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看穿生死，好好告別》死亡的開端

死亡的開端

　　醫療生涯不免要目睹死亡。我親近死亡的旅程始於一具仍帶餘溫的遺體，接著就不得不與剛剛失去摯愛之人的親友討論患者的死亡。跟不久於人世的人談論死亡更是截然不同，我當年所接受的醫學教育並不鼓勵這種對話，然而這算是一種修行，也教會我傾聽。在傾聽時，我開始了解其中模式，注意到某些相似之處，學會理解別人對生死的看法。我發現自己對此充滿好奇而著迷，隨之似乎找到了方向。

　　我十八歲時第一次看見死人，那是我就讀醫學院的第一學期。他是男性，因心臟病突發，死於救護車送醫途中。護理人員為他進行了搶救措施卻無效，我那時候跟的急診部醫生被叫到救護車內驗明死亡，接著工作人員將遺體送到醫院太平間。那是一個陰鬱的十二月夜晚，濕漉漉的醫院前庭在街燈下泛著橙光；對比之下，救護車內異常明亮。死者四十幾歲，胸膛厚實，額頭寬闊，雙眼緊閉，但眉毛挑高，狀似驚訝。醫生用光照他的眼睛，聽他的胸部是否有心跳或呼吸聲；他檢視死者心跳最後時刻的心電圖照片，然後向救護車人員點了點頭。他們將這項檢查的時間記錄為宣告死亡的時間。

　　他們紛紛下了車，我走在最後一個。那名男性仰躺著，襯衫解開，胸口貼著心電圖電極貼片，右臂插著點滴注射器。他看上去就像睡著似的。他可能隨時都會醒來，對吧？或許我們應該在他耳邊喊叫；或許我們應該大力搖晃他；他一定會醒來。「快來！」醫生回頭叫我，「我們還有很多事要為活著的人做。將他留給救護車人員。」

　　我遲疑了。或許他錯了。如果我在這裡站得夠久，就會看到這個男人吸進下一口氣。他看起來不像死了。他不可能死了。

　　此時醫師注意到我的遲疑，他又登上救護車。「這是第一次，是嗎？好吧，拿出你的聽診器，放在他的心臟上。」我在白袍口袋裡摸索（是的，我們當時穿白袍），取出我又新又亮的未來職業工具，線都纏繞在聽頭上了。我把聽診器聽頭的鐘面放在心臟應該跳動的地方。我聽到救護車人員模糊的說話聲，向別人說他的咖啡要加糖──卻聽不到心跳聲。觀察力敏銳的醫師拿起我的聽診器聽頭翻轉過來──以便接收病人的聲音，而不是外界噪音──再放回心臟上。現在，我的耳裡一片寂靜。我從未如此清楚地聽到寂靜，也沒有如此專注地聽過。這時我注意到這名男性有些慘白，嘴脣深紫，舌頭伸出，也是暗色。沒錯，他死了。剛死不久，還在學如何當個死人。「謝謝你，」我對這位臉色慘白的男性說。我們離開救護車，穿過橙光下的雨水回到急診室。

　　「你會慢慢習慣的，」醫生和藹地說完，便拿起一份新表格，繼續值夜班。我對這種赤裸簡陋的方式感到困惑，沒有任何儀式感。我們的下一位患者是個鼻孔裡卡著糖果的小女孩。

　　我還是學生時，還有其他在記憶中不那麼鮮明的死亡；在取得資格的第一個月，我締造了開立死亡證明數量的醫院紀錄。這裡先說明一下，這單純是因為我工作的病房有許多身患不治之症的病患，並非意味著我對他們的死亡負有任何個人責任。我很快便和喪親關懷服務室主管熟絡起來，她是位親切的女士，負責將證明簿冊拿給宣告患者死亡的醫生簽名。正如同五年前我在那輛救護車上所見到的相同方式，我注意到，我在這裡工作的前十天內，有十四人死亡（又或許是十四天內十人）；喪親關懷主管開玩笑說應該頒個獎給我。

　　但那名主管沒有看到的是我正在學習曲線上大幅攀升。每一份死亡證明背後都是一個人，每個人背後都有家屬需要被告知死訊、需要知道所愛之人的死因。在臨床上陣的第一個月，我總共和死者家屬進行了二十場對話。我和他們坐在一起，看著他們哭泣，或茫然望向那無法想像的未來；我喝著一杯杯裝滿憐憫之意的茶，是由老練的助理護理師按照護理長的指示所泡製的，放在托盤上（「麻煩你鋪一條體面的布！」「是的，護理長。」），端進護理長辦公室。唯有得到護理長親自允許，醫生們才能進入這個辦公室；與喪親家屬會面則是例外：無條件允許。

　　有時我是旁聽者，聽著更資深的醫生和家屬討論疾病、死亡、為什麼藥物沒有效，或是為何患者的白血病才有起色、卻因一次感染便帶走了他。家屬們黯然點頭，啜飲著茶，淚水滴滴落下。有時候，如果其他醫生正在門診或者已經下班，我便是唯一在場的醫師，有時我會自己沖泡憐憫茶，由熟悉的儀式獲得撫慰，細看護理長為這些最特別的訪客所準備的花卉描金瓷杯與茶碟，然後深呼吸，走進房間宣布噩耗。

　　意外的是，我發現這些對話奇異地令人振奮。家屬們很少完全沒有準備：畢竟這間病房裡的患者都處於生死關頭。在一場場對話當中，我聽說了死者的許多事跡，真希望他們還在世時，我就能知道這些。家屬們訴說著他們有什麼天賦和才藝、他們的善行及興趣、他們的特點與小怪癖。這些對話幾乎總是使用現在式時態：彷彿他們心愛的人依然以某種方式存在著，還躺在老位置的床上，或者正在醫院裡的其他地方接受治療。然後他們會意識到錯誤，修正語句中的時態，開始自我排練，逐步進入那場開始可怕地浮現的巨大哀慟之中。

　　在我剛開始當醫生的前六個月裡，有一回，我必須告訴一名老先生，他的太太死了。她死得很突然，心臟驟停急救小組被叫了過來。按照慣例，我們打電話通知她的丈夫盡快過來，但未透露進一步細節。我發現他站在病房區，就在她的病房外頭，盯著門上那個陌生的螢幕，以及寫著「請勿進入，請聯絡護理人員」的標示。心臟驟停急救小組已離開，護理師們忙著發放藥物。我問他是否需要幫忙，然後看見他眼中的困惑與恐懼。

　　「你是艾琳的先生嗎？」我問道。他點了點頭，但嘴裡發不出聲音。

　　「請跟我來，我會解釋給你聽，」我說完，將他帶到護理長辦公室，進行又一次即將改變人們生活的那場對話。我不記得談話細節，只記得那時我很清楚，老婆死了以後，這個男人已是孑然一身。他看起來脆弱又無助，我想著他大概需要有人來幫助他面對喪妻之痛。假如當時我更加了解家庭醫生與初級醫療服務所能做出的貢獻，應該會直接問他，要不要跟他的家庭醫生說他的愛妻甫離世的消息，但我經驗不足，面對的又是意外狀況：我正在處理病房區的午間靜脈抗生素注射，偶然發現他站在妻子的病房外。我沒有準備好要進行喪慟相關的對話。

　　就像往常結束這類悲傷對話時一樣，我向他保證，假如日後他有進一步的問題，我很樂意再次跟他談談。雖然我每次都會這麼說，而且我是誠心誠意的，但家屬們從未回來詢問更多資訊。然後，出於一股衝動，我在紙上寫下我的姓名與電話，交給面容哀戚的艾琳丈夫。以前我不曾像這樣給出書面的聯絡資料，而他顯然沒放在心上，將紙條揉成一團塞進口袋，似乎在表示這幫不上什麼忙。

　　三個月後，我到了別家醫院工作，擔任外科病房部的初級醫生。我接到之前病房部護理長的來電，就是規定要在托盤上鋪布、用描金瓷杯裝茶的那名護理長。她問我還記不記得那位名叫艾琳的病人。她接到艾琳丈夫的電話，他十分堅持要跟我聯絡。她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我便打給他。

　　「喔，謝謝你回電給我，醫生。聽見你的聲音真好……」他停頓了一下，我等候著，猜想他會有什麼問題，並希望自己答得出來。

　　「是這樣的……」他又停了下來，「嗯，你那時很好心，說我可以打電話給你……我不知道還能跟誰說……可是，嗯……就是，昨天我終於丟掉了艾琳的牙刷。今天浴室裡沒有她的牙刷了，我真正感覺到她永遠不會回來了……」我聽到他的聲音哽咽，回想起艾琳過世那天早晨，他在病房裡那張困惑迷惘的臉。

　　我突然間明白了，那些喪慟的談話都只是某個過程的開端，人們接下來要花一輩子時間、用全新的方式與之共存。我尋思著，假如我也將姓名與電話寫給別人，有多少人會打電話來？此時的我已經更加了解那些可以提供協助的關懷網絡，於是，我請問艾琳丈夫我能否聯絡他的家庭醫生。我告訴他，我很榮幸成為他願意撥這通電話的人。我告訴他，我想起艾琳時想到的都是好事，我簡直無法想像他的喪妻之痛。

　　在我當上醫生的第一年將近尾聲時，我回想起那年所面對的許多死亡：最年輕的案例是一名十六歲少年，罹患了某種罕見的惡性骨髓癌；最悲傷的案例是一名年輕母親，她先前接受的不孕治療有可能是導致她在寶貝兒子五歲生日前夕因乳癌死亡的原因；最具音樂性的案例是一名老婦人，她要求護理長和我為她唱〈求主同住〉，就在我們快唱完這首讚美詩之前，她停止了呼吸；最遠距離的案例是一名無家可歸者，他搭著救護車在兩天內橫越了相當於一個英格蘭的長度跟家人團聚，最後逝世於他父母家附近的安寧機構；還有死裡逃生的──我手下第一個心臟驟停的急救案例，一名剛做完手術的中年男性突然停止了呼吸，但在我們的搶救下恢復，一週後生龍活虎地走出醫院。

　　此時，我注意到面對死亡的模式。我對死亡的難解之謎著迷不已：死亡是由「活著」到「不再活著」的不可言喻之轉變；是重病者面對死亡時展現的尊嚴；是一項考驗，要如何誠實但仁慈地討論病情以及患者可能永遠不會好轉的事實；是臨終病床旁人性流露的時刻。這時我才了解到，能夠陪伴及照護那些走向終點的人是何等榮幸。我發現我並不害怕死亡；相反地，我敬畏死亡，以及死亡是如何影響我們的生命。如果我們真能找到死亡的「解藥」，那會如何呢？從許多方面看來，長生不死其實不是誘人的選項。事實上，正因為每一天都在倒數計時，才讓每一天成為無比貴重的禮物。每個人的一生當中，只有兩天的時間不到二十四小時，像書擋一樣夾在我們人生的兩端：其中一天，我們每年都會慶祝，然而是另一天讓我們看清生命的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