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元祭為何是「雞籠」而不是「基隆」｜ 宗教儀式所建構的民族認同

本篇取自美國歷史學家戴維理（Evan Dawley）的著作《成為臺灣人：殖民城市基隆下的民族形成（1880s-1950s）》。

從清朝到當代，臺灣的宗教祭典歷經多次政治變遷與文化衝突，卻始終保持其作為臺灣人認同表達最重要途徑的地位。

其中，中元祭作為全台最大的宗教盛事，主辦團體曾特此正名為「雞籠」中元祭，以便凸顯台灣曾經的移民歷史以及民族多元性。

儀式作為社會建構的力量

美國宗教學者 Catherine Bell 指出，儀式正是「形成社會群體的材料」，這個概念在臺灣的宗教祭典中得到充分體現。

中元祭作為全臺宗教界的年度盛事，其重要性不僅在於宗教意涵，更在於中元祭能夠跨越年齡、階級和族群界線，將不同社經背景的人們聚集在共同的儀式空間中。

這種集體參與的過程本身就是認同建構的實踐，參與者通過共同的行動和象徵，強化了對群體的歸屬感。

在臺灣的歷史脈絡中，宗教祭典確實承擔了這些功能，特別是在面對外來政權統治時，祭典成為維繫本土文化認同的重要機制。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國民黨統治，宗教祭典始終是臺灣人表達文化主體性的重要場域。

中元祭的社會功能

中元祭源自道教地官大帝誕辰和佛教盂蘭盆會，在東北亞各地都有不同形式的表現。在臺灣，這個祭典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和社會功能。美國人類學家魏樂博（Robert Weller）指出，

「溺死鬼特別危險⋯⋯煤礦、軍營、古戰場和其他常發生暴力死亡事件的地方也聚集許多冤魂。」

臺灣歷史上充滿了移民過程的險阻、叛亂和分類械鬥，以及危險礦區造成的非自然死亡，這些歷史創傷使得撫慰孤魂的中元祭在臺灣具有特別深刻的意義。

中元祭的跨宗教性質和無階級區分特徵，使其成為整合不同族群、緩解社會緊張的重要機制。在農曆七月期間，人們相信鬼門開，孤魂野鬼會來到人間參與活人招待的盛宴。

這種信仰不僅反映了對死者的關懷，體現了臺灣社會對歷史創傷的集體記憶和處理方式。透過宗教儀式，社會得以面對和化解過往的痛苦經驗，同時強化了群體的凝聚力。

宗教作為臺灣認同的核心要素

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前，日治時期和中華民國統治初期的發展已根本性地形塑了臺灣人的認同，而其中最重要且持續的就是臺灣人對宗教的虔誠信仰。

根據內政部統計，臺灣共有一萬三千多間廟宇，這個驚人的數字使得廟宇成為臺灣城市景觀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元素。這些廟宇不僅在數量上龐大，在社會功能上也極為活躍。無論是香客的頻繁造訪、神佛前的虔誠上香，還是每年至少一度的祭典活動，都顯示了宗教在臺灣社會中的深層影響力。

虔誠信仰的根源雖然可以追溯到中國東南的地方社會，但面對日本和中國政權多次試圖改革甚至根除當地寺廟和祭典的努力，臺灣人一再激烈地挺身捍衛，使宗教成為現代臺灣民族性中絕對根本的面向。

這些宗教機構和祭典活動成為臺灣人表現認同時最大眾化的方式，參與宮廟活動構成了「成為臺灣人」這項實踐的基礎。

中元祭的政治抵抗

基隆中元祭與慶安宮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它們與基隆乃至整個臺灣人意識的密切連結，在 1955 年後的發展中充分展現了臺灣人如何運用歷史傳統來回應政治壓力。

戰後，中元祭曾短暫停辦，1948 到 1950 年代中期復辦時，國民政府頒行新法限制其時間和規模。然而，基隆人和其他地方的臺灣人並不理會這些限制，仍堅持舉辦大型祭典。

1959 年，基隆居民公然反抗官方限制，為單單一天的祭典籌措超過 1000 萬元，並募集到格外龐大分量的食物和其他供品。

這種誇張的炫示被國民黨當局採取負面理解，或許認為是對他們戰敗逃離中國大陸十週年的一種刻薄表示。這個事件清楚地顯示了宗教祭典如何成為民眾表達政治不滿和文化抵抗的隱性管道。

隔年，市府官員召集各大姓代表組成「改善中元節祭典座談會」，但這並非真正的協商平臺，而是單方面強調宗教活動節約的重要性，並頒布三年計畫要革新大眾習俗。這種做法反映了威權政府試圖透過行政手段控制民間信仰的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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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基隆改成雞籠

1961 年，市政府在港口東邊的中正公園搭建新的主普壇，取代市中心附近許家 1930 年興建的舊祭壇。官員選擇了一處可以俯瞰全市的地點，新祭壇比舊的更大，周圍空間也更寬闊。

然而，在地的基隆人直到 1974 年才開始使用新祭壇，幾十年來他們拒絕放棄商業區（慶安宮）那個擁擠的位置。

這種對空間的堅持具有深刻的政治意涵。舊祭壇位於市中心的商業區，是民眾日常生活的核心地帶，祭典在此舉辦能夠最大程度地融入社區生活，體現宗教與世俗生活的密切結合。

相對地，政府選擇的新地點雖然更加宏偉，但其遠離市中心的位置和俯瞰全市的象徵意義，更像是國家權力的展示平臺。

甚至在 1984 年重新規劃祭典時，在地團體決定以 1885 年以前的舊稱「雞籠」為名，好提醒大家中元祭的地方性及其文化上的根源，而非國族的。選擇這兩字，正是指涉了漢人在台灣的長期移民史，但不會將其連結至中國民族國家。

基隆人長達十多年的抵制，表達了他們對國家指定如何舉辦中元祭的排斥。這種抵制不僅是對空間使用權的爭奪，更是對文化詮釋權的堅持。民眾透過對舊祭壇的堅持，維護了中元祭作為民間自主文化活動的性質，拒絕讓其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工具。​

從中元祭的例子可以看出，宗教祭典的意義不僅在於其宗教內涵，更在於其作為社會整合機制的功能。同時，宗教祭典作為文化抵抗的歷史經驗，也為當代民主社會中的文化多樣性保護提供了寶貴的參考。民眾對文化傳統的堅持和創新能力，顯示了公民社會在面對政治壓力時的韌性和創造力。

臺灣的宗教祭典經驗顯示，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傳統必須植根於民眾的日常生活，並能夠回應社會的實際需求。只有這樣的文化實踐，才能在歷史變遷中保持其活力，並持續為社會提供認同的資源和凝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