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出现与不让看见

周六下午观看《矮婆》后，在映后交流中，蒋导演提到，由于影片是“龙标”片，有两个发生在广州的片段最终在电检中被删掉。

第一个被删的是关于女主角蒋云洁的剧中“男友”在广州工厂车间打螺丝的镜头。影片中，蒋云洁被老乡带到广州工厂，寻找外出打工的父母，在工厂里看到了这个十来岁、已经辍学的小男孩，日复一日地在车间打螺丝。这个只有一两分钟的片段，实际拍摄却花了整整一个星期：导演特意把孩子从湖南接到广州，在朋友的工厂里，让他真实体验工厂生活。最终，这一段因为涉及“童工”形象，被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叙事语境下“不可出现”，而被删去。

第二个被删的是女主角后妈为了给孩子找学校，给广州一所学校的教导主任塞钱的情节。原本的镜头中，主任接过钱，用手捏了一下，觉得数额太少，随后才表示“学校没有名额”，并将钱退回，让她们离开。删掉“捏钱”的细节后，这一幕在成片中便转化为教导主任当场拒绝贿赂、秉公办事的形象。

我看完电影后，有点说不出话来，一开口谈这个电影背后的社会问题，眼泪就要涌出眼眶。

感谢蒋能杰导演的《矮婆》，让我再次看见这些孩子们，也让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感到汗颜——我们亏欠她们太多。所谓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不过是一体两面：国家收了税，北上广深需要他们的劳动力，却不愿意为这些劳动力的子女配套相应的义务教育，而是设置极为严苛的入学条件。这不是某个企业、某个学校的责任，而是制度性地剥夺农民工的亲权，并对农民工子女进行系统性的歧视。

2003年，“热爱家园”的志愿者们曾在上海发起“太阳花项目”，服务流动儿童。如今该项目的负责人、也是我的校友刘伟伟，在复旦校庆时曾在朋友圈写下一段略显“不合时宜”的话：

“希望有一天，我们不以曾是母校的一员为荣，而是时刻警醒自己：有没有成为既得利益群体的一员，却不再为弱势群体发声和争取权益，甚至反过来维护伤害他们的制度？”

这也是我想说的话。不过我想补充一句：
成为既得利益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仅不去解决那些被判定为“不可出现”的社会问题，甚至连让人看见这些问题的空间，都要一并抹去——那还剩下多少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