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曼 ‧ 羅蘭的「貝多芬傳記」

羅曼‧羅蘭書寫的傳記有下列幾種：

1) 米勒傳 (Millet)

2) 貝多芬傳 (Beethoven)

3) 米開蘭基羅傳 (Michelangelo)

4) 韓德爾傳 (Handel)

5) 托爾斯泰 (Tolstory)

6) 甘地傳 (Gandhi)

7) 歌德與貝多芬 (Goethe and Beethoven)

8) 盧騷傳 (Rousseau)

這些傳記中人的生涯，幾乎都是一種長期的受難，或是經歷悲慘的命運，以致他們的靈魂在肉體與精神的苦難中折磨，在貧窮與疾病的鐵砧上鍛鍊，目擊同胞受着無名的羞辱與刼難，而生活為之戕害，內心為之碎裂，承受災患所帶來的身心折磨。

「用痛苦換來歡樂」

羅曼‧羅蘭於1895年完成博士論文「近代歌劇之起源」後，即從事劇本創作，並為巴黎雜誌及戲劇藝術雜誌撰稿，主要發表音樂評論。他音樂知識的造詣，凝聚有他所肯定貝多芬音樂藝術中「歡樂」的主題。這是一個神明和一種征服，一場對痛苦的鬥爭。因此，他不大受得了女子彈奏貝多芬的作品，除了極少的例外。將貝多芬這麼一個「對魔鬼的追逐」（即「動」）音樂家與上帝並列，和傅雷在〈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文章中以「力」概括貝多芬的肉體與精神希望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名人的文學傳記中，羅曼‧羅蘭對貝多芬長期的研究獨樹一幟，他在《貝多芬傳》原序開篇即談到1902年經歷過一次騷亂不寧的時期，那是充满著毀滅與更新作用的一場雷雨，影響著他的人生。他曾為了尋訪貝多芬的足跡，而來到貝多芬的故里波恩，並在美因茲，聽到貝多芬作品指揮權威魏因加特(Weingartner Felix1863-1942)的貝多芬交響樂大演奏會。而交響曲創作之所以能達到理想美的境界，是因為展現貝多芬的哲學思想和深刻人生感受，兼且體現德國古典美學的原則，這點尚且是貝多芬認同的音樂應該能夠消除現實中的矛盾，是人類崇高精神的閃爍。

羅曼‧羅蘭為了紀念他稱為英勇隊伍中「苦難英雄」的首席地位──堅強與純潔的貝多芬，他於1903年出版《貝多芬傳》後，預備另寫一部歷史性的和專門性的書，以研究貝多芬的藝術和他創造性的人格。並在1928年開始出版貝多芬研究的著作，當年出版第一冊為Heroique 英雄﹝法語﹞至Appassionate熱情奏鳴曲。於1937續寫貝多芬分析書之第三冊「復活之歌」和1942年出版貝多芬研究的最後三冊。

羅曼‧羅蘭的名著《約翰‧克利斯朵夫》，最初數卷的故事和主人翁的性格，頗多取材於貝多芬的事蹟與為人。甚至全書的戰鬥精神與堅忍氣息，頗多受貝多芬的感應。也許，正如羅曼‧羅蘭形容這個不幸的人，貧窮、殘障、孤獨，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給他快樂，他卻創造了快樂來給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難來鑄成歡樂。「但願不幸的人，看到一個與他同樣不幸的遭難者，不顧自然的阻礙，竭盡所能地成為一個不愧為人的人，而能藉以自慰。」羅曼‧羅蘭對於受苦而奮鬥的人，賦予極高的評價，而貝多芬在他心目中是最大最好的朋友。貝多芬「用痛苦換來歡樂」，耳聾使他隱遁在自己的內心生活裡，和其餘的人類隔絕。

貝多芬的耳朵完全聽不到，明顯的表露在他1822年親自指揮唯一歌劇《菲岱里奧》的最後一次預奏會。從第一幕的二部唱起時，顯而易見他全沒聽見台上的歌唱。「兩年以後，1824年5月7日，他指揮著《合唱交響曲》時，他全沒聽見全場一致的喝采聲；他絲毫不曾覺察，直到一個女歌唱演員牽著他的手，讓他面對群眾時，「他才突然看見全場起立，揮舞草帽子，向他鼓掌。」

這已然是傅雷所說的對苦難、命運，應當用「力」去反抗和征服，對人類，應當用「力」去鼓勵，去熱烈地愛。所以傅雷認為《彌撒曲》裡的泛神氣息，代卑微的人類呼籲，為受難者歌唱，《第九交響曲》裡的歡樂頌歌，又從痛苦與鬥爭中解放了人，擴大了人。解放與擴大的結果，人與神明迫近，與神明合一。這裡的神明即是上帝。

最能集中體現貝多芬音樂思想發展和藝術追求的是他的交響曲創作，他所創作的交響曲內容豐富，規模宏大，與海頓、莫扎特相比，貝多芬的交響曲更為複雜、深刻，最突出的是作品中表現出的矛盾衝突、戲劇性對比以及英雄主義氣概和積極進取精神。貝多芬所塑造的音樂形象是在矛盾的衝突對比中揭示出來的，英雄主義和人道主義是貝多芬音樂中最突出的美學特徵，這一點在他的交響曲和奏鳴曲中表現的尤其明顯。

「動」──對魔鬼的追逐

如果說，傅雷以「力」談論貝多芬的精神活動，那麼，羅曼‧羅蘭則是以「動」貫穿貝多芬的生命歷練，而「動」又與其感情有關。我們知道貝多芬的作品具有一種撼人心魄的表情力量，情感表現的力度和深度及樂觀昂揚的藝術氣質，都是與眾不同的。他的鋼琴即興，素來被認具有神奇的魔力，聽者會感動得流淚。當貝多芬彈完以後看見淚人兒時，他會聳肩不以為是的說：

「啊！瘋子！你們真不是藝術家。藝術家是火，他是不哭的。」又有一次，貝多芬送一個朋友遠行時勸對方說：「別動感情。在一切事情上，堅毅和勇敢才是男兒本色。」

貝多芬講究音響的強弱對比，很大程度表現在控制感情的力上，這點在羅曼‧羅蘭概括其基本風格特點時「人家想把他這株橡樹當作蕭颯的白楊，不知蕭颯的白楊是聽眾。他是力能控制感情的」。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當他聽別人彈奏樂曲時，若要在他臉上去猜測贊成或反對是不可能的，因為他永遠是冷冷的，一無動靜。他的精神活動是內在而無止息的，但軀殼只像一塊沒有靈魂的大理石。

為了彰顯貝多芬的音樂才華，羅曼‧羅蘭發現貝多芬靈魂更深邃更神化的面目是透過持久不屈的「追逐魔鬼」，且竟挑戰命運，與上帝搏鬥。

「而內心的獨白永遠是兩個聲音的。從他初期的作品起。我們就聽見這些兩重靈魂的對白，時而協和，時而爭執，時而扭毆，時而擁抱…… 但其中之一總是主子的聲音，決不會令你誤會。」

要不這樣，他怎麼還能夠戰勝對音樂家來說最致命的──耳聾？傅雷認為從羅曼‧羅蘭所作的傳記裡，可以從他的早期作品中預見到他晚期作品的某些音調、節奏和旋律特徵。這種「心靈必須在靜止(immobilite)中作疾如閃電的動作」貫穿始終的特點在貝多芬大部分音樂作品中，表現得清晰可見。

羅曼‧羅蘭透過人物寫「動」，具體的表現在貝多芬培育侄兒卡爾上高等教育的路上。然而替卡爾籌劃了無數美妙的前程之夢以後，不得不答應他去習商。但卡爾卻欠下不少賭債，並嘗試自殺，導致視他為兒子的貝多芬心交瘁，幾乎精神崩潰，沒有力量，沒有意志。幾個月之後，貝多芬果然一病不起。 羅曼‧羅蘭是這樣描寫的：

「由於一種可悲的怪現象，比人們想像中更為多見的怪現象，伯父的精神的偉大，對侄兒非但無益，而且有害，使他惱怒，使他反抗，如他自己所說的：『因為伯父要我上進，所以我變得更下流』，這種可怕的說話，活活顯出這個浪子的靈魂。他甚至在1826年時在自己頭上打了一槍。然而他並不死，倒是貝多芬幾乎因之送命：他為這件事情所受的難堪，永遠無法擺脫。卡爾痊癒了，他自始至終使伯父受苦，而對於伯父之死，也未始沒有關係；貝多芬臨終的時候，他竟沒有在場。」

在這賦有情節的描寫中，我們可以看到兩代之間的情感、人性，人物移動和羅曼‧羅蘭個人的思想批評融合在這段敘述裡。上述的引文，含有傅雷所說的「力」，即「體格的力，道德的力」，亦即肉體與精神雙重的意義。然而，這次是被魔鬼追逐之後，苦難生命的隕歿。

敬隱漁(1901-1930？ )在1923年發表的〈羅曼羅朗(Romain Rolland〉一文中說「羅曼羅朗從來不無故描寫。他不單顧描寫。他不是寫景，是寫『動』。……是傳播他的主義和思想…… 他不是傳情，是分析人底性質，是批評藝術，社會；但看他的文字，卻是句句傳情。總之兼寫景，傳情，創造人性，創造文體，羅曼羅朗主義，最是富於音樂底精神。」敬隱漁雖然談的是羅曼‧羅蘭的小說特質，但這概括性的「動」與傳雷說的「力」，無疑有一定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