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由的民主：從鄭麗文談普京說起

“普京不是獨裁者，他是選舉產生的。”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日前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的這句話，引起軒然大波。批評者指她為威權辯護，支持者則強調她只是說明“程序正當”。

然而，真正值得關注的並非她的立場，而是這句話所折射的當代民主語言的混淆——當“有選舉”被輕率地視為“有民主”，民主的精神就可能讓位於程序的幻象。

美國學者法瑞德·札卡里亞（Fareed Zakaria）早在1997年便提出“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概念，指那些仍舉行選舉、卻喪失自由與制衡的體制。他進一步指出，民主可以分為兩個層面：程序的民主與自由的民主。前者重形式，後者重精神。當選舉仍在運作，但新聞、司法與公民權遭壓抑時，民主便失去靈魂。

俄羅斯是這一現象的極端樣本。總統普京自2000年起主政二十多年，名義上多次經由全民直選，但反對派候選人不是被判刑，就是被取消參選資格。獨立媒體幾乎全部被關閉或轉為國營。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2024年新聞自由指數，俄羅斯在180個國家中排名第164位。司法體系亦日漸服從行政權。選舉於是成為權力的“確認儀式”，而非民意的“自由表達”。

缺乏自由的制度最終也會吞噬理性決策。普京發動對烏克蘭的戰爭，逆轉了俄羅斯自彼得大帝以來追求“歐化”的歷史進程。戰爭爆發後，俄歐貿易額於兩年間驟降七成以上，學術與文化交流幾乎中斷。今日的歐洲議題討論中，俄羅斯已被划出“歐洲政治共同體”之外。這正是不自由民主的代價：當權力缺乏社會校正機制，錯誤將無人糾正。

類似的趨勢，也出現在土耳其與中東歐。自2017年修憲以來，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掌握了議會之外的絕對行政權，央行獨立性被削弱，媒體法限制批評政府言論。結果是通貨膨脹長期居高、青年失業率突破兩成。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則以“基督教民主”之名，將憲法法院改組、媒體國有化，學者稱其政體為“選舉式威權”。這些國家並非一夜之間變質，而是在民族主義與安全焦慮的催化下，逐步犧牲自由換取穩定。札卡里亞所警告的“民主的空殼化”，於是成為現實。

然而，我們也應理解這些“不自由的民主”並非全然出於陰謀。對俄羅斯而言，是長期對“動亂”的恐懼；對土耳其，是宗教與世俗的拉扯；對中歐，則是轉型創痛下的民族回潮。民主的形式可以輸出，但其靈魂——自由、理性與制衡——必須在本土歷史中生長。缺乏這樣的內化，制度的引進便易於扭曲。

這樣的警示，對東亞同樣適用。亞洲部分國家行政效率高，但政治問責不足；另一些國家選舉頻繁，卻陷入民粹與對立。真正的挑戰是：能否在強執行力與制度透明之間取得平衡。例如，新加坡在維持高效行政的同時，仍重視政策諮詢與輿論回饋；日本、韓國則在司法獨立與媒體監督上持續改革。這些經驗顯示，“有秩序的自由”才是民主可持續的關鍵。

鄭麗文的說法，或許並非親俄，而是揭露了一種普遍的語言慣性：我們太容易用“程序”替代“精神”。當社交媒體形成回音室，公共討論被情緒動員取代，民主漸漸從“辯論的制度”變為“動員的手段”。人們在投票時充滿激情，卻在監督與討論時沈默。

真正的民主，不在投票那一刻的喧囂，而在能否自由討論“投給誰、為什麼投”。若要避免“程序正確、靈魂缺席”，至少要守住三道底線：一是資訊的真實與多元——媒體必須能監督權力；二是司法的獨立與透明——使行政權有所畏懼；三是政治競爭的公平與安全——反對派能存在、能發聲。

選舉是民主的外衣，自由是它的筋骨。外衣可更換，筋骨一旦鬆弛，民主就只剩下一具空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