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从未终结

深夜，我拿笔开始写下这一段，在距离元旦还有十一天的时候。

最近几个月，我写不出一个字来。井枯干了。于是我拼命汲水。我想我还远远达不到用塑造代替描述的时候。写作是一门手艺，譬如摄影，譬如作画，要多写，可是我写不出一个字来。

我写不出一个字来，于是我开始阅读。有一段时间，我翻来覆去地读《流动的盛宴》，反复读反复读，这书很短，我从头读，从尾读，从中间读。读了李文俊的译本，但是最喜欢的还是汤永宽的译本，微信读书上的这个版本有很严重的错排，于是原文也找来参比着读。我知道“流动的盛宴”是因为一位朋友的网名，然而当第一眼看到她的网名，我想到的却是鲁迅：“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我想她一定是一位严肃的女孩，不料她告诉我她从来不看鲁迅，因为鲁迅太严肃。于是我开始读《流动的盛宴》，并且一下子就爱上了它，深深地爱上了它。可是那个女孩辞职去留学了。女朋友跟我也分了手。

我开始想象上海就是巴黎。我每天早上也是饿着肚子，想着吃苦也是吃。我把所有的钱都打给我的父母，有时一天一分钱也不花。这种体验确实很快乐，“年轻时的苦日子”总是那么甜，我所敬仰的人都经历过，包括B站的峰哥。有那么一两个月，工作日我就只有四件事：上班，加班，读《流动的盛宴》，去B站看峰哥。简单，充实。

峰哥也有“年轻时的苦日子”，也在上海。他每天早上去便利店买饭团，然后上班的路上吃，那种饭团我也吃过无数次，好像是不到3块钱一个，紫菜包着米饭，米饭里有酱，我最喜欢的是金枪鱼酱，虽然基本上没什么味道，而且吃得时候很噎嗓子。峰哥属于站在风口上的人，零几年的程序员，因为偷了几包薯片被第一家公司给开了，然后认投了一家大型网游私企，那个公司的老板搞了一句广告词，全国皆知。后来峰哥又辞职去深圳创业了，24小时吃住在办公室里，过得很苦，万幸搭上了短视频刚刚兴起时的潮流，从此扬名立万。老爹也站在了风口上，那时的文艺界果真群星璀璨。艾略特在伦敦可以相对轻易地加入布鲁姆斯伯里团体，老爹在巴黎同样轻易结识了成堆的“手艺人”。他是这么跟菲兹杰拉德认识的：“那天我正在德朗布尔路上的丁戈饭店的酒吧间，跟一些毫无价值的人坐在一起，这时他走了进来，作了自我介绍。”于是他们就成了挚友。简直无法想象。《巴黎评论》的记者曾经吃惊为什么庞德“到欧洲之后很快就能结交最优秀的活着的作家。”我想除了他的独具慧眼（挖掘了海明威，艾略特，乔伊斯），还在于那时的巴黎作家含量实在太高，太浓。当时的中国也是这样，胡适称那个时期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亦步亦趋跟随了胡适数年的我，一直深以为然。那时的启蒙家们互相辉映，将陈腐的古国点亮，他们所倡导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胡适语），是中国文艺应该要呈现的大江大湖。可是现如今呢？我现在看中国的艺术创作，诸如影视及文学，总是觉得很无聊，因为它们不是自由（自然）的——野外摄影师都被坏狮子给吃了，好狮子都被坏狮子赶到了威尼斯。不是自由的就不是真实（自然）的，不是真实的就没有深度，脱离了普罗大众的艺术创作只是创作者的自嗨。当然艾略特会反对我的观点，他抱怨着流行文化，抱怨着海明威，但那是艾略特在修剪英语文艺的枝杈，我们连好的土壤都还没有，枝芽都还没发，还谈不上修剪。在短视频（以及中视频）和网剧这些新形式的文艺创作上，我反而看到了蓬勃的生命力，比如峰哥，YanGeographer，Mike Okay（老哥孤身勇闯新疆），雷探长等等，可是最近坏狮子们又开始收紧对短视频的围猎了。之前我有一个电影学院的室友，有一次被我抓到在看《乡村爱情》，他说他会从这部剧里寻找灵感。这种纯乡土的创作，哪怕剧情水准低下，也不影响大众的喜爱，因为它更真实（自然），更接地气，剧里浓郁的东北风味包裹着我们，本山大叔的成功就在于此，他的伟大也在于此。《马大帅》、《刘老根》，这些就是他贡献给我们的好的土壤，正是有了这些土壤，搭配上东北“铁锈地带”的落寞，东北文艺才能异军突起。《白日焰火》，《漫长的季节》，《Hello！树先生》等等等等，这些阳春白雪和《马大帅》、《刘老根》是一个整体，一直可以追溯至《呼兰河传》，共同展现了一种自然地文艺与大众的互动与发展。而非自然地管控则近似于拔苗助长，只会导致文艺创作的空心化，空洞化。我想看到的是“自由（自然）地创作”，即使低俗下流。低俗下流总会流变出高雅——Hip-hop从地下8英里到中国有嘻哈的整个发展过程就是一个明证。17年暑假的那个“中国有嘻哈”是一个巅峰，PG One光芒万丈地唱出：“为了真实，为了地下，为了自由，为了Hip-hop。”如果之后放任自流，说不定可以江河万里（其实已经外溢到台湾），可惜看不见的手（快变成了看得见的手）又一次发力，把一切都扼杀，我想这应该就是我们永远不会有华流（比肩日流韩流）的根本原因。中国人总是很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根植于我们的内心，这种紧迫感衍变成对走岔路的恐惧感，最终和保守主义（新儒家等）融合变成极其膨胀的控制欲，而这种欲望将戕杀一切多元化的倾向。永远保持“中庸”，那么谈何创新？没有创新就只会再次陈腐下去，变成一潭死水，“‘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这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一切，不过是死水微澜。

我的上海和老爹的巴黎有着本质的区别。普契尼写巴黎穷艺术家们的《波西米亚人》，细腻鲜活，于是一群群穷艺术家们在巴黎亲身出演这部剧作，包括老爹。这样的巴黎是流动的，一直流动到现在，夏天的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在国内引起群嘲，我看了一些切片，却很是羡慕，羡慕那种多元化，更羡慕其中的包容。“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如果说胡适一无是处，那么这句话就是他最大的功劳所在。中国人向来没有容人的雅量，譬如说，你自有你对日本（人）仇恨的自由，ta也有ta穿和服的自由，但是以仇恨的自由限制ta穿衣的自由，这就是专制，这就会导致暴政。我们的自由绝不能侵犯别人的自由——峰哥在日本大阪最高峰金刚山上高举五星红旗，高唱我爱你中国，还是有日本妹妹跟他搭讪——这应该是公民的常识，但是偏偏我们往往没有常识，所以常常出现很多很多有违人性的事来。这点不容忍反映在文艺创作上就是单调化，讨好化。为创作者的创作限定边界，就好像高考语文里的命题作文：“脖子以下不能写”，“不能有血腥暴力色情的画面”，“不能有这样那样的敏感词”，“莫谈国事”，这一切都满足了之后，广电总局的老爷们还要审查。余华回顾张艺谋拍《活着》的时候：“记得张艺谋每天说的话都是，这个细节要修改一下，要修改成怎么怎么怎么，这样，审查就可以通过了。那个时候我对张艺谋很佩服，我心想，他怎么对共产党这么了解。然后，按照他的意图改完了，审查还是没有通过，所以从此以后，我就不再佩服张艺谋，而我佩服的是共产党。”《亮剑》，《芳华》，《活着》，《红高粱》，如果看过这些电影再去看小说，会非常痛苦，而如果看完小说再去看电影，只会觉得索然无味。电影里对小说的裁剪，跳跃，拼接，以及美化，无疑是中国电影的耻辱。唯有陈凯歌拍出了自由的创作，将小说升华，为世界留下了真正不朽的艺术品，让世界为我们侧目。可惜竟是绝响。我特别喜欢蝶衣为日本人唱堂会的那个片段：杨贵妃旋转着，在满是抗日传单的舞台上，台下是焦躁不安的群众，被逼着来看这台戏。鼓点越来越急，“dance fast dance faster”，穿插着汉奸呵斥小楼；袁四爷和青木相继起立鼓掌；观众仿佛忘却自身处境，纷纷叫好起哄等画面。但这一切与台上无关，蝶衣只是自顾自地旋转着，忽明忽暗，最后倾倒在地，然后一个面部特写，凄美，紧接着小楼奋起，拿着茶壶砸了汉奸的头，壮烈。这个片段将艺术与大众和权贵的互动展现得淋漓尽致。类似的画面也出现在《走向共和》里：同样是唱堂会，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夜。光绪与翁师傅在和李鸿章争论是否向日宣战，正在争执不下的关头，李莲英带来了太后震怒的消息——原来太后寿宴的堂会必须重臣和皇帝的点缀。无奈心急如焚的他们只好悄然而至。光绪帝冷不丁搬了把凳子坐在了台上，开始为舞者打起鼓来，两对武生随着鼓点翩跹起舞，太后欣慰地笑了起来。鼓点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舞者也越跳越快，越跳越快。特写镜头胡乱地在太后，皇帝，大臣，舞者和击鼓之间快切着，鼓点越来越快，越来越乱，光绪表情越来越狰狞，但是一切无言，只有皇帝沉重的喘息和啜泣。这富有强烈张力的一幕蕴含国仇家恨，点明了近代中国的一切无奈。“优秀的文艺作品的出现，其先决条件在于有个人、自由的存在。”，而“从多方面去激发人性中最基本的力量和人内心的创造力比单方面地挑逗消极性的冲动更有助于当前的紧急任务”。《霸王别姬》、《走向共和》让我更爱国，而且自豪骄傲。

老爹的巴黎，做完爱，会发现月光照在屋顶。《失乐园》里也有在月光下的男欢女爱。可是现在我怎么都找不到月光，在上海。和老爹不同，我总是想着从上海出走，走之前像霍尔顿一样“用他妈最大的嗓门喊一声：‘好好睡吧，你们这帮蠢蛋！’”希望可以惊醒所有在上海的人。上海有一个无形的墙壁，必须用金钱去翻越，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大部分建立在这金钱梯的基础上。老爹结识的那些手艺人们，他们打造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富有美感的艺术域，老爹可以从作曲家那里学习和声与对位法，可以从塞尚的画里学到“写简单而真实的句子远远不足以使小说具有深度。”这种不同艺术，不同艺术家互相的浸熏让我心向往之。而在2024年的上海，尽管被称为全中国最潮流的城市，哪里有丝毫的艺术气息呢？“搞艺术的”在当前语境下成了一种负面的形容，是脱离实际的象征，这既是金钱至上的实用主义对大众的影响，也是一些当前创作者们自己的不争气所导致。“手艺人”们应该把标新立异带进自己的作品而不是自己的穿搭，话语和做派上。伍迪艾伦的《曼哈顿》认同着我，我怕变成艾萨克，但是我想去他的曼哈顿生活，就像我想去老爹的巴黎。不是因为那里的高楼大厦（我讨厌高楼大厦），是因为那里的混乱感，上海太“协调”了，我是说在人心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害怕这标语，以及上海和全国街头所有的标语，它们在散发一股臭味儿，我远远就能闻到。我觉得它们是三尸脑神丹，吞下了它们，便不得不为其所控制。但是我看周围的人们不乏吞下它的，竟若无其事，还说它们如何如何香甜，进而理直气壮起来。每当有这样的人出现，我总不免离ta远一些，因为我总觉得很讽刺，很魔幻。在外滩周边充满着洋房洋楼等充满外国殖民地风情的建筑，深受市民的追捧，标语上写的却是“文化自信”，这让我很困惑，到底为哪个文化自信呢？更深一步，我想问现在的青年人所喜爱的一切，有多少是100年来，或者说建国以来（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创造呢？当然以我的拙见，一切不过是拾人牙慧罢了。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自由（自然地发展）的缺失。“万山不许一溪奔”，拦截住了正流主流，恐怕之后只会引发乱流，我时常对此忧心忡忡。

忧心忡忡的日子里，我也会正常的工作生活，装得仿佛无忧无虑一样，这符合《流动的盛宴》的风格，老爹从未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慌张感，除了他不断在强调“我必须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来”。我不知道我必须干什么，之前的我总是知道：我必须考上一所大学；我必须去美国留学；我必须找到一份工作；我必须找个女朋友；我必须体验分手。直到现在，我迷失了，恍惚了，特别是我发现我置身于艾略特的荒原里，“耶路撒冷雅典亚历山大/维也纳伦敦/不真实”，我已经开始生出“持续不断的错觉”，我总觉得我正在经历的一切之前经历过，或者在梦里梦到过，也许我正身处南极，而在梦幻里经历这一切吗（庄生梦蝶）？这让我想起《噩梦娃娃屋》，一部精彩的恐怖电影。是啊，还有电影。《抓娃娃》是我的年度最佳国产政治电影（注意前缀），它无意或有意的政治隐喻打动了我，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那个小孩儿，从小便被保护起来，成为温室里的花朵，在一个个围墙高筑的监狱里成长，作为号称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度，对校园安危的担忧竟如此之深，特别是大学。我一直在想象，大学没有了围墙之后会发生什么？何况大学生总归是要出校园进入社会的。这简直跟防疫一模一样——“全面清零”然后全面放开，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浪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最终还是全面感疫。这种模式可能预示着未来，总有坏狮子们管不住的时候，高压锅总有爆炸的那一刻。《抓娃娃》不仅止于此，沈腾的嬉皮笑脸同样刺痛着我，他好像没有全然认识到他毁了一个孩子的一生，他还是带着那种“明天会更好”的积极自信，甚至还想再生一个。多少鲜活的生命泯灭，从《野百合花》到《夹边沟记事》再到我不敢说不愿说的四十年内发生的一切绞杀，“再生一个”可以补偿吗？再生的那一个长大之后会更好吗？鲁迅先生早就给出了答案：“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我是早已经抛弃幻想，引颈就戮，就像艾略特一样“不再希望转身”。鲁迅先生还提到“醉虾”，我就想到我小时候读到过的动物的“杀过”行为，不知道为什么印象极其深刻，“肉食动物不以觅食为目的地杀戮或戏弄猎物。”本来可以一击毙命，偏偏让它挣扎，然后将挣扎扑灭，享受绝对力量带来的快感。

我好像总是过于严肃了，老是想着什么政治呀，文艺呀，一部简单的《抓娃娃》，我竟能延展出这么多。基于种种原因，我好久没去电影院了，记得王朔之前唱衰电影院，说之后没人会去那里，我也很赞同，可是现在还是有那么多人去，我觉得不是我们俩的问题，是“那么多人”的问题。我怀念王朔，不是怀念他，是怀念那个时代的电影和文学，那些充满所有的人名：顾城（最狂的风和最静的海）、北岛（我决不会交出你）、海子（只身打马过草原）、王小波（只读过《红拂夜奔》，本科考试周速通，全忘了）、史铁生（你别以为是我忘了）、崔健（一颗流弹打中我胸膛）、何勇（只要你活着你就不能停止幻想）、三毛（东方有火红的希望）……我不记得那个时代，大学之前的事情我差不多都忘了，大学的事情我也都忘了，我只记得跟兄弟比赛读书的数量，到最后我输了。但我赢了，因为我明白了数量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绳子——就像乔布斯说的——“connecting the dots”的绳子。我是健忘的，但是我忘不了“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既是指那些美好的逝去的光阴，也是指那部电影。它是最好的，它包含了一切，那批大院儿女就是现在的广大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扩大化就变成了我们的生活。我的写作深受它的影响，姜文用这部电影怀念他的青少年时代，我用这篇文章怀念我的2024以及更多。它的反面是《一一》和《独立时代》，两部电影揭示了中产阶级的敌人是荒诞和空虚。《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阳光灿烂的日子》很像，它吸引我读了《战争与和平》，以武侠小说的方式，但是它描绘的不是美梦而是不美的梦，就像《小武》一样，我时不时会想起《小武》，这部电影总让我想起我的那个小县城，我老是会刷到县城的老视频老照片，色调和《小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小武》里的方言也很接近我的方言，我很爱这部电影（但是只爱贾导这部电影，因为没有他老婆），以及电影里用方言唱的《霸王别姬》，“我站在，烈烈风中”。

说起来，我去年还见过一次贾导，但是完全不像老爹在流动的巴黎见到那些伟大的人的场景那样。贾导去了上海影城参加魏书钧《永安镇故事集》的映后，带着前沿儿很长的鸭嘴帽，我甚至都没有看清他的脸庞，他讲了几句话然后下台，见了跟没见一样。魏书钧后来那部《河边的错误》我也去看了，在恋爱的时候。她很喜欢看电影，我跟着她看了好多，维系我们关系的主要就是电影，于是我们分手了，我们都不够浪漫，无法一直沉醉在电影里，无法为了电影舍弃一切。她很穷，是真穷，而我是装穷，她让我发现了我自己的虚伪。我永远无法摆脱物欲的缠绕，尽管我在努力。身体之外的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我把它变成我的咒语，就像“阿弥陀佛”一样。在环境优美的餐厅里吃饭，名牌衣服，香水，珠宝，包包，发型，按摩，我逼迫自己恨这一切精致（的人），这是种文革式的恨意，是世世代代的农民祖先遗传给我的。然而我总是会怜悯自己，怜悯害了我。想着去吃顿好的吧，去喝杯酒吧（老爹教会了我威士忌兑水的美味，点一杯威士忌，要四杯水，我能喝两个小时），不想坐公交和地铁了，打车吧。她让我知道我永远也不能真正看懂《流动的盛宴》，但是她却让我更了解中国，这么想来，我是跟中国分了手。性为老爹带去了灵感，他在处理与女性的关系时游刃有余，我喜欢他的《度夏的人们》（这篇短小的小说放在今日中国，恐怕早已封禁），“光凭爱情会叫人害怕”，我想这就是他的诀窍。而这诀窍在他还是尼克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和卡尔维诺一样，我同样也喜欢《大双心河》，“一股好闻的帆布气味。已经带有一些神秘而像家的气氛了。”我喜欢一切描写帆布的场景，艾略特写过船帆的味道，《静静的顿河》（我的圣经）里关于帆布的描写一直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商店和咖啡馆门前的帆布凉蓬在人行道上洒下一片片懒洋洋的、橄榄黄色的阴影”。其实，《大双心河》在《流动的盛宴》里出现过：“我坐在一个角落里，午后的阳光越过我肩头照进来，我在笔记簿上写着。侍者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咖啡，等咖啡凉了，我喝下半杯，放在桌上，继续写着。等我停下笔，我还是不想离开那条河，在那里我能看到水潭里的鲑鱼，水潭表面的流水拍打在阻住去路的圆木桩组成的桥墩上，平静地激起波浪。这个故事写的是战后还乡的事，但全篇没有一字提到战争。”它的确呈现了那个精确的时刻，我们所置身于的“中产阶级思想危机的一个精确时刻”。奇怪的是，卡尔维诺竟不喜欢《乞力马扎罗的雪》，那些回想的片段写得真是极好，比如在安纳托利亚附近，“整天穿行在种着罂粟的田野里”。我喜欢老爹的一切短篇，特别是关于尼克的所有故事，那些最有诗意的故事。从老爹创作生涯初期开始，他描写最好的就是钓鱼，这个行为的描写让他在晚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老爹总是有那么多爱好，钓鱼，看斗牛，赌马，滑雪，而且他熟知有关他爱好的一切。

后来，我不得不与老爹和峰哥暂时告别，因为我的思想也是流动的。我转而去与艾略特交往，更加晦涩难懂。字词的音韵，意象的叠加，混乱和混沌，《荒原》和《小吉丁》，“虚幻的城市/在冬天早晨的棕色浓雾下/人群流过伦敦桥，那么多人”，“要记得那些关键的时刻/你的死，你的生，与你的改变/记得痛苦和孤独的失眠夜”，“什么时候黑色河流的水面/是一张满是泪水的脸？”。每当读艾略特的诗，“灵视”就在我脑海里浮现。葛利高里变成了我，我骑在马上，在草原上游逛，在红军和白军之间，在妻子和情人之间，手里拿着马刀，不知疲惫地冲杀。艾略特知道如何挑起读者隐藏而深远的不具名的思绪，他让我回望老爹。老爹也终将与巴黎告别，在战火纷飞的时刻，他去了他深爱的西班牙，他在西班牙开始为共产国际工作，之后还来到了抗战时期的中国。至此，老爹带给了我另一种情绪，对理想和希望的英勇追求，和希望破灭时分的悲痛。加缪说：“我这一代人将西班牙铭记于心。他们在那里明白了，一个人可以是正义的，但他还是会被击败，武力能征服人的精神，很多时候，勇气不会得到褒奖。”但纠缠我的还有更多：老爹，加缪和奥威尔，他们所愿意洒热血的那个希望和理想，与现在的利维坦是同一个抽象的事物吗？他们的无畏地支持造成了今日我们的惨状，如果他们地下有知，是否会为了我们忏悔呢？奥威尔已经忏悔了，他一定读过《过秦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从此，我又有了对老爹的轻蔑和恨意。数不清的情绪在我心里翻滚，让我兴奋，恐惧，索然无味，让我与一切抽离。“我是复活，是生命/我是那持存又流动的事物。/我是妻子，是丈夫/是利刃也是待宰的牺牲/我是火，也是火底的油膏。”艾略特知道人性里的蠢蠢欲动，这是人类的本性和原罪，他讨厌海明威，却促使着我与老爹的和解。爱老爹，就要爱他的一切，老爹的局限性在于，他并不真正理解“共产主义事业”意味着什么（他不知道纳粹的全称？），但是他有支持正义的理想，他也只有这理想，因为当时的世界是如此的年轻。那一代人留给我们的唯一遗产就是“反抗”，即使充满无知，就像那副照片传达的一样——在巴塞罗那科隆酒店屋顶上，背着毛瑟枪的那个天真烂漫的反抗者。即使不会受到褒奖，即使忧心忡忡，我们也要坚信“大江东流挡不住”，这才是《老人与海》的真谛。

“伦敦桥倒坍了 倒坍了 倒坍了”，2024也流逝了 流逝了 流逝了。现在，距离元旦还有半个小时，这11天我记录与遗忘了我的流动的精神状态，以备日后不断地回看或不看。我试图用蒙太奇的方式来书写，就像《教父》、《安妮霍尔》、《灿烂人生》里的那些片段一样，可是我知道书写自己是危险的，我删削并改动了几乎所有的段落，来保持面纱不致脱落（毛姆就这样被剔除了），这影响了行文的美感，我还在学习如何平衡这一切（从自传体小说里）。我正处在一段行程中——从艾略特读到鲁迅，崎岖起伏。其实艾略特与几个中国人是很相熟的，但是我不想走那条捷径，我想走出本没有路的路，希望乔伊斯和福克纳对我友善一些。阅读和写作是两码事，娱乐阅读和严肃阅读也是两码事，选择了后者，就注定有着痛苦与焦灼，我视它们为对我的试炼。

新年的钟声马上敲响，那是第一声啼哭还是丧钟悲鸣？新生与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