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

关键是要“历史化”。 往往是在一种自传式的书写中，童年才与民众不可分离的结合为一。 换句话说，编年史和档案必须变成文学文本，就像《末日审判书》中有关庄园价值的数字会被20世纪的英国人拿来计算出迫真GDP和随后半个世纪堪与工业革命最初数十年相比较的经济增长率一样。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承认如果不借助于想象的力量，就无法解释和复活这个懂得通过想象来在自己的匮乏和软弱之上建立起一个时代——如同英国的典型之处，可能不仅仅在于马克思与他对“工业革命”的掌握分析，还在于霍布斯与马尔萨斯的出现。

必须一方面认为庄园份地的分割或者说细分化、休耕面积的减少、耕地的增加、公共牧放土地、草地的消失带来的畜力缺乏与土壤肥力的耗竭，即小农与无地农的普遍存在恰恰证明了乡村、城市中心的商业与职业适应力已发展到相当程度，乡村地区之间以及乡村与城市之间商品交换的发展已成为一种“一般”趋势。

另一方面，这些不能作为农民生活贫困化证明的副业、手艺又同各地区的金属加工与制衣业/锡矿工/铅矿工/铁矿工/烧炭工，即英格兰的棚户区或者说“寮屋区”（非法占地）以及他们在来到这些地方之前对自给自足的丰裕生活的幻想联系起来。

“我们”现在开始看到的是受益于定居点人口密度增加与“巨大的过剩人口规模”的单一耕种模式，这种耕地化发展到极限的农业强度的提高与更多的劳动力投入也难以保持或增加的每亩土地的生产率所最终无法容纳的人口增长将必然要面对的“惩罚性的死亡率”：饥荒与瘟疫。

正是由于“我们”觉得用诸如用什么都市圈、中心地原理，帝国兴衰就可以跳过像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如何获取食物与燃料，并且远远不止是食物与燃料的问题，才需要不断增加宣言来验证前提的存在——这当然是道德性的。

因为这样起码在混乱与恐怖方面就可以排除“外生性”的灾难而进入一种渐缓的人口抑制与消退，并确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真与规律性的思想之间确立一种推断的相似性。

当“我们”在例如农民/领主之间可能长达上百年的合法与非法斗争那里——从诉讼、申请加入直属王领地到怠工、不服劳役、逃亡和破坏、宰杀牲畜与暴力造反——发现了王室法庭支持修道院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而把佃农变为维兰的时候，自然市场的力量也就突破了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经济框架而让超经济强制俯首称臣了。

这还不算王室和铸币量与货币流通数量的大大增加、货币化的实物、劳役与被提高等同于重新购买土地的承租费、过户费，以及不久便将前两者打包带走的市场地租的那种乡村中的农民分化与在领地国家或自营、直营庄园的建设资金来源上达成协调一致的重建后的全国性网络。

“我们”这时候又就把所谓的什么“户籍制度”/“自由流动”托付给了“长时段”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来慢慢教育，而让“农民”——“一种造型的非造型倾向”的身份继续在内战的事实逻辑中组织起战争了。

是谁把这些轮廓不清的社会行动元的现实性和历史重量，即青年、群众、公众舆论、人民，放在“农民”（？）身上的？ 这时候总不会又学着早期教父们的话来改写康德，说什么头顶的星空就是一个道德奇迹，一个可见的不变秩序的神奇世界？

可惜的是，“市场”同时又向“我们”揭示了它的终极秘密， 这个由认识的自发运动构成的规定的理想整体对自身也不确定。

“黑死病”？ 这是在说什么呢？

就再版农奴制而言，它是一定和新的劳动控制形式——新的劳动控制形式之所以被称为是新的——与新的世界市场形成之间的关系分不开的。因为单论进城和城市的兴起/衰落、缴纳比例、工资斗争、迁徙等等，都是非常不同的，追溯到公元前都完全可以。

换句话说，仅仅某一地方，到底是农民之间还是农民与领主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或“本质”在一些人那里，由于对所谓的“乡村社会的运作方式”的不同理解，就是无法解决的分歧。

就像有的学者会假设某一个特定国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原因（“无法明说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国家的统治阶级或者说封建主缺乏作为一个阶级采取一致行动的意愿和能力，又或是他们不追求乃至根本不考虑暴力的方式等等。

如果愿意这么说的话，某些村庄比另一些村庄更具备什么所谓的“市场条件”，为此人们愿意向进城一样，来到这里寻找多样化、专业化的工作机会，这同样可以是“家庭生存的关键因素”。

还是差异太大，所以当现在人们谈论所谓追随这类那样“有利策略”（商业化生产-外出寻找工作机会等等）及其能力的时候，就已经是在勾勒着某种更大同时又更深入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它在当时的那种刺激也好，或仍然没有被这种刺激惠及而导致因循的所谓的规避风险的生产策略也好，都说明不了太多。

如果要说明， 那它也就只能是“我们”的市民的口中的计划经济的一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