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中美稀土、芯片与人工智能博弈的战略分析

执行摘要

本报告旨在深入分析未来五年（2025-2030）中美两国在稀土、半导体和人工智能（AI）三大关键技术领域的激烈竞争。这场竞争不仅关乎经济利益，更触及国家安全、地缘政治格局乃至全球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报告强调，尽管两国在技术上存在相互依赖，但各自的战略脆弱性促使双方加速本土化和多样化进程。创新速度的提升以及制度体系的差异，将成为决定未来全球领导地位的关键因素。

核心发现表明，中国在稀土开采和加工方面保持着压倒性优势，并将其作为地缘政治工具。美国则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措施，大力投资半导体制造，力求提升本土产能，但面临人才短缺和成本高昂的挑战。在人工智能领域，尽管美国在基础研究和高端芯片方面领先，但中国在模型开发、应用部署和效率优化方面正迅速追赶。量子计算作为新兴前沿，两国均投入巨资，但其发展路径和合作模式仍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两国截然不同的制度体系——美国以市场驱动、开放创新为主，中国以国家主导、集中资源为特征——将深刻影响各自的技术发展轨迹、资源整合能力及全球影响力。这场博弈将导致全球供应链的碎片化和技术生态系统的两极分化，对全球经济增长、地缘政治稳定和民众日常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1. 引言：中美科技竞争的新时代

当前，全球正经历一场由技术创新驱动的深刻变革，其中中美两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尤为引人注目。这场博弈的利害关系极为重大，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传统的经济范畴，深入渗透到国家安全、地缘政治联盟以及未来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在21世纪，技术霸权日益成为全球实力的代名词。  

这种科技竞争的加剧，在一些分析中被比喻为“修昔底德陷阱”在技术领域的体现。这种观点认为，当一个新兴大国挑战现有霸主的地位时，固有的紧张关系便会浮现，尤其是在台湾等敏感问题上。随着全球力量对比从军事优势转向技术优势，这种“陷阱”效应正在科技领域显现。这意味着，这场竞争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更是为了全球力量格局的根本性转变，冲突（即使是非军事冲突）的风险也随之上升。因此，科技竞争不再仅仅是商业较量，而是一场争夺全球影响力的零和游戏，这加剧了两国之间的战略误判风险和不信任感。

本报告将重点关注稀土、半导体和人工智能这三大核心战场。这些领域是现代和未来技术的基础，从国防系统和清洁能源到先进计算和日常消费电子产品，无一不依赖它们。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两国截然不同的制度体系，即美国以市场驱动、分散式创新为主导，而中国以国家主导、集中资源为特征，并非仅仅是背景因素，而是积极且决定性的力量，塑造着各自的创新能力、资源调动效率和战略灵活性。本报告将在后续章节中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2. 战场一：稀土——供应链主权之争

稀土元素（REEs）因其独特的磁性、发光和电化学特性，在现代科技中不可或缺，是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智能手机、计算机以及喷气发动机和核潜艇等军事应用的关键成分。这场围绕稀土的博弈，是中美两国争夺供应链主权的核心体现。  

中国在稀土开采和加工领域的持久主导地位

中国经过数十年的战略规划和工业投资，在稀土领域建立了近乎垄断的地位。2023年，中国稀土产量达到24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近70%。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全球85%至95%的稀土精炼能力，这一比例在过去几年甚至有所上升。这种主导地位还延伸到全球永磁体市场，中国控制着87%的市场份额，而永磁体对电动汽车和国防至关重要。  

中国将稀土主导权视为一种强大的地缘政治工具。多方信息表明，中国多次将稀土出口限制作为外交争端中的筹码，例如2010年对日本的限制，以及2025年4月对美国关税的报复性措施。有分析师甚至将稀土称为中国在贸易战中的“核选项”。这种策略表明，中国不仅将稀土视为经济优势，更将其视为一种强大的地缘政治武器，能够扰乱关键行业并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这意味着任何“休战”都将是脆弱且暂时的。  

美国减少依赖和多样化供应链的努力

美国对稀土的依赖程度很高，2019年至2022年间，美国95%的稀土元素消费依赖进口，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美国正在积极寻求多样化供应链。例如，MP Materials公司正在德克萨斯州建设一座新的磁体工厂，预计到2025年底每年生产1000吨钕铁硼磁体。然而，这一产量与中国2024年估计的30万吨产量相比，仅是“一小部分”。美国国防部自2020年以来已为此项任务投入超过4.39亿美元。美国估计拥有约140万吨稀土储备，而非常规煤炭来源（如煤灰）可能贡献高达1100万吨。  

然而，美国在稀土多样化方面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尽管美国正在投资国内生产，但与中国低成本生产和成熟供应链竞争是一个“重大障碍”。新建稀土设施的成本异常高昂，比中国高出50%，且建设周期通常长达“十年或更长时间”。此外，严格的环境法规和公众反对也进一步阻碍了国内稀土开采。这意味着，尽管美国投入了大量资金并展现出政治意愿，但要实现有意义的稀土独立，仍需漫长且经济上充满挑战的道路，这使得美国在中期内（2025-2030年）仍易受供应链中断和价格波动的影响。  

近期贸易动态与出口管制

2025年4月，中国对七种重稀土（钐、钆、铽、镝、镥、钪、釔）实施了许可要求，并于2024年12月限制了“军民两用”精炼稀土金属的出口。这些限制对欧洲汽车制造商、国防承包商和生命科学公司产生了影响。2025年6月26日，中美达成一项协议，旨在加快稀土对美运输，为制造商提供了“喘息空间”。然而，中国仍保留对军民两用材料的出口管制。  

这种“休战”的本质是短暂的，其背后隐藏着中国持续的战略影响力。尽管2025年6月的协议似乎缓解了紧张局势，但多方信息表明，“长期多样化战略可能会继续，尽管步伐可能不那么紧迫”。中国对军民两用材料的持续控制以及对稀土提取和分离技术的禁令，意味着其仍掌握着重要的筹码。因此，这次“休战”是战术性的，而非战略性的。最近的协议只是一个暂时的缓解，而非根本性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保持其对稀土供应链的战略控制，并可能在未来继续将其作为筹码，迫使美国及其盟友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进行成本高昂且耗时的多样化努力。  

稀土的“军民两用”性质使其地缘政治意义尤为突出。稀土元素可用于民用和军事目的，这意味着对这些矿物的出口管制直接影响到军民两用领域。这模糊了经济竞争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界限，使得贸易争端本身更具波动性和战略意义。美国军方对稀土的依赖性也得到了明确强调。稀土的军民两用性质提升了其地缘政治重要性，将商业供应链的脆弱性转化为直接的国家安全风险，迫使各国即使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也要优先考虑自给自足。  

稀土生产和加工份额对比（2023-2024年）

下表直观地展示了中国在稀土开采和加工方面的压倒性优势，以及美国在这一关键领域的依赖程度。

3. 战场二：半导体——芯片战争升级

半导体是现代数字经济的基石，也是中美科技竞争的核心。两国都在投入巨资，力求在这一战略性行业中占据领先地位。

美国的目标与《芯片与科学法案》：产能扩张与投资

2022年8月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旨在重振美国半导体研发和制造能力。该法案预计将在未来十年内使美国半导体制造能力增长两倍以上，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自《芯片与科学法案》签署以来，美国半导体生态系统中的公司已宣布超过5400亿美元的新制造项目投资，这预示着美国芯片制造能力将出现“戏剧性且改变游戏规则的激增”。到2032年，美国的目标是占据全球先进（小于10纳米）芯片制造能力的28%。  

然而，美国在半导体领域面临“产能与能力”之间的差距。尽管《芯片与科学法案》带来了大量投资和预计的产能增长，但美国在整体晶圆代工能力方面仍然落后（2020年仅占全球逻辑芯片晶圆代工能力的7%），并继续依赖台积电等东亚制造商。此外，到2030年，美国半导体行业预计将面临6.7万名技术人员、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短缺，这进一步阻碍了新产能的充分利用。这表明，仅仅建设晶圆厂是不够的；生态系统需要在熟练劳动力和全面垂直整合方面实现成熟。  

这意味着《芯片与科学法案》是美国迈出的关键一步，但要实现真正的半导体自给自足和领先地位，还需要克服人才培养和国内供应链全面整合等根深蒂固的挑战，而这将在未来五年之外的更长时间内持续。

中国的自给自足驱动：成熟节点、DUV与本土创新

中国在2015年启动的“中国制造2025”倡议设定了到2025年实现70%半导体自给自足的宏伟目标，尽管最新评估表明这一目标可能无法完全实现（TrendForce预测为50%）。中国正在积极扩大成熟工艺节点（28纳米、40纳米、55纳米）的产能，力求在这些领域获得稳定收入和市场份额，甚至通过激进的价格策略进行竞争。  

中芯国际（SMIC）在7纳米工艺方面取得了突破，即使在缺乏先进极紫外（EUV）光刻设备的情况下，也成功使用了深紫外（DUV）光刻技术。据报道，5纳米的试生产也正在使用DUV技术进行。华为正在垂直整合其供应链，并开发其昇腾（Ascend）系列AI芯片。  

中国在半导体领域采取了“够用就好”的策略，这可能导致市场两极分化。由于无法获得尖端EUV技术，中国被迫采取替代策略，例如使用DUV多重曝光技术生产先进节点芯片，并积极扩张成熟节点产能。这并非示弱，而是一种务实的“够用就好”方法，使其能够在关键细分市场实现自给自足，并可能形成一个两极分化的全球市场。  

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战略，受制于外部限制和国家支持，正在导致全球半导体市场出现显著分化。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区域性半导体集团，在成熟节点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在先进封装方面日益强大，从而挑战传统的全球化供应链模式。

出口管制和关税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

美国对中国实施了多项出口管制（例如，2022年10月和2023年10月禁止英伟达A100/H100/H800/A800 AI芯片的出口），旨在削弱中国在先进半导体领域的能力。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对半导体制造征收新关税，并可能放松拜登时代对盟友的AI芯片出口限制。这些政策带来了摩擦，增加了成本（例如，10%的关税可能使一个1000亿美元的晶圆厂项目增加64亿美元的投资），并导致最终产品价格上涨。作为回应，中国也对镓和锗等材料实施了出口管制。  

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带来“自伤”效应。尽管美国出口管制旨在遏制中国科技崛起，但相关信息表明可能存在负面反馈。关税可能通过抬高建设和运营成本来抵消美国的产业激励措施。对AI芯片的限制，在限制中国的同时，也使美国公司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并可能迫使中国出于必要性而加速本土创新。这表明，激进的保护主义措施虽然能实现某些目标，但也可能给实施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和经济效率低下。  

不断升级的“芯片战争”正在为双方创造一个复杂且成本高昂的环境。尽管美国旨在遏制中国，但其政策可能通过增加国内成本和限制其领先科技公司的市场准入，从而损害自身的经济竞争力，同时加速中国实现自给自足的进程。

市场两极分化及其影响

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历来集中在东亚地区（超过75%的全球半导体制造能力）。目前，包括“中国+1”战略和本土采购激励（如《芯片与科学法案》）在内的多样化策略正在获得关注。市场正在分裂成两个不同的部分：一个专注于尖端芯片，对中国有严格限制；另一个是中国在成熟节点领域积极扩张。  

全球技术秩序的碎片化已不可避免。美国出口管制与中国国家支持的自给自足战略相结合，不仅扰乱了供应链，更从根本上重塑了全球技术秩序。这种“技术隔离”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队，并导致“新的碎片化”。单一、一体化的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概念正在过时。  

中美半导体竞争正在加速技术供应链的去全球化，导致全球技术秩序碎片化。各国和企业日益被迫与两个相互竞争的生态系统之一结盟，这将影响贸易、投资和国际合作。

关键半导体政策里程碑和投资预测（美国与中国，2025-2030年）

下表概述了中美两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关键政策举措和投资目标，揭示了各自的战略重点和面临的挑战。

4. 战场三：人工智能——无形博弈的前沿

人工智能（AI）是中美科技竞争中“无形博弈”的核心，它不仅是算力之争，更是算法、人才和制度的较量。

4.1 算力与算法

美国在先进AI芯片（GPU）和基础研究方面的领先地位

美国在AI基础技术和研究方面保持领先。受AI和超大规模数据中心需求的推动，英伟达（Nvidia）和AMD等公司的GPU需求激增，预计数据中心GPU市场将从2025年的1199.7亿美元增长到2030年的2280.4亿美元。英伟达继续主导中国AI芯片市场，通过H20等定制降级芯片以及新的Blackwell架构芯片来满足中国市场需求。  

中国在AI模型、效率和国产硬件开发方面的进展

尽管受到出口管制，中国在生成式AI模型（如DeepSeek、Qwen3、MiniMax）方面取得了突破，其中一些模型在性能上甚至超越了美国同行。华为的昇腾910C AI芯片旨在参与竞争，尽管其性能约为英伟达H100的60%，且面临较低的良率（20-40% vs. 全球领先者的60%）。中国优先发展“高效且成本较低的AI技术”并“将AI推向市场”。  

性能差距的缩短与架构创新

中国生成式AI模型目前可能落后美国竞争对手3-6个月，但这一差距正在缩短。中国正在通过架构创新（如专家混合模型）和开源协作来适应这种局面。  

中美AI竞争并非仅仅是原始算力的竞赛，也是架构创新和部署效率的较量。美国出口管制迫使中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创新。中国不再依赖最强大的芯片，而是专注于“计算效率”和“成本更低的AI技术”以及架构创新。这表明，尽管美国拥有“总体计算优势”，但中国的策略可能使其在其生态系统内开发出更具商业可行性和更广泛部署的AI解决方案，尤其是在“够用就好”的性能要求下。  

这意味着中美AI竞争不仅是原始计算能力的竞赛，也是架构创新和部署效率的竞争。中国受限的环境正在促成一种不同但可能更务实的方法，以实现AI的广泛应用，这可能导致AI应用生态系统的两极分化。

全球GPU市场增长与主要参与者（2025-2030年）

下表展示了全球GPU市场的预期增长，以及AI在此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4.2 量子计算

美国和中国的战略投资与突破

两国都在量子计算领域投入了“数百亿美元”。中国在公共投资方面领先（150亿美元），并拥有全球37%的量子专利。其2030年计量计划旨在量子传感和芯片级计量方面取得突破。2025年4月，中国发布了一款504量子比特超导芯片。美国在私营部门量子投资方面领先（占全球资金的44%）。IBM、谷歌、微软、IonQ和Rigetti等美国公司都有详细的路线图，旨在扩展量子比特（例如，IBM目标是到2025年超过4000量子比特，微软的Majorana 1芯片于2025年2月发布）。  

量子优势的路线图和里程碑

全球量子计算市场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65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超过50%的财富500强公司将把量子计算整合到其运营中。  

量子计算领域存在一种“量子悖论”——竞争中的合作。尽管公众叙事常将量子计算描绘为一场“大国竞赛”，但也有信息表明，尽管投资受到限制，但“中美在学术层面的量子合作仍然活跃”。英国政府也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这表明，量子计算作为一门基础科学，其巨大的复杂性和早期发展阶段可能需要一定程度的全球知识交流，即使正式的政府层面合作受到限制，这种交流也可能超越眼前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尽管竞争日益激烈且出口管制不断加强，但量子计算的初期和高度复杂性可能会创造一个矛盾的环境，即非正式或学术合作将持续存在，这由普遍的科学追求所驱动，即使政府在战略上为国家利益而竞争。

量子计算投资与市场预测（全球，2025-2030年）

下表展示了全球量子计算领域的投资规模和市场预期，凸显其战略重要性。

4.3 人才与人力资本

美国在STEM教育、移民和人才保留方面的策略

到2030年，美国半导体行业预计将面临6.7万名技术人员、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短缺。非美国公民占美国机构AI相关博士毕业生近一半。美国需要增加国内人才培养，吸引外国人才，并减少研究生毕业后的人才流失。复杂的签证和移民要求以及监管不确定性是吸引和留住外国人才的障碍。  

中国激进的人才招募、海外人才回流和劳动力发展

中国拥有庞大的STEM毕业生群体，并在整体STEM人才方面迅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中国的AI人才库增长速度快于美国。像“千人计划”（尽管暂时中止，但现在以其他形式存在）这样的项目，通过提供高薪、研究经费、住房和声望来吸引人才，特别是华裔人才回国。百度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再培训1000万AI专家。  

全球人才格局正在从单向的“人才流失”转变为更复杂的“人才环流”。有信息表明，美国正面临“人才流失”，顶尖中国科学家正在回国。然而，也有观点提出“人才环流”的概念，暗示全球人才流动更加灵活和多向。中国吸引外国人才的努力面临挑战，除了华裔人才之外，由于忠诚度要求和“双循环”战略，其吸引力有限。这表明，尽管中国正在取得进展，但美国在吸引多元化顶尖人才方面仍具优势，但如果不能解决自身的移民和人才保留问题，则存在失去这种优势的风险。  

这意味着全球人才格局正在从单向的“人才流失”演变为更复杂的“人才环流”。尽管中国正在积极吸引海外人才回流并培养国内人才，但其政治体制和“双循环”理念可能会限制其吸引真正多元化全球人才的能力，如果美国能够解决自身的移民和人才保留挑战，这将为美国留下机会。

4.4 AI治理与伦理

美中在监管和问责制方面的不同方法

• 美国： 市场驱动，强调行业自律、灵活指导方针和自愿承诺。重点是促进创新。缺乏统一的风险框架。  

• 中国： 集中式、国家主导的方法，将AI部署与国家战略重点对齐。强制注册和算法审计。重点是控制、安全和与国家价值观对齐的伦理监管。  

对全球标准和合作的影响

这些不同的方法造成了“规则的拼凑”，使全球AI治理对话充满挑战。美国的做法允许快速创新，但可能导致监管不一致。中国的做法允许更快的监管变化，但公众咨询有限。  

中美AI竞争正在演变为一场AI治理规范之战。报告指出，AI治理方法的差异（市场驱动与国家主导）不仅仅是监管选择，更反映了根本的意识形态差异。AI领域的领先国家很可能“制定AI开发、部署和治理的全球标准”。这意味着竞争已延伸到塑造AI的国际规范和价值观，从而引发一场“规范之战”。  

中美AI竞争正在演变为一场全球AI治理规范的较量。伦理和监管框架的差异不仅会阻碍国际合作，还会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AI生态系统，每个生态系统都反映其创始国的价值观，这可能导致全球数字秩序的碎片化。

5. 决定性因素：制度体系与创新生态系统

中美两国在科技竞争中的表现，最终将由其各自的制度体系和创新生态系统所决定。

美中创新模式的比较分析（市场驱动与国家主导）

• 美国： 市场驱动，拥有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的风险投资生态系统、在基础研究方面的领先地位以及鼓励失败的文化。挑战包括“后资本主义思潮”以及缺乏政府主导的创新分析。  

• 中国： 国家主导，政府大规模介入（“大基金”、“中国制造2025”、十四五规划），战略性收购，以及专注于供应链整合。受益于庞大的数据池和快速部署能力。挑战包括政治环境、知识产权问题以及潜在的重复项目。  

产业政策、补贴和战略规划的作用

中国政府明确利用其对关键经济部门的控制权，为国内半导体产业创造需求，并利用补贴压低全球价格。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是一项重要的产业政策干预。  

中国国家主导模式存在“创新悖论”。中国国家主导模式能够实现大规模资源调动和快速部署。然而，也有信息暗示其潜在弊端：“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过度依赖大型跨国公司获取创新优势”以及“重复项目”的可能性。这表明，尽管国家控制可以在特定领域加速发展，但它可能会扼杀市场驱动型系统所特有的有机、自下而上的创新和适应性。  

这意味着中国以国家为中心的制度体系，虽然能够实现快速的资源配置和有针对性的突破，但由于其强调控制和与国家优先事项保持一致，可能在本质上限制长期颠覆性创新，这与美国更混乱但可能更具韧性的市场驱动型创新形成对比。

监管环境对技术发展和整合的影响

美国监管障碍和地方反对可能减缓国内采矿项目。中国的法规对国内公司而言可能“负担较轻且定义更明确”，使其“行动更快、迭代更快，并可能承担更多风险”，这与美国或欧盟的情况不同。  

“制度”如何影响资源调动和竞争优势

中国体制允许将资源集中于重大AI项目和垂直整合。美国体制则依赖私人资本和风险投资。  

全球供应链中存在“韧性与效率”的权衡。用户明确提及“制度”在整合和优化资源方面的作用。中国的集中式系统允许高效、自上而下的资源调动。然而，这种效率在面临外部压力时（例如，美国出口管制暴露了脆弱性）会以牺牲韧性为代价。美国虽然在直接的国家主导发展方面效率较低，但旨在通过多样化和全球伙伴关系实现韧性。这表明，制度体系的选择不仅影响技术发展的速度，还影响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制度体系的根本差异正在导致技术发展方法上的分歧——一方优先考虑集中效率和快速部署，另一方则强调分布式韧性和市场驱动创新。这将决定哪个国家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的中断，并保持长期的技术领先地位。

美中创新体系的比较优势与劣势

下表总结了中美两国创新体系的特点，突出了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6. 未来五年（2025-2030年）的更广泛影响

中美科技竞争的加剧将对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6.1 经济格局

供应链碎片化和区域化加深

科技竞争正在加速“技术脱钩”和“世界秩序的碎片化”。依赖跨境零部件采购的电子产品制造成本增加了10-30%。“中国+1”战略和区域贸易增长（例如，2025年亚洲内部贸易增长18%）正在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全球经济将承担“脱钩成本”。尽管脱钩是两国的战略目标，但信息清楚地表明其将带来显著的经济成本：制造成本增加、通货膨胀以及全球GDP增长放缓。这表明，追求技术主权，虽然可能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但将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经济代价，影响所有国家，而不仅仅是这两个竞争对手。  

这意味着中美科技竞争正在给全球经济带来切实的“脱钩成本”，导致全球供应链系统效率降低、成本更高，这可能在未来五年内限制整体经济增长并加剧通货膨胀压力。

贸易动态、关税和市场扭曲

中美贸易在2019年下降了约15%。2025年，关税导致美国通货膨胀上升约1.2个百分点。中国国家主导的补贴和政策可能扭曲全球价格。  

对全球GDP增长和投资流动的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贸易冲突使全球GDP增长放缓0.8个百分点。从长远来看，经济分离可能使全球GDP减少高达7%。替代供应项目中的投资将进行重新校准。  

6.2 政治格局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和冲突风险

科技竞争“威胁国际体系的稳定”。它引发了“新的技术军备竞赛”。对台湾海峡不稳定的担忧尤为突出。一位美国四星上将甚至预测中美可能在2025年开战。  

“科技冷战”将溢出到地缘政治领域。信息持续使用“科技战”、“新冷战”等术语，并讨论“科技资源遏制”。对技术主导地位的竞争明确与军事优势和全球影响力挂钩。这表明，科技竞争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竞争的一个方面，它正在成为主要驱动力，增加了更广泛冲突的风险，并迫使各国形成新的联盟。  

中美科技竞争正在从根本上重塑国际政治关系，导致事实上的“科技冷战”，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推动先进技术领域的新一轮军备竞赛，并迫使各国结盟形成相互竞争的技术集团，从而增加了地区乃至更广泛冲突的风险。

联盟转移和技术集团的形成

小型和发展中国家被迫在中美技术集团之间做出选择。美国正在巩固对生产要素的控制，以维持竞争力，而非建立正式的安全集团。竞争影响着军事联盟。  

对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挑战

加剧不信任，减少多边外交空间。贸易紧张导致政策路径分歧（例如，美联储与欧洲央行）。  

6.3 社会影响

日常生活和技术采纳的变化

AI迅速融入日常生活，对生产力和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经济影响”。AI预计到2030年将为全球经济贡献15.7万亿美元。AI将提高生产力，优化生产，并催生新产品和新服务。  

劳动力转型与技能需求

AI将推动对技术相关技能的需求，包括AI和大数据。AI可以降低技能门槛，改变人们获取和使用知识的方式。  

碎片化技术世界中的隐私、安全和伦理考量

对AI不准确性和网络安全风险的担忧。中国AI计划旨在加强对数据滥用和个人隐私侵犯的管理。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对隐私造成了“明显的损害”。  

将出现“价值观的数字鸿沟”。报告强调了AI治理方法的差异。这意味着随着AI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不同技术集团的公民将在不同的伦理和隐私制度下体验AI。中国的模式优先考虑国家控制和国家战略目标，这可能以牺牲个人隐私为代价，而美国则强调市场驱动的创新。这不仅在技术获取方面造成了“数字鸿沟”，更在技术本身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方面造成了鸿沟。  

这意味着中美科技竞争将通过塑造AI和其他数字技术的基本伦理和隐私框架，深刻影响日常生活。这种分歧将在每个技术集团内创造独特的社会体验，可能导致全球“价值观的数字鸿沟”，即不同的隐私、数据使用和算法问责制规范将盛行。

7. 展望与战略考量

未来五年，中美科技竞争将持续深化，并对全球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关键趋势和潜在情景

• 竞争持续加剧： 稀土、半导体和AI领域的竞争将持续白热化，战略脱钩仍是主旋律。

• 本土创新加速： 在必要性和国家战略目标的驱动下，两国都将加速本土创新。

• 市场碎片化： 市场将进一步碎片化，形成不同的技术生态系统。

• 地缘政治紧张： 技术仍是主要摩擦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将持续存在。

两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 美国挑战： 克服供应链依赖、解决人才短缺、平衡创新与监管、管理脱钩的经济成本。

• 美国机遇： 利用其市场驱动的创新、强大的研究基础和联盟网络，构建有韧性的供应链并制定全球标准。

• 中国挑战： 实现先进技术的真正自给自足、克服良率和成本效率低下、吸引多元化全球人才、平衡国家控制与开放创新。

• 中国机遇： 利用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国家支持的投资和快速部署能力，主导成熟技术领域并推动效率驱动型AI发展。

应对竞争和增强韧性的建议

对美国而言：

• 持续投资国内产能： 继续并扩大《芯片与科学法案》的激励措施，使其超过2026年，以确保长期的制造韧性。  

• 积极人才培养与留用： 实施政策以增加STEM毕业生数量，简化AI/科技专业人才的移民流程，并减少“人才流失”。  

• 加强联盟与多样化： 深化与盟友在关键矿产采购、半导体制造和AI研究方面的伙伴关系，以建立真正有韧性的非中国供应链。  

• 战略性出口管制： 完善出口管制政策，使其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避免自伤性经济损害或无意中刺激中国创新。  

• 积极制定标准： 与盟友合作，为AI建立反映民主价值观的全球规范和伦理框架，积极引领“规范之战”。  

对中国而言：

• 聚焦核心优势： 继续利用国家支持，主导成熟节点市场，发展可在成本和规模上竞争的效率驱动型AI应用。  

• 投资基础研究： 优先对仍落后的领域进行长期研发投入，例如先进光刻技术（EUV）。  

• 人才培养与留用： 继续投资国内STEM教育，积极招募海外华人人才，同时解决阻碍人才留用的内部挑战。  

• 战略性运用影响力： 继续将稀土主导地位作为谈判筹码，但要认识到其他国家长期推动多样化的趋势。  

对全球社会而言：

• 促进对话： 鼓励第二轨道对话和多边论坛，讨论AI安全、伦理以及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的潜在合作领域。  

• 建立冗余： 投资多样化供应链和区域制造中心，以减轻单点故障或地缘政治影响带来的风险。  

• 监测新兴技术： 持续评估量子计算和其他前沿技术的突破，以了解它们重塑力量平衡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