境？

有人提到，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移民也会遭受歧视，移民政策也随着政治形势变严格。但至少移民”作为一个社会议题，是被承认的、有充分数据统计，有专门的法律和救济制度。平时也能也明显感受到社会上支持移民力量的存在，可以抗衡反对移民的声音，不会像在日本这么孤立无援。

我们并不认为日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没有权利制定或修改外国人政策，而是想追问：一项影响数百万人生活的制度，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制定和修改？政策是否合理？是否有充分的调研依据？是否听取过当事人的意见？是否经过充分的讨论和民主审议？

很多人期待并非是政策永远不变，而是移民体系真正走向法治化、民主化。政策可以修改，但要经过充分审议，要用公平、公正的法律，取代现在这种依靠行政指南频繁、随意调整的做法。

日本的法律规范体系，从法律、政令、省令，到通达、告示和指南，越往上民主监督越强、程序越严格、修改越难；越往下走，行政机关自主权越大、程序越简便、修改越随意，审查越松，越依靠自由裁量。

当前入管法体系，就处于一种奇特的结构中：入管法的法律本身只设计架构、规划大类和上限；真正落到每个申请人身上的具体数字、具体标准、溯源及规则，不需要国会决议、全部被放到了随时可以调整的“指南”里。永住许可和取消相关指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甚至连行政法都算不上。与其说这是一种巧合，不如说是一种结构性的安排，它让这些规则在实务中拥有近乎法律的约束力和强制力，却可以绕开法律应有的民主程序。

如果相关标准被法律明确规定，那么政府在修改和适用新规则时，就需要面对法的安定性、信赖保护以及不利溯及等一系列法律原则，也需要接受相应的司法检验。但如果这些具体标准停留在指南和行政裁量的层面，政府则可以主张：行政裁量权本来就一直存在，指南只是对这种裁量如何运用作出进一步说明，并不是创设新的法律义务。 

这种结构性问题，也存在于外国人的基本人权保障领域。 从宪法层面来看，日本宪法中许多条文以“国民”为主体。外国人能享有多少宪法权利，很大程度上依靠司法判例去解释适用范围——例如著名的マクリーン事件所确立的"权利性质说"：一方面承认外国人在一定范围内享有宪法保障，另一方面也强调部分权利因其性质只能属于日本国民。也就是说，外国人的权利从根子上就是被解释出来的、是可能被限缩的，而不是像日本国民那样由宪法条文直接、无条件赋予的。

生活保护（最低生活保障）就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例子。最高裁判所认定外国人对生活保护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受给权”，只是行政机关基于人道考量给与的，是一种随时可能被收回的善意。再往前追溯，战后原日本殖民地出身者一夕之间被剥夺日本国籍， 也不过是通过一纸行政通知，而非通过正式法律。

这套体系也缺乏专业化支撑。美国有专门的移民法院、移民律师群体；而日本处理在留​​资格事务的主要依靠负责文书代理的行政书士，专门精进入管诉讼的律师更是极少数。在日本的司法考试和法学院课程体系里，入管法从来没有作为独立部门法存在过。这意味着该领域很难形成专业化的知识积累、判例体系、救济渠道，从而发展为“外国人作为社会成员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 

连入管法本身的修改，也历来很容易被安排在国会日程的边角料时段处理，审议强度和公众关注度远低于其他立法。这与“入管法是外国人在唯一真正经过国会审查的规范”这一事实放在一起看十分讽刺——本该是最认真对待的那部法律，往往会得不到认真审议。

美国的移民政策确实严苛，充满争议，但至少是一个被正式承认的社会议题：有专门的部门法、专门的移民法院系统和上诉渠道，而日本长期坚持“日本不是移民国家”，刻意回避“移民”这个词，选择用“外国人政策”“共生”这些词汇代替，这使得对于移民制度的真正讨论无法真正展开。 “移民”在日本的制度上是隐形的，在公共生活里是被边缘化的，在法律体系里是没有独立部门法支撑的，这或许才是我们感到无力和不安的根本来源：不是规则太严，而是这套规则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把外国人当作一个需要被认真对待的对象。 

四、夹缝里的情绪：不安、焦虑，与说不出口的恐惧

政策层面的收紧，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就变成了日常生活里那样说不清楚、道不明的紧绷与不安。 

有参与者提到，自己当前生活里没感受到太明显的差别，但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心理状态。当日本同事开始问她怎么看日本的移民政策，她甚至会开始犹豫，如果自己坦诚说已经开始考虑未来离开日本、去其他国家生活，这件事会不会影响自己的职业发展？

还有人提到，类似动画行业这些领域，本身就很难达到新永住许可标准，让人完全失去对未来的安定感。如果收入成为判断外国人是否“值得留下”的重要标准，那么一些行业的人实际上可能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所谓的“稳定未来”之外。

也有参与者提到自己的朋友，本计划工作几年后休息一段时间，却因为政策的突然收紧陷入绝望，不敢停下来。这种情况，安慰的话很有限，只能劝她就当为将来攒钱，实在撑不下去，再换个国家生活。最近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人在讨论加拿大的EE等其他移民路径， 有很多人在准备法语或者德语，认真考虑二润的选项。人不应该被一张签证定义，可以努力争取自己的权利，也可以批评不合理的制度；同时也可以为自己保留离开的可能性。

有参与者提到了一种让人不安的连锁反应：政策收紧带来的焦虑，正在悄然改变外国人社区的氛围。当永住新规则变得更苛刻时，一部分人开始转而要求“重新审查那些已经得到永住的人”。为什么他们可以留下？他们过去有没有按时缴税？他们是不是也应该重新证明自己？——很像某种“大家都别想好过”的心态。如果这种风气扩散，很可能会让整个社区变得糟糕，当制度不断制造稀缺感，人们就会开始争夺“谁更值得留下”的位置。这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地方。

外国人也并不只是拿着外国护照的成年人。他们包括混血儿童、在日本出生长大的第二代、与日本人组成家庭的人，也包括早已把这里当作家的人。有些二代家庭因为怕受到歧视不让孩子说中文。很多霸凌在无人注意的角落悄然发生，小孩子在学校感到不安和恐惧，隐藏自己的身份，害怕说自己的母语。

政策最终并不只是写在法律和指南里的文字。它会进入一个人的职业选择，进入一个家庭对未来的计划，也会进入一个孩子的学校生活。这些都不应该简单视作只是“外国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日本社会共同要面对的问题。

五、我们能做什么

面对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制度，改变无法一夜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讨论中，我们也尝试去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 首先，可以向政府要求信息公开和调查。也可以给NPO、研究者、大学教授写信，呼吁推动公开外国人对税收、社会体系贡献的数据。改变现在“只有负面数据”的状况。如果只是按照政策要求，不断“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是很可悲的，也是很可怜的，这意味着已经接受了政策设置的框架，也意味着更大的失权。在更恐怖的民族对立和排外事件发生前，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推动制度的改变。

• 其次，可以建立知识共享和法律援助网络。很多人要依靠社交媒体上的“过来人经验”或者私人网络，才能获得支持，这本身就说明信息差巨大，信息公开不够。可以把这些零散的经验整理出来，让更多人不必因为“不知道潜规则”而承担额外风险，也可以让更多拥有投票权的人看到，这套制度实际是如何运作的，而不是停留在“日本对外国人已经够宽松了”的想象之中。 

• 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会让人疲倦，但可以从最小的单位，从能够触及的地方做起 ，这也是一种自处之道。有参与者提到，自己的外国人同事曾在公司会议上公开谈起对外国人政策的担忧，提及自己的压力与焦虑，会有日本人同事质疑“那你为什么还要留在日本”。但每个人留下的理由本就不同，也不该因为质疑一项政策是否合理，就被当作“外人”而被剥夺了发言的资格。

日本人不是一个纯粹的排外的整体，可以通过和同事聊天、和邻居打个招呼、告诉身边的人自己的具体生活，让他们知道外国人也会焦虑，也会疲惫，也会为孩子担心，也会因为未来的不确定而睡不着。“外国人也是人”听起来像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话，但在日本这样的社会里，可能是一件需要不断被说出来的事情。

人不应该被固定在单一的身份标签里。一个人在这里可以是外国人，可以是劳动者，可以是邻居，可以是同事，可以是家长，可以是学生，也可以只是一个喜欢在附近散步、去便利店买东西、和邻居打招呼的普通人。通过细小的日常互动，可以先让身边的人看见一个具体的、真实的“人”。而一个个具体的人被看见、被理解，或许正是改变社会的开始。

结语

这次讨论会是一次梳理，也是一次诉说：我们把那些从未写进任何公开法律条文、只活在社交媒体和口口相传里的经验拿出来梳理，把大家散落在各自生活里的困惑、恐惧、焦虑和倦怠说出来，把这些摆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原来不是自己“太敏感”或者“运气不好”，而是一个整套结构性的问题。

日本作为主权国家，当然有权制定和修改自己的政策，这一点没有人质疑。真正需要追问的，是这些政策如何被制定、被讨论、被推行——是继续依靠行政机关广泛自由裁量的《指南》和不为人知的隐形规则，还是走向一套真正经过充分审议、透明公正的法律体系。我们固然要为推动制度的改变而努力，但在改变真正发生之前，也需要在各自的生活里，找到能让自己继续支撑下去的办法。 

所以，最后还是想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最近的你，还好吗？

如果你也正在因为外国人政策的变化感到不安、疲惫，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无法继续留在这里，希望你知道，你并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把被隐藏的经验说出来，可以把彼此的声音连接起来，也可以为自己保留离开的可能；可以愤怒，可以疲惫，也可以暂时停下来。无论最后选择留下、离开，还是走向一个现在还不知道的地方，我们都不需要先证明自己足够“有用”、足够“合格”，才配拥有自己的生活。

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外国人、劳动者、纳税人，以及其他任何身份。能够被看见、被理解、被平等地对待，本来就不应该是一种需要努力争取才配得到的奖赏，而是每个人作为一个人，应当拥有的尊严与权利。

※本文整理自一次有关日本外国人政策的线上讨论会，内容基于参与者的个人经历、观察与思考，仅代表讨论参与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专业法律意见。内容整理时使用了AI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