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Kenning到美國道德語言

閱讀波赫士《談詩論藝》一書時，我對裡面的兩句話感到疑惑，一個是他提到「挪威文」（按：波赫士原文作 a Norse one，指古北歐（Old Norse），中譯本譯為「挪威文」。） 裡「蛇之水」可以比喻為「血」；一個是「美國在判斷一件事的時候向來有從道德上判斷是非的觀念」。這兩件看似無關的事，卻讓我意識到——語言從來不只是字面意思。前者是詩人讓語言多繞一圈，為了看見更多；後者是一個國家讓語言多繞一圈，為了遮住什麼。

「蛇之水」（the water of the serpent）並不是現代日常語言裡的直觀比喻，而是古北歐詩歌中的「比喻複合詞」（kenning），這是一種迂迴的譬喻，常用兩個或多個名詞組合，把原本簡單的事物變成需要解碼的詩性謎語。譬喻的關鍵不在「蛇」本身，而在中介關係。波赫士說在這個比喻中「劍」被想成一種本質邪惡的生命，如同「刀劍嗜血」，刀劍會把人血當成白開水一樣飲下。至於蛇與劍的相似，他並未明說，或許是因為蛇在古代北歐的想像中也是一種邪惡的生命？（按：「耶夢加得」(Jörmungandr)，北歐神話中的毀滅之蛇）那麼蛇所飲之「水」，也就暗指劍所飲之液，也就是「血」。

這樣的比喻對我來說是陌生的，我懂波赫士後面說的「刀劍嗜血」，卻無法理解「蛇之水」跟刀劍、血之間的關係。因為我不在北歐文化下生長，所以無法參透這樣的底層語言密碼。而波赫士之所以迷戀 kenning，正是因為它既是比喻，也是謎語、密碼與小型迷宮。它讓語言多繞了一圈，繞出了一個新天地。

至於第二句話，對我來說之所以覺得困惑，則是來自時空環境的差異。「美國人習慣從道德上判斷是非」這句話，放回波赫士的語境及時代是一種對美國文化氣質的觀察。美國文化確實習慣道德化地理解世界，這不是「純粹的假」，而是一種「理想」。美國社會內部的清教徒傳統，一路延伸至今，常把政治與公共事件轉化成「自由／暴政」、「正義／邪惡」、「文明／野蠻」這類的道德框架，以及二分的公共語言。1967年的波赫士，眼中的美國，是帶有早期道德理想的共同體——一套關於自由、民主、人權的道德主張，再加上清教徒底色所建立的，是「山巔之城」（city upon a hill）的自我想像。那時候的美國能夠振振有詞且理所當然地讓全世界相信它是道德、正義的化身。

但是看過反恐戰爭、伊拉克戰爭的我，卻很難天真地將「自由」、「民主」、「人權」、「國際秩序」這些詞視為純粹的道德語言。當這套道德語言被嵌入霸權機器之後，除了強大的軍事力量外，還有美元、科技、國際組織以及風靡世界的好萊塢電影，這是一整套包裝成正義、理念，且自詡為世界警察的道德語言，它並不是明火執仗的「帝國」及「霸權」。可是當一個霸權國家壟斷這些詞彙的時候，它就不只是簡單地在描述對錯與是非，而是在對世界的是非對錯下指導棋。於是「道德判斷」裹挾了一套強權運作的模式，一旦你不在它的是非對錯之中——制裁的規矩便隨之而來。

波赫士說的是美國文化的根，是一個建立在理念之上的國家；但是站在2026年的我，看到的是這套道德語言的些許諷刺，一邊高舉是非、道德，一邊卻做著最赤裸的利益算計。所以我的困惑，是霸權機制在美國道德語言包裝下所帶來的陰影。

「蛇之水」與「美國對事情的道德判斷」，這兩個看起來不相關的問題，經過層層的剝解之後，在同一個節點上有了交會——語言從來不只是字面意思。Kenning 的不直說是為了讓人多看見一層，而美國道德語言的不直說則是讓人少看見了一層。兩者都曾讓我困惑，方向卻完全相反：一個是解不開的驚嘆，一個是看穿之後的不安。

（本文在與 AI 對話的過程中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