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仍然需要現身

前天，意外收到一則邀請，讓我去接受一群研究生的訪談，甚至連主題都不受限制，就是「去被問問題」，受訪前要做的，就是為自己的人生提供幾個關鍵詞。

我很壞。

反手一甩就丟出六個全都八竿子打不著關係的語詞：教師、家庭、寫作、胖子、死亡與男同志。

一開始預期會被問最多的是簡短且倉促的教師生涯，畢竟這是一堂在教育研究所的課程，或是被問從教師生涯轉換到寫作者身分的過程。

但等三小時的課堂過去後，大家竟對男同志標籤特別感興趣。

一個人走出教室後，在嘉義暖陽烘烤的人行道上，我跟授課老師交流了一下，坦言自己拿出「男同志」標籤是為了湊數，畢竟已是老調重彈。在2026年的台灣，同志身分沒什麼了不起，可以大方地談愛與被愛，可以大方地談性向，更可以大方地暢談未來。當然也可以跟我一樣為了「節稅」（與愛）跟我先生結婚（畢竟這攸關自身權益），但在我剛上大學的時代，這些都是妄念，當我意識到自己喜歡同性時，我驚慌了，驚慌的原因是「我可能得孤單一輩子」，永遠沒有所謂童話故事中的幸福快樂到永遠，我們能擁有的僅僅只是當下，只是虛無飄渺的浪漫承諾，而不是法律上的實際保障。當然，我們也不配擁有家人親友的祝福。

當時，我以為自己是受詛咒的一群人之一，蜷曲在陰暗的角落不配公開談自己的愛慾。

但，就在我還來不及反應過來之前，情況有了變化。

社會在激烈對抗與溝通後，我們「被允許」了。

過程雖然艱辛，也許對許多人來說太晚了，但也總算迎來朝陽。

我們終究得以「享受」婚姻關係的愛與恨，與其他人大致相同。

記得當天到戶政事務所登記的那一刻，我們倆坐下，一位年約五十歲的中年男子問：「請問要辦什麼業務？」我說：「結婚登記。」他臉上先是一愣，隨後強裝鎮定地說：「好，可以給我二位的身分證嗎？」我知道對方不是故意的，但我依舊察覺到社會還在習慣我們的存在，習慣我們終於脫下人裝，露出內裡鱷魚的綠色皮膚。

教授說：「你不要以為是『老調重彈』，但是有許多同志族群在生活中是不太講自己的故事的。」

也是，直到今日還有許多人因此跟家庭決裂而不得不流浪，或因此不得不在職場內隱藏自己「鱷魚」的真實面容，深怕被刁難而隱身、偽裝。我很幸運，我一直都知道自己很幸運。

當我從那位因被突襲而嚇壞的公務員手中，接過帶有對方姓名的身分證時，他淺淺地笑，並說：「恭喜二位」。那瞬間，我不只擁有法律保障的身分，更有了我年少時不敢想像的社會承認，以及圍繞在身邊家人的祝福。

我很幸運，沒有人因此打算跟我斷絕關係，也沒人因此威脅要去死，除非我跟女人結婚。

真的，很幸運。

我說：「所以，沒想到這世界還需要我們繼續不斷地『現身』嗎？」

教授沒特別說話，但我想他是同意的。

就像我剛剛說的，我很幸運，太晚才注意到自己的「不同」，以至於還沒承受過所謂惡意，就已經長大。更幸運的是，身邊充滿善意，而我無比感激。

因此，我原以為自己沒有所謂「身為同志的傷痕」，但當在幾週前再次看見葉永鋕母親陳君汝女士，在2010年9月18日的紀錄影片，她站在高雄同志大遊行的台上喊：「孩子們！你們要勇敢，天地創造你們這樣的一個人，一定有一個地方讓你們去爭取人權，要做自己！不要怕！你們不要怕，你們要幸福要快樂。」那瞬間我不由自主地落淚，沒有原因。我想，那是刻在我們心底的共有創傷在隱隱作痛吧？那是因為我們終究明白，自己與他人畢竟不同。

「勇敢」就是我們得不斷地站出來，不斷地對所有人說：「我在這裡，我跟你們一樣，只是平凡的普通人。」

此刻提筆是因為受到蔡康永先生的鼓舞，雖然我並不習慣參與人擠人的活動，但在敏感的此刻，在台北同志大遊行前夕，他親身在節目上說出自己的主張讓我十分動容，也讓我再次想起自己身為不諱言自己是男同志的寫作者，該有的道德責任與勇氣。

不斷地「現身」，不斷地繼續述說自己的故事。

即使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第八個年頭，我們依舊得繼續「現身」，繼續證明自己活得很好，活得很勇敢，而且幸福快樂。

與其他人並無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