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馆》以及“大屠杀”(Holocaust) 电影

萧萧落木-一个老师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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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期是多年后我第一次教电影课,原因是过去喜欢教这门课的老师走了,我不得不接手,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面对我过去教的电影的名单,我怎么也不想再继续教了。

我过去教的电影名单上,大多数都是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历史意义,但时过境迁,很多电影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从中国电影史的发展上看,他们仍然很重要,但如果从“通过电影学习中国”这个角度看,我需要更新电影名单。

于是我开始狂看中国电影,算是对这十几年来中国电影的“补课”。最强烈的感受就是,近年来,男性导演的电影中,有很大一部分越来越走向强烈的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成了所谓的“新主流电影”,即“家国情怀”电影。比如《战狼》(2015,2017)系列、《湄公河行动》(2016)、《红海行动》(2018)等军事题材影片。朝鲜战争成为其中的重要主题,因此又出现了《长津湖》系列(2021,2022)、《跨过鸭绿江》(2021)、《志愿军》系列(2023)等作品,这些电影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战争对峙。此外,还有一些间接歌颂国家在海外保护公民的影片,如《万里归途》(2022)等。这类电影在形式上仍明显借鉴西方战争片,但其意识形态与西方强调个人英雄主义不同,中国强调的是集体英雄主义。

在美国教授中国电影,各校的电影清单大同小异,多以所谓“独立电影”为主——这些电影后来也逐渐成为主流的一部分。导演包括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贾樟柯、娄烨、何建军、王小帅、李杨、李玉等。许多导演在年轻时较为“独立”,后来则从不同角度参与到“主流”电影中,形成一种商业与主流融合的趋势。所谓“第七代导演”的说法,其实并不严谨,更多是一种模糊的概念, 其实这个名词基本不存在.

我参考了几所大学的电影课,并跟一直教电影的同行们请教,我发现各校的电影单子几乎二十年不变,这让我感到沮丧,今天再教授当年有意义的电影如《大红灯笼高高挂》已丧失历史意义,甚至有强加西方视角的“东方主义”的恶果。因此我决定这次的电影课要围绕“再现中国”选题,特别是当代中国,既要给学生看中国电影的发展脉络,也要从今天出发,选择电影。考虑到2025年《南京照相馆》取得了相当大的商业成功,同时也是绝对的典型的主流电影,我决定将其纳入课程。

“南京大屠杀”——日本军国主义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特殊题材。近三十年来,出现了一系列相关电影,类似于西方关于“大屠杀”(Holocaust)的电影,即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被压迫、迫害和屠杀的作品。当然,西方“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和文学数量极其庞大,数以万计,方方面面地揭示了德国法西斯如何有计划地消灭犹太人的。

中国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可以追溯到1987年的《屠城血证》,这是该类型(genre)的开端。此后有1995年的《南京1937》(吴子牛导演)、香港电影《黑太阳:南京大屠杀》(1995)、《五月八月》(2002)、《栖霞寺1937》(2004)、中港加合拍纪录片《张纯如——南京大屠杀》(2007)、《南京!南京!》(2009)、《拉贝日记》(2009),以及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2011)。多年后,又有申奥导演的《南京照相馆》。这些电影包括故事片与纪录片,从儿童、风尘女子、普通市民等不同视角,呈现了自1937年12月13日开始、持续六周的南京大屠杀。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中国“南京大屠杀”影像书写的基本框架,与西方“Holocaust”电影形成对照。

多年前刚到美国时,我对西方“大屠杀”电影非常着迷。我从学校图书馆借来录像带(VCR),一部一部地观看,直到把学校馆藏的相关影片几乎全部看完。之后我又阅读了大量相关小说。这些阅读与观看给我带来深刻震动,也让我意识到:中国同样需要这样的影像与文学,来讲述自身的苦难历史。Holocaust文学与电影曾深刻影响我,甚至成为我研究和理解中国文学的一个参照座标。

《南京照相馆》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二十世纪抗日战争与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第二,中国当代国家意识形态与电影之间的关系;第三,中国“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发展历史,并与西方“大屠杀”电影进行比较;第四,中日两国悠久的历史关系;第五,台湾与中国、日本之间的关系。

美国年轻的大学生们几乎对“南京大屠杀”完全无知,但他们对日本都非常有兴趣,甚至是非常热爱,这要归于日本动漫的“软实力”对西方的影响。学生们愿意学日语的人非常多,愿意去日本旅行的人也非常多,他们对“东方”的想象其实与日本动漫的软实力对他们的塑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南京照相馆》这个电影给学生们打开了一扇未知的窗口,让他们看到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军事行动的残酷和野蛮,学生们对此都非常震惊。 特别是日本军人对平民百姓的残酷杀害,让这些美国年轻人很震动,以致在放映电影的时候,有的学生走出教室,他们说,他们不能看这样的残暴行为。

我的学生大多是十八至二十二岁的男青年,他们对暴力的反应让我感到意外。我原以为只有自己随着年龄增长,变得难以承受这些残酷场面——人到老年,内心变得柔软,更加珍惜生命, 更加珍惜每一个细小的生命,一根小草、一朵小花、一只小鸟的生命。但这些年轻人同样无法直面暴力,这让我颇为感慨。这一代人是在电子游戏中“打仗”长大的,却依然对真实影像中的暴力感到难以承受。

影片也为学生提供了一堂“爱国主义”的体验课。中国的爱国主义,当挤在地下室里的老金一家四口、阿昌和毓秀在离别的时候照相,老金掀起照相布景,给大家展示中国的大好河山,北京的长城,杭州的西湖……激荡人心的音乐提升着催化着观众的感情,大好河山,寸土不让,我坐在教室里,泪水涌了出来,家国万里,那些美丽的山峦、湖泊、海洋、亭台、楼阁,那些普通的街景和安详生活的日常…..勾起了我对中国的想念。是的,任何侵略者都必须从养育了当地人民的土地上被驱逐出去。我想到世界上那些被占领的土地,被殖民的土地,被无辜地袭击的土地上的人们。以及他们对自己家园的热爱。

《南京照相馆》也引发学生讨论记忆与影像的关系、记忆与照片的关系。我们能否相信记忆?我们能否在不知道一幅照片的政治文化语境内相信照片?照片既是历史的证词,也可以是历史的虚构,既可以是对记忆的保存,也可以是对现实的扭曲的宣传。成语说眼见为实,现在就是眼见也不见得是实:眼前的照片是一对夫妇在阳光中抱着婴儿,而现实是那个婴儿刚刚被日本兵摔死了,强迫这不是夫妇的一男一女抱着这个死孩子照一张全家福。在我们这个时代,眼见的在多大程度上为实?

为了拓展讨论,我们在课上也放了其他的关于中日关系的纪录片,包括第一次中日战争(1895)甲午海战的纪录片,中日关系从唐朝以来友好历史的教学片,以及1998年的纪录片《以皇帝的名义》——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第一部纪录片,是韩华混血的女电影人崔明慧和香港电影人湯美如的作品。电影里日本侵华士兵在战后组成团体,到中国深挖南京大屠杀的罪恶并向中国人民深刻道歉等等。

我也给学生看了2020年初当中国遭受新冠疫情爆发,世界还不明白新冠疫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日本民众给中国送来的捐赠物资,以及这些捐赠物资的箱子上贴着的中国古诗的照片。 上面写着:“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些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两国人民感情的纽带, 我希望自己能给学生提供一个比较全面地理解《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背景,也理解中日紧邻关系的历史和复杂性。

最重要的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不能成为我们思考未来的出发点,对法西斯侵略者的仇恨不可忘记,但如我们著名的校友马丁·路德·金所说:" “Darkness cannot drive out darkness: only light can do that. Hate cannot drive out hate: only love can do that.” ----“黑暗不能驱除黑暗,只有光明可以做到;仇恨不能驱除仇恨,只有爱可以做到。“ 或者另一种翻译:“暗无法驱暗,唯光能为之。恨无法消恨,唯爱能为之。”,另一个更古典的翻译: ”“以暗驱暗,终不可得,唯光明可至;以恨止恨,终不可解,唯仁爱可化。”

如今,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在重演,但杀害者是过去被杀害者的后裔。这个周末我跟老伴在家看了一个纪录片,十来岁的以色列孩子们大喊着“杀死一切阿拉伯人”——这让我们非常震惊。老伴问我:是什么使这些孩子如此疯狂?他们懂什么?我默然,反思自己的课:我们该怎样教育下一代?

历史充满了诡异地重复和反讽,是什么让那些残暴的普通士兵去杀无辜的人?是成百上千的大屠杀电影教会我们对法西斯的仇恨吗?我们该怎样用爱和理解驱逐仇恨?在这个小小的美丽的星球上,一部部鼓动仇恨的电影会不会最终是打向自己的回旋镖?如果我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成长在仇恨教育里,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人?世界将怎样?

2026年4月5日


CC BY-NC-ND 4.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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