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幻覺與最後一次誤判

引言：為什麼在此刻重談「誤判」

每當高度集權的政權陷入危機，輿論場上往往迅速出現兩種解釋：一種將一切歸因於個別領導人的邪惡或愚蠢，另一種則訴諸外部陰謀與地緣政治的操縱。這些說法或許能暫時安放情緒，卻很少真正觸及一個更耐人尋味的現象——為何相似的誤判，總會在不同國家、不同時代反覆出現？

這篇文章並不意在指控某一個政權，也不試圖預言任何具體結局，而是想討論一個更普遍、也更令人不安的問題：為什麼高度集權體制，往往會在最需要清醒的時刻，集體走向幻覺？

這個問題，對中國大陸的讀者如此，對曾經歷威權統治、完成民主轉型的臺灣社會，同樣並不陌生。

一、合法性不是歷史敘事，而是當下機制

現代政治中的合法性，從來不只是「如何建立」的問題，而更是「如何維持」的問題。

歷史上，許多政權的誕生都伴隨戰爭、革命或威權統治，但其中一部分，最終透過制度化的選舉、責任政治與歷史清算，逐步獲得了社會的重新授權；另一部分，則選擇凍結歷史、拒絕反省，將合法性永久寄託於勝利敘事與強制力量。

區別這兩者的關鍵，不在於起源是否「正義」，而在於當下是否存在：可競爭的政治機制，可表達的反對空間，可被追究的權力責任。當一個政權同時否認歷史錯誤、壓制現實異議時，合法性便不再是一種社會共識，而只能靠維穩與恐懼支撐。

二、權力致幻效應：從服從到迷信

長期高度集權，會在統治核心內部產生一種可預測的心理結構，可稱為「權力致幻效應」。這並非個人性格的偶發偏差，而是制度運作的必然結果。

1. 命令—執行的錯覺

在缺乏反饋與糾錯的體制中，命令之所以被執行，往往源於恐懼、利益交換與路徑依賴，而非命令本身的正當性。然而，統治者極易將這種結果誤認為自身意志的自然延伸。而當外部條件發生變化時，這種錯覺往往比想像中更脆弱。

2. 忠誠回音室

隨著異議者被排除、沉默者被邊緣化，留在權力中心的聲音愈發一致。這並非真正的共識，而是一個高度過濾的信息系統。統治者所接收到的，逐漸不再是社會本身，而是「安全發言」所構成的鏡像。

3. 不可失敗的幻覺

過去多次成功壓制危機，反而會讓決策者相信：只要手段足夠強硬，任何問題都能被重複解決。他們忽略了，人會學習，恐懼會折舊，系統會疲勞。

三、最後一次誤判：把政治危機變成生存危機

在不少高度集權體制中，轉折往往並不出現在是否使用強制本身，而是將一場政治危機，轉化為不可退讓的個人生存危機。

這一轉化通常伴隨三個徵象：

（1）責任絕對化：不再允許模糊空間與技術性執行，要求對某一決策承擔不可分割的責任。

（2）規則例外化：以非常手段挽救常規秩序，卻反而摧毀了規則本身的保護功能。

（3）忠誠極端化：反覆進行忠誠測試，使「通過測試」的長期風險高於拒絕。

在此狀態下，體制內理性行為的最優解，往往不再是積極執行，而是觀望、拖延或退出責任鏈條。

四、臺灣經驗與普遍啟示

對臺灣讀者而言，這種結構並不陌生。戒嚴體制下的威權政治，同樣曾依賴忠誠敘事與安全邏輯維持秩序；而轉型的關鍵，並非統治者突然變得仁慈，而是制度開始重新承認：權力必須被限制，錯誤必須被承認，歷史必須被面對。

正是這種承認，使政治衝突得以重新回到制度內部解決，而非被不斷推向生死對立。這一經驗的價值，並不在於提供模板，而在於證明：幻覺並非不可破除，但代價往往與延遲成正比。

五、為何崩潰總被理解為「背叛」

當系統性失靈顯現，統治者面臨三種解釋路徑：①承認統治失敗（等同於否定自身正當性）；②承認偶然錯誤（無法解釋全面失效）；③歸因於外部操縱與內部背叛。

因此，「外部勢力」「被收買」「顛覆陰謀」這類說法，往往不只是宣傳話語，而是維持自我一致性的最後心理防線。一旦危機被定義為背叛，政治問題便會被重新定義為清理問題：

協商被視為投降，中立被視為敵對，沉默被視為潛伏，政治空間由此迅速消失。

結語：不是失敗，而是不願承認錯誤

高度集權體制的終局，很少是被外力直接擊倒的結果，而更多是：在關鍵時刻，把所有風險壓在自身之上，迫使整個系統選擇自保而非執行。

當幻覺破裂、命令失效、忠誠瓦解，當事人往往並不認為自己失敗了，而是深信：「我遭到了背叛。」這並非單純的謊言，而是一個體制在心理與制度層面走到盡頭時，唯一還能維持自我解釋的敘事。

而歷史，往往就在這樣的時刻悄然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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