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弹、合法性与现实定义权——一份关于国家暴力边界的风险伦理与政治哲学分析

合法性并非在枪声响起时崩解，而是在统治者决定“携带实弹”进入公共治理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坍塌。

一、合法性的前移崩解：风险被接受之时，而非开枪之刻

政治合法性往往被理解为一种“结果性判断”——是否开枪、是否造成伤亡、是否构成暴力滥用。然而，这种理解在伦理与制度层面都是滞后的。

真正的断裂点，并不发生在暴力被实际使用之时，而发生在致命风险被制度性接受之刻。

当一个政权决定让执法或维稳力量在对内治理中携带实弹，它并不是在进行中性的安全升级，而是在做出一种风险伦理承诺：

• 承认并接受“走火、误判、恐慌升级、指令混乱”等情况下

• 平民死亡具有非零概率

• 且这一概率在政治上是可承受、可管理、可叙事化的

从这一刻起，合法性已经发生结构性破损，与是否真的扣动扳机无关。

实弹的常态化不是安全能力的失败，而是政治说服能力的失败。

当一个国家无法在不接受平民致命风险的前提下维持秩序，它已经承认自己无法通过政策、协商、代表性与制度纠错来治理社会。

二、死亡作为“负外部性”：实弹背后的政治经济学

这并不只是警务或军事技术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深层的政治经济与精神结构问题。

当结构性问题长期存在、而权力与资本结构又拒绝或无力解决时，治理体系会发生一次危险的替代：

将政治失败，外包为生物学成本。

实弹的引入，使“死亡”成为一种负外部性——不是问题被解决，而是问题的代价被转移给了普通身体。

此时，秩序得以维持，并非因为合法性被重建，而是因为：

• 风险被转嫁

• 叙事被封闭

• 代价被个体化

国家不再通过回应社会诉求来维持稳定，而是通过概率化暴力来管理不确定性。

三、兵者，国之大事：为何这同样适用于“对内”

《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这一判断并非只适用于对外战争。

当一个政权将本国民众视为可以承受致命风险的治理场域时，它在逻辑上已经不再是“治理”，而更接近一种内部占领结构。

对外战争中被严肃对待的生命风险，在对内治理中被降格为“维稳成本”，这正是合法性崩解的清晰信号。

四、“煽动者”神话：对群众理性的制度性误判

任何大规模社会行动，都不可能仅靠所谓“煽动者”凭空制造。

如果没有真实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制度性失灵与渠道性阻塞，再高明的操纵也无法长期动员风险理性的社会成员。

民众并非情绪化的乌合之众，而是：

• 会权衡风险

• 会趋利避害

• 会搭便车、延迟行动

当集体行动真正发生，往往意味着：

1. 问题长期存在

2. 正常纠错渠道已经失效

3. 个体理性退路被系统性堵死

所谓“煽动者”，在多数情况下并非不爱这个社会，而是指出了权力结构不愿或不能面对的问题。

真正令统治结构不安的，并不是敌意，而是要求承诺兑现。

过渡说明

本文讨论的是合法性的崩解条件，而非否认一切国家暴力的可能性。

为了避免将上述分析误读为“绝对反暴力立场”，以下两个附录将分别澄清：

• 国家暴力在何种条件下仍可能是正当的

• 以及现实定义权的垄断如何使一切边界失效

附录一：合法暴力的边界

——何时国家使用暴力仍具规范正当性

批判致命风险的常态化，并不等于否认一切国家暴力。

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使用暴力”，而在于：

暴力在何种条件下开始失去合法性。

在政治哲学与人权法的共识中，合法暴力至少需同时满足三项条件：

1️⃣ 必要性：最后手段，而非默认能力

暴力只有在所有非暴力手段仍然真实可用的前提下，才可能具有正当性。

当暴力被用于替代治理能力、掩盖制度失灵，而非应对迫在眉睫的伤害时，必要性已经瓦解。

2️⃣ 比例性：风险分配，而非武器对称

比例性并非简单比较装备强弱，而在于风险是否被尽可能远离非战斗人员。

当平民死亡成为治理过程中可预期的统计结果，比例性已被突破。

3️⃣ 可问责性：为结果负责，而非只陈述意图

真正的合法性不取决于宣称的目的，而取决于是否对后果承担责任。

如果一个系统能够不断以“意外”“误判”解释死亡，却拒绝改变制造风险的结构，它就不具备可问责性。

当暴力不可逆、不可惩、不可审查时，它已不再是法律工具，而是权力属性。

4️⃣ 从条件性暴力到风险治理

决定性越界发生在：

暴力不再是条件性的例外，而成为结构性的常态。

此时，暴力不再保护法律秩序，而是取代了法律秩序。

附录二：现实定义权的垄断

——非法暴力得以持续的认知前提

国家暴力的合法性，不仅取决于如何使用暴力，也取决于：

谁有权定义“发生了什么”。

当政府或执政党垄断了对事件、威胁、意图、真伪的解释权，合法性即便在程序上存在，也已在实质上崩塌。

1️⃣ 从执法到“现实执行”

在健康的治理结构中，法律执行存在于多元解释环境之中。

当权力宣称自己拥有对“暴力”“威胁”“谣言”“正当性”的最终解释权时，执法就转化为现实执行。

2️⃣ 叙事垄断作为暴力放大器

一旦意义被垄断：

• 死亡可以被重新定义为意外

• 不满可以被重塑为敌对

• 结构性问题可以被个人化

暴力不再需要证据，只需要定义权。

3️⃣ “煽动者”作为制造出来的类别

“煽动者”“敌对势力”等标签，并非经验性结论，而是叙事捷径。

在缺乏独立媒体、司法审查与公共辩论的环境中，指控本身就构成了证明。

4️⃣ 叙事控制先于致命风险常态化

在实弹被接受之前，往往已经完成三步叙事准备：

1. 将异议塑造成生存性威胁

2. 预先归咎升级责任

3. 去合法化其他解释

因此，现实定义权垄断不是压制的结果，而是其基础设施。

5️⃣ 多元现实是合法性的必要条件

合法治理要求一种基本的认知谦卑：

没有任何单一机构可以垄断现实而不犯错。

当意义被强制，问责即告失败。

一个垄断现实的政府，不再通过法律与共识治理，而是通过被强制的意义统治。

在这种结构中，暴力无需频繁发生，只需始终“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