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他者的语言，忘记自己的母亲：读《Nervous Conditions》

这本书很令我触动，因为我阅读了很多西方女性写的女性主义小说，总觉得它们非常单薄——它们往往预设了一种单一的性别压迫逻辑，而忽略了种族、文化、语言等多重权力的交织。

而Tsitsi Dangarembga的《Nervous Conditions》却让我在遥远的非洲故事里，看到了与中国少数民族女性经验的惊人相似性。这本书不仅揭示了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更尖锐地展现了“双重殖民”的困境：女性若想逃离本土父权，就必须接受另一种文化（西方或汉文化）的规训，而这种“解放”本身又成为新的暴力。

这种跨越地域的强烈共鸣，印证了后殖民女性主义斗争的共同性。我能够与一部文化背景迥异的小说产生如此强烈的认同感，本身就突显了文学的力量——它能够清晰地表达被边缘化群体在压迫与反抗中的共通人类经验 。

双重殖民：父权与“文明化”的合谋

“双重殖民”（double colonization）是《Nervous Conditions》中女性经验的核心概念：女性同时遭受本土父权结构与西方殖民势力的双重压迫。小说精确揭示了非洲女性的困境：前方是白人殖民者，后方是本土父权。要逃离父权，就必须接受西方的“文明”——而这本身又构成了另一重殖民。

主人公Tambu的成长轨迹正是这一矛盾的缩影。她必须通过“自我西化”（如接受英语教育、内化基督教价值观）来摆脱农村的性别桎梏，然而这条“出路”也同时加剧了文化的自我异化。她在教会学校中学习语言的同时，也被灌输了“非洲文化落后”的价值判断。她的“成功”建构在一种内在的断裂之上：只有鄙视母亲的“无知”，她才能被视作“文明”的一员。

我的家乡和家庭中普遍存在重男轻女，教育是女性唯一的出路。但与此同时，教育也是汉化的工具——学校禁止使用方言，普通话被视为“文明”的象征。正如在非洲，英语象征着殖民者眼中的“现代”与“进步”。

我和女主角Tambu的共鸣，恰恰揭示了教育作为双刃剑的深层悖论——既是逃离父权压迫的阶梯，又是文化殖民的工具。这本书深刻揭露了弱势文化体系下女性所面临的“不可能的选择”：留在传统中会被父权吞噬，而走向教育则意味着接受另一种形式的异化。

语言的殖民暴力：文化自卑的内化

在《Nervous Conditions》中，英语作为殖民语言，潜移默化地重塑着个体对自我和他者的认知——英语意味着进步、理性、文明，而本土语言则被关联为落后、混乱、原始。

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也深受类似的语言殖民影响。小时候，我总觉得家乡贫穷闭塞，方言粗鄙不堪。于是，在学校里学会了普通话之后，我下意识地减少使用方言，甚至有些抗拒承认自己的语言背景。我小时候一直为我的普通话说得比大多数人标准而感到自豪，有时候被别人问是不是外地人时，甚至还觉得有点小骄傲，因为别人没有把我和这个贫穷的地方联系起来。

这种心态与小说中Tambu和她的表姐Nyasha的语言经验惊人相似。Tambu起初对教会学校充满向往，希望能“变成他们那样的人”；哥哥Nhamo和堂姐Nyasha在接受西式教育后也表现出对母语绍纳语Shona的轻视和对英语的依附。

我的这份“骄傲”，背后其实是对“贫穷的地方”的切割欲望，是一种想要与“边缘性”撇清关系的焦虑。这是一种带有自我否定意味的“自我殖民”，与Tambu早期对“英国性（Englishness）”的向往、对本族文化的羞耻如出一辙。

这种对殖民语言的“初始自豪感”，其实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文化羞耻感的反面——我们因能说主流语言而自豪，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鄙视了母语和与母语相关的文化背景。

语言暴力的最深刻伤害，在于它让我们主动否定自己的出身。我曾经为被误认为是"外地人"而窃喜，因为这证明我看起来"不像本地人"。这种心态背后，是对生养我的土地和文化的彻底否定。小说中堂姐Nyasha对非洲传统的激烈排斥——她称传统服饰为"野蛮人的装扮"——正是这种自我憎恨的极端表现。当一种语言被塑造成通往"文明"的唯一钥匙时，说其他语言的人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语言，要么被划入"未开化"的范畴。

普通话教育与小说中的英语教育一样，在结构上建立了一种“文明vs野蛮”的二元对立，通过禁止、压制本土语言，使少数群体逐渐接受“文化自卑”作为自身身份的一部分。语言被赋予社会等级属性，掌握主流语言的人被认为更聪明、更现代、更有前途，而继续使用本地语言的人则被贴上“落后”“土气”的标签。

Homi Bhabha所提出的“殖民者拟态（colonial mimicry）”正好解释了这种心理机制：被殖民者试图通过模仿殖民者的语言、行为、价值观获得认可。但这种模仿从不完整，也不被真正接纳，最终只会导向一种“矛盾情感”（ambivalence）：一种既渴望融入又深感疏离，最终被困在两种文化之间，无所适从的“精神上的无家可归”。

母亲与母语的失权：家庭内部的语言政治

语言的殖民暴力不仅在公共领域制造等级制度，也在最私密的家庭空间重塑权力关系。在家庭内部，这种暴力最常通过亲密关系得以强化，尤其体现在对母亲的态度上。

小说中Tambu的母亲因为英语不好而显得"愚昧”，而在我的成长经历中，我的母亲则因为普通话不标准而被认为"没文化"——这种评价不仅来自父权和殖民者，更来自他们最亲近的家人，包括最终接受英语/普通话教育的女儿。

语言等级的建立，往往在家庭内部得到特权男性的“默认支持”。小说中，Tambu的叔叔Babamukuru作为本土精英，是英语教育最坚定的推动者；在我的家庭中，我则曾与同样讲一口流利普通话的父亲一起，轻视母亲蹩脚的发音——仿佛她的语言能力象征着某种“失败”。我们在不自觉地重复殖民者灌输的价值判断：母亲的方言=落后，父亲的普通话/英语=文明与进步。

这一切暴露出父权制如何借助语言殖民的逻辑分化女性群体。家庭内部的语言政治，成为殖民暴力得以代际传递的隐秘通道。当Tambu或我嘲笑母亲的“蹩脚”英语或普通话时，我们不仅在伤害她，也在否定自己文化根源的一部分。

断裂的母语：文化传承的失落与代际鸿沟

这种家庭内部的语言政治，也逐渐切断了子女理解母亲世界的通道。语言不再只是沟通的工具，而成为一道代际的鸿沟，象征着文化的断裂与情感的疏离。

在《Nervous Conditions》中，叔叔Babamukuru的孩子Nyasha和Chido在英国生活一段时间后便失去了流利的绍纳语能力，Tambu的哥哥Nhamo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后"忘记"了绍纳语。这对于母亲Ma'Shingayi而言是锥心的痛苦：只会说方言的她无法再与儿子进行有效沟通，只能眼睁睁看着殖民教育系统夺走她的孩子。这种恐惧如此强烈，以至于她将侄女Nyasha的精神疾病归咎于"英国性"，并极力反对女儿Tambu去教会学校——她宁愿女儿保持"无知"，也不愿失去又一个孩子。

这种断裂在我的个人经历中同样发生。我在12岁时离开家，前往外地寄宿学校，从此进入一个24小时讲普通话的环境。我的方言水平永远定格在了12岁，从那之后逐渐退化，最终几乎无法用它与母亲进行任何深度对话，也陷入情感表达的贫困化，让我们的情感连接永远处于"翻译不足"的状态。

母女之间的情感不再通过语言自然流动，而需要翻译、解释，甚至沉默替代。这种沉默并非来自缺乏爱，而是源于语言殖民带来的结构性割裂：子女在向“主流”迈进的过程中，不得不背弃了原本承载亲密关系的语言，也间接背弃了母亲。

觉醒与抵抗：解构同化的殖民本质

随着年龄增长和经验积累，我才逐渐意识到，那些看似“进步”的语言教育，其实是一种以同化为目的的文化殖民。它要求我们切断与母语、母亲、母文化的联系，转而拥抱一种与自身经验无关的语言与价值体系。

在《Nervous Conditions》中，Nyasha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她提醒Tambu警惕“同化”的代价——那是对“你是谁，你曾是什么，以及你为何成为那样”的遗忘。小说结尾，Tambu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太过急切地离开家，投向教会学校和“英国性”的怀抱，开始走上一条“漫长而痛苦”的觉醒之路，这与我后来重新理解母亲方言与文化价值的过程如出一辙。

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示了语言与教育的双重属性：英语教育既可能播下“自由”的种子，也埋藏着文化异化的风险，英语的霸权地位不断侵蚀被殖民者的文化认同。当我们为标准语言感到骄傲、以方言为耻时，殖民逻辑就已经在体内生根。而真正的觉醒，正是从识破并拆解这套逻辑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