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正传. 续章》（2）

第二章（2000–2008）

我叫福瑞斯特·甘，大家都叫我阿甘。新世纪我学着像一个谨慎的人接近一匹易受惊的马——慢慢来，手里拎块饼干。人们说零点一到，电脑可能就忘了今天是几号，齐刷刷地晕倒。我给手电筒换了新电池，又特地让录像机的时钟继续一闪一闪，好让它别觉得被冷落。零点过去，什么都没出故障，除了隔壁家廉价烟花很快就认输。

“互联网人士”天不亮就登场了——要是把整整一十年当成一天的话。他们穿着T恤去开会，口口声声“烧钱速度”，我还以为是医生的话。五金店的小伙子告诉我，他的期权很快就会让他“纸面富有”。我祝贺他未来的“高级信纸”。后来泡沫一破，大家就发现：纸币和纸帽子确实都有用，但只能用在完全不同的派对上。那小伙子回去卖榔头，跟我说自己被“瘦身（裁员）”了，可在我眼里他还是原来的尺寸。

我又试着上网，因为学校说小阿甘的作业“住”在那儿。拨号的＂摩登＂照例闹肚子般地哀嚎，一个程序要我填“用户名”，挺不客气。我打了“Forrest（福瑞斯特）”。它却要“Forrest123”。它还让我设“密保问题”，以防我忘了我是谁。“母亲娘家姓？”它问。我写：“Mama（妈妈）。”电脑对经典答案并不买账。

小阿甘十下八下就能让整台机器乖乖听话，像钢琴手把房间调准音。他给我看了个“搜索引擎”。“问它什么都行，”他说。我试着问：“晚饭吃什么。”它给了我一万条主意，可没有一个用得上我们家已经买好的食材。“有时候未来挺浪费的，”我合上笔记本电脑，礼貌地道了别。

一个在门廊上看起来极其普通的星期二，电视忽然成了一个谁也不会命名的日子的窗口。那两栋我们曾带小阿甘登顶过的高楼，先是沉默，随后以最响亮的方式失败。新闻老说“不可想象”，然后整日让我们把它想个够。我把声音关低，让画面自己说话。小阿甘坐在地毯上，胳膊环着自己，像是怕把自己漂丢了。

下周我端着一锅虾肉秋葵浓汤（gumbo）去了消防站。我不是英雄，但我会搅汤。坏事之后，消防站总有用得上的活儿——把矿泉水箱码整齐、在贴着胶带的头盔上写名字、接那些不知道为何而来的电话。“你来帮一天？”队长问。“需要多久，我就来多久。”我说。他指了指一张缺腿的折叠桌和一块拼写待定的牌子。几个月里，每个星期二，有时外加周五，我都端着餐盘和大暖壶过去，话不多。男人和女人们用短而实在的句子说话——当感觉太大搬不动的时候，人就这么说。我学会了擦亮靴子；也学会了凌晨三点的咖啡最有力，四点的咖啡最安静。我还学到：你若在门边站得够久，总会有人进来，需要你帮忙搬个简单的箱子，或帮忙把一句话说完。

小阿甘高中毕业，成绩让辅导老师们看了就笑。他看世界像兜里揣着一张折叠地图。一天晚上他说：“爸，我要入伍。”我问是不是因为电视上的那些事。他说，是因为到处都是那些事——不能把危险都让别人替我们扛。

汽车站里，他背着旧背包，理着新发型——这搭配挺体面。我叮嘱他袜子要干，没人问也要讲真话，因为那样你就不用记住自己编过的谎。他拥抱我，小心翼翼，像担心新练出来的肌肉很易碎。随后大巴长长吐了口气，载着我儿子离开。我在那儿站着，听着发动机的声音渐远，直到它又成了普通的空气。

新兵营的信像健康的惊喜那样到来——短、因为疲惫而故意写得不太对。**“爸，跑步不是你那种跑。这里的沙像胡椒。我很好。爱你的，F。”**我给他寄袜子、辣酱，还有我们草坪努力装成国旗的照片。他回信说，辣酱是“领导力工具”。我跟消防站队长说，我们家怕是培养出个将军了。

新闻里天天播阿富汗，但更像风而不是一个地方。互联网心情好的时候，小阿甘会发来电邮：“我们还好。”、“伙食不错——如果你是只山羊。”、**“替银行的卡特小姐说一声，我正在学金融：诀窍叫‘别把自己的东西弄丢’。”**有时他会静默好几个星期。我学会了一种新祷告——把同一句话重复到你相信已经说够多遍，足以被听见。

他回家的那天，看上去像他自己，也像他的照片被折叠、按平了几回。镇上挂起巨大的横幅：“欢迎回家”——大到足以让“错误”也能看得见。人们和他握手用力，仿佛感激住在手腕里。第一晚他睡得像一扇终归合上的门；第二晚他彻夜未眠。“太安静了，”他说，那声音像在同一口气里把抱怨和祝福都说了。

我们开始给他找工作，这需要一门新语言。宣传册上写着“可迁移技能”，我像记购物清单一样把它记下。我们去了一间玻璃墙办公室，椅子看上去都有点紧张。姑娘问：“用过项目管理软件吗？”小阿甘说：“女士，我有做项目和管项目的经验，而且我用过软件找回一只走失的山羊。”她微笑，那种对又过时的答案专用的笑。

另一个单位说“初级岗位”，结果意思是“要五年经验”。我们把他的简历上传到所谓“门户（portal）”的东西里——那是一扇通向更多门的门。表格问了关于他的一切，除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密码既要长到记住，又要短到容易忘。一次面试后，他握手、道谢、走出大楼，我们刚到停车场，拒信就到了——速度超过了失望通常的限速。

我给他在虾船上留了个铺位。他说想试试“动脑子的”。我告诉他，大海意见很多，你把脑子带去，它也会用得上。他笑了，但还是谢绝。他先在大卖场干过一阵子，又去了咖啡店，然后是仓库——箱子们在那里反省人生。可这些在他看来都不像“生活”，只是“把时间临停”的地方。

星期二我们照旧去消防站当志愿者，因为某些星期二这个习惯还在，就让人庆幸。小阿甘一次能抬两箱水，玩笑话能多扛一箱。他教新来的结一个叫“鞋带停战”的绳结，从油布到友谊，他们什么都系它。队长说：“你儿子挺会看人。”我说：“他一直会。”队长点头：“难就难在怎么靠这个领工资。”我把这句写在餐巾纸上，好让它显得正式。

那阵子，一个水果商标的公司先把音乐揣进人手心，又把电话弄成不爱被叫“电话”的模样。银行的卡特小姐告诉我，多年前我塞进文件夹的一纸股票，现在值的数字，惊讶到足以让人还没热身就绊一跤。“我该怎么办？”我问。她说：“您一直怎么做就怎么做，效果挺好。”于是我就这么做了——什么都不做。别看难，它的回报常常也超出想象。

我们像种万物那样去“种”珍妮奖学金——当没人拍照时也要浇水。阅览室多了一排灯，铺了块闻起来像“新承诺”的地毯。哈莉寄来一张大学明信片，图上是层数比我们家意见还多的图书馆：**“甘先生，我加入了越野队，也参加了辩论队。看起来我可以不止做两种人。”**我用一个“番茄造型”的磁贴把它吸在冰箱上。街坊谢尔盖对图书馆和磁贴双双表示赞成。

不顺的夜里，小阿甘坐在前廊秋千上，看着街道什么都不做。“世界不再有道理时，你怎么办？”他问。“我就割草，”我说——这听上去有点傻，直到我解释：把草割成笔直的线，就是对混乱的一份好论证。有时他推着手推机，我修边。草不介意我们沉默，我们也不介意。

我们去过一次市政中心的招聘会，展位上摆着糖果碗，口号像被风铃焦虑地讨论过。穿高尔夫衫的男人对小阿甘说：“我们重视领导力。”小阿甘说：“我也重视。”对话到此结束。另一家送了支写不出字的笔，以证明某种“科技观”。出门时，小阿甘把那些笔干净利落地丢进垃圾桶。“有些东西，”他说，“不值得再多背一步。”

临近这十年的尾声，他去面试了一家小型非营利机构，专帮退伍军人搞住房和文书——这就是“官样文章”的平民说法。他满怀希望回到家，坐在餐桌边，外套都没脱，像是希望一喊他就能再次出门。“他们挺喜欢我，”他说，“不过还没到拨款的时候。”我点点头。有些句子自带天气。

这十年的最后一场“大动作”换了种风——电视里尽是银行，图表像往错方向下楼梯；有礼貌的人嘴里“技术性调整”，可数字明明在教训我们。卡特小姐说：“别慌。”然后教我怎么正确地“不慌”。“稳住，”她说，“这是一个金融瑜伽体式。”我不怎么柔韧，但我会站稳。

要说九十年代像条慢河，这些年更像错落的踏脚石——有些石头不见了，还有青蛙在一旁提供无益的建议。可我们还是趟过去了：我靠周二的浓汤和一张安静涨大的股票；小阿甘带着能卧推失望的简历，养成“只要该出现就出现”的习惯。世界里有“泡沫”和“爆炸”，我们学会了：爆炸扛不动，但走过爆炸的人可以搀着走。把这条记下来，留给“以后”用——多数知识都是到“以后”才派上大用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