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者作為檔案人（二）：口述歷史

近年來，「口述歷史」（oral history）或口述生命史，已被認為是作為歷史事實的補充（王明珂，1996）；而記憶本身也是具有「原始性」與「可靠性」的（Thompson, 1988），是作為重要的文獻；甚至它更有助於挖掘庶民的記憶、發展底層的歷史書寫。

例如以猶太人大屠殺為例，《夜與霧》（Night and Fog）（1955, Alain Resnais）具有作者論的強烈風格，亞倫雷奈回到集中營，以歷史的黑白影像和殘敗的現代場景交叉剪接，配上如詩口吻的旁白，娓娓道出納粹迫害猶太人的過往。

而《浩劫》（Shoah）（1985, Claude Lanzmann）卻是一個口述歷史的典型，它是對於猶太人大屠殺的倖存者、見證者和執行者之訪談與證詞，並實地走訪波蘭境內的納粹德國大屠殺遺址，包括多座滅絕營，片長超過9小時、共耗時11年製作。

然而，口述歷史的方法，不只涉及到為什麼召喚記憶、什麼樣的情境下召喚什麼樣的記憶、召喚記憶是為了想反抗或反駁什麼等等（王明珂，1996）。

同時，其中也涉及到紀錄者與被攝者之間的對話、回饋與詮釋之過程，「藉由主訪者—受訪者的共同在場，通過『談話』的互動形式，對受訪者個人的生命經驗、記憶、情感、觀點、認同等，進行『有焦點』的敘事性重構」（林傳凱，2015，頁81）。

因此，口述歷史的紀錄片，更進一步得以轉化成為從屬者的聲音（Spivak, 1999╱張君玫譯，2005）及其增加力量感的媒介（夏林清，2012，頁327），其中關鍵的差異在於Spivak（張君玫譯，2005）所提出的「talk」與「speak」的分野，底層人民或許常常可以出聲（talk），但這未必代表她可以發聲（speak）。

這裡即以臺灣與韓國的慰安婦及其紀錄為例，前者包括了《阿媽的秘密》（1998，楊家雲），訪問了13位當初受騙前往南洋從事慰安婦工作的阿嬤們，《蘆葦之歌》（2015，吳秀菁），則是記錄上述的阿嬤們參加身心照顧工作坊的歷程，但阿嬤們仍是作為被攝者，而紀錄者則企圖透過當事人的口述訪談作為歷史見證並進行控訴。

後者則是Byun Young-Joo慰安婦三部曲的The Murmuring（1995）、Habitual Sadness（1997）、My Own Breathing（1999），紀錄者採取與婆婆們共同生活、陪伴與拍攝的再現方法，記錄著慰安婦婆婆們向世人現身並公開發聲之後的生活紀事，在拍片的過程之中，紀錄者採取某種傾聽的方式，似乎成為她們發聲與療癒自己的過程，婆婆們甚至主動勸說Byun Young-Joo繼續為她們拍片。

綜而言之，我們一開始會認為「歷史」與「記憶」（口述歷史）乃是對立的，前者意味著文字、客觀或單一的文獻，後者則是口語、主觀或多變的回憶；之後，我們發現到記憶可以成為歷史事實的補充，它也是具有歷史性的，並有助於呈現「過去」的多重聲音（平民化、多媒材）；最終，我們發現到原來所謂歷史正如同記憶，傳統的歷史不過只是某一人群（上層的、男性的、書寫的）的記憶，或主觀上所建立的「過去」。

參考資料

王明珂（1996）。〈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34(3)，147-184。

林傳凱（2015）。〈第八章：白色恐怖口述歷史的檢討〉，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卷二：記憶歷史傷痕），頁79-116。衛城。

夏林清（2012）。《斗室星空：家的社會田野》。財團法人導航基金會。

張君玫譯（2005）。《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群學出版社。（原書Spivak, G. [1999].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 P. (1988).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