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的可能：在历史失重中寻找左翼行动的意义

最近在读意大利作家Elena Ferrante的《Frantumaglia》。书中有一段访谈，采访者Lagioia向她转述了一个历史观：

“从1950年到1990年这四十年间，不平等有所缓解，社会流动变得真实可见，大众短暂地成为了历史的主角。但在更长的历史视野里，这不过是一个罕见的例外，而巨大的不平等才是常态。”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社会流动与平等似乎是现代性的应许，是历史的自然走向。我们——作为激进的左翼、作为女权主义者、作为所有试图解构权力的人，常常在某种线性的时间观中行动：我们正站在正确的轨道上，即便步履维艰，世界终归是向着更公平的方向去的。

然而，Ferrante这本书中转述的这一历史观，连同我们正在目睹的当下的现实——贫富差距的猛烈扩大，共同瓦解了这种廉价的乐观主义。

它迫使我们直视一个更残酷的真相：那个我们或父辈所经历的、相对平等的时期，并非资本主义自我改良的结果，而仅仅是一个脆弱的、由特殊历史条件维系的偶然。

如果我们此刻正目睹的，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常态的回归呢？

对一个左翼而言，这首先带来的并非愤怒，而是一种深层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失重感。当希望赖以生存的线性史观崩塌后，我们该如何安放自己的信念与行动？

回望例外的黄金时代

这个例外是如何产生的？

它并非源自资本主义的自我觉醒，而是被迫的妥协。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大萧条后的社会崩塌、以及共产主义的外部威胁，共同制造了一个特殊的压力场。在恐惧与竞争的双重驱动下，资本主义暂时披上了人性化的外衣，建立起福利国家与中产阶级的幻象。

但这种平衡本就脆弱。当冷战结束、全球化席卷、工会被系统性削弱之后，那些曾经迫使资本做出让步的力量迅速消散。资本主义重新卸下伪装，显露出它更本质的面貌——逐利、排他、毫不掩饰的贪婪。

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这个全球右转、民粹主义抬头、零工经济（precariat）成为常态、阶级与性别不平等重新加剧的时代，并不是历史的倒退或脱轨。恰恰相反，这才是常态的回归。这才是资本主义在卸下枷锁后，最自在、最符合其内在逻辑的运行方式。

承认这一点，就是绝望的开端。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所为之斗争的一切——平等、尊严、社会正义，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如此稀有和反常。

我们所对抗的，并非是某个错误的政策或某个腐败的政权，而是这个系统运行的重力本身。我们试图建立的那个平等世界，在宏大的历史尺度上，只是一个脆弱的、几乎无法维持的奇迹。

在不平等的常态中继续行动

当不平等才是常态成为思考的起点，我们该如何自处？作为一名激进左翼，当意识到自己所向往的平等世界或许只是历史的偶然，我们如何在清醒的绝望中继续相信、继续行动？

Ferrante的文字总能捕捉这种深刻的张力。她笔下的女性，Lila和Lenu，她们的斗争从未导向过一个清晰的解放。她们的每一次突围，往往伴随着新的困境与妥协。然而她们身上那种原始的、近乎暴烈的生命力，却从未止息。

这或许就是答案的雏形。我们必须放弃那种关于历史必然进步的慰藉。平等并不会自动到来，它从来不是时代的恩赐，而是人类共同制造的奇迹。1950到1990年的例外，正是无数人的牺牲、抗争与组织的结果。

理解这一点，才是希望的开始。那个例外不是一个被怀念的黄金时代，而是一份证明——那个被视为常态的、由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压迫性结构，并非坚不可摧。它曾被撼动过，它曾被迫妥协过。

因此，我们的绝望是必要的。它让我们得以摆脱对历史进步的幼稚幻想，转而直面斗争的本质。

这要求一种更为坚韧的希望。它不再是一种廉价的乐观，而是一种清醒的意志抉择。它承认常态的强大与回归，但拒绝承认其必然。它是在看清了历史的残酷引力之后，依然选择纵身一跃，去强行创造那个短暂、珍贵、且唯一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例外。

我们的希望，不在于未来那个必将到来的平等世界，而就在此刻——在我们对不平等常态每一次激进的否定与反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