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商鞅文化3.0：商鞅法制总结 ——五术二术的文明与阴谋之辨

一、五术与二术，治民与治官

商鞅的制度不是零散的碎片，而是一整套逻辑。

五术驭民：弱民、贫民、辱民、刑民、赏民——拆宗族、均财富、去纨绔、贵贱同刑、功劳必赏。民众不再依附于血缘与宗庙，而是直接编入国制，国与民才真正连为一体。

二术驭官：治贪官、治邪官——用制度堵死贪腐之路，用“无宿治”锁死作伪空间。官员不能再靠灰色地带上下其手，只能勤政、负责、清明。

驭民靠五术，驭官靠二术，二者互为支撑。若只治民，不治官，制度很快会烂在权力中枢；若只治官，不治民，国政的根基也必然腐朽。商鞅之法的伟大，就在于治官治民并举。

二、三公是文明的前提

五术二术的核心，并不是压民，也不是酷吏，而是“三公”：公开、公平、公正。

• 拆宗族，是为了公开土地与劳力，不再由宗族把持；

• 定田赋，是为了公平税制，不再因血统尊卑而不同；

• 无宿治，是为了政务公正，当天即办，不许徇私。

凡有三公，则五术二术皆为文明；若无三公，则必堕为酷吏之术。

儒家与荀非的问题，就在于：他们脱离了“三公”。

• 他们讲“刑不上大夫”，就是不公平；

• 他们讲“父子相隐”，就是不公正；

• 他们讲“讳者礼也”，就是不公开；

• 他们讲礼法并用、七术六微，就是玩套路。

在这种语境下，任何术都会被用成最邪恶的阴谋。

三、荀非与儒的扭曲

自战国末期起，五术逐渐被荀子、韩非子与儒家共同扭曲：

• 荀子：强调“礼法合一”，实质是让法退化为礼的工具。

• 韩非：把“五术”变成“君主驭臣”的心术，不再是国政护民的制度。

• 儒家：用尊卑亲疏掩盖不公，把法律彻底拉进宗庙与血统的黑箱。

于是：

• 五术的公平，变成了尊卑有别；

• 五术的公正，变成了护恶压善；

• 五术的功赏，变成了赏贵欺贱。

李斯承接荀非，把法术与权谋结合，最终把秦推向了极端的崩坏。

这就是为什么商鞅立下的阳谋，被后人骂成酷法；而孔孟的阴谋，却被装扮成文明。黑白彻底颠倒。

四、秦之兴与亡

秦的兴亡，是最好的铁证：

• 因商鞅而强：倍其赋、什伍连坐、军功爵制，让秦国底层民众第一次直面国政，社会稳定，“秦民大悦”。

• 因李斯而腐：荀子的弟子李斯，把法术奉为君主私器。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合谋，伪诏逼死扶苏，架空法度，败坏纲纪。

• 因韩非而邪：韩非继承荀学，把“五术”导向君王心术，法治不再护民，只剩驭臣之术。

所以，秦之速亡，不是商鞅法的问题，而是荀非学派对五术的扭曲。

而商鞅本人被“五马分尸”，恰恰证明了他的与众不同：

正因为他抑强扶弱，敢于砸碎贵族的饭碗，才引来群起报复。若他也像孔子那样助强欺弱，又怎会落到如此结局！

五、两千年的黑白颠倒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商鞅所立的“三公之道”被彻底掩埋。

• 公开被抹杀：为尊者讳，权贵的秘密成了制度。

• 公平被颠覆：尊卑有别、亲疏有别，贵族有罪可免，庶人无辜也可罚。

• 公正被破坏：父子相隐、朋党相护，善人受压，恶人逍遥。

从此，华夏社会彻底沦为一个黑白颠倒、没有三公的懦夫国度：

• 崇拜孔孟的虚伪仁义，歌颂尊卑等级；

• 妖魔化商鞅的公平法治，把文明的工具污名成酷法；

• 两千年间，真正的制度智慧被压制，懦弱的自欺文化反而被奉为国魂。

黑白颠倒至此，华夏的悲剧由此注定。

六、社会的现实

《红楼梦》中，薛蟠带着十几个恶奴，将人打死了，便扬长而去——官府根本没人管，也管不了。

薛蟠便是孔孟治国的必然产物，如果在商鞅的法治下，根本不会出现薛蟠类人物：

依辱民原则，薛蟠根本不敢养恶奴；

依弱民原则，薛蟠根本没有人能护的住；

依刑民原则，薛蟠只有死路一条；

依驭官原则，几任县官都不敢徇私枉法！

孔孟立，薛蟠狂；商鞅立，薛蟠死——哪个更文明，哪个更野蛮！

七、商鞅的智慧

大贵族，乃是最难治的毒瘤，商鞅仅用“倍其赋”的经济杠杆便将宗族瓦解；军贪，也是最难治的腐败，商鞅仅用“经济分野”便将军贪彻底除根！

商鞅是华夏几千年来最有智慧的学者，却被后世成群蠢儒狂吠。

天道的悲哀实莫过于此！

八、结论：文明与野蛮的分野

五术治民，二术治官，本是一体。

• 商鞅：阳谋，公开、公平、公正。

• 孔孟：阴谋，遮掩、徇私、尊卑。

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不在口号，而在实务；不在道德，而在制度。

阳谋是文明，阴谋是野蛮。

商鞅之法，不只是秦国的制度，更是文明的基因。

孔孟之道，不只是儒家的欺术，更是野蛮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