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者手记

记得大学一年第一学期选修了一门《世界史》的课程，老师抛出了一个问题：“儒学是否是宗教。”回想起当时，我甚至未曾意识到这个问题所蕴含的深层张力。五年过去，国家与世界格局剧烈变动，仿佛顷刻之间，世界已不再是我所熟悉的模样。当然，也可能是小时候的我从没有真正认识这个世界吧。本文并不试图为‘儒学是否是宗教’下一个定论，而是借这一问题引出我对于文明、宗教与历史之间深层结构的思考。

我现在以罗马史（包括共和国时期和帝制时期）为切入口重新学习世界历史，才恍然意识到，人类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宗教史。究其缘由，人的存在需要“意义”作为骨架——因为意识演进到认识到“我”的存在之时，那“我”是什么就成了生存之急。不同地缘、不同族裔甚至不同时期的人们根据他们对于自身存在的理解构建了“存在”的“媒介”。这些“媒介”包括语言、生活习性（风俗）、社会体制等等。“媒介”的比喻仅仅是为表述方便，更准确来说它们介于“灵”和“物质实体”之间——对于灵（精神、意识、灵魂）而言，它们是物质、是器具（意识借由语言这种 “器具”表达自己）；相反的，对于物质实体（餐具、桌椅）而言，它们是抽象物（正如语言是“无实体”的）。

我深知这一段表达可能晦涩难解，因其为“总括性”语言——普适之思必然趋向抽象；一旦转向具象，便难逃特殊性之局限。这也是为何《道德经》以“晦涩”著称——此为题外话。

以下将举个简单的例子进一步说明：

以汉文化为例，若将“文化”视为汉民族集体意识之灵，那么汉语言、宗庙的祭祀活动、人们交往的礼仪规范乃至社会制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制），则是灵的元件、媒介、衍生。这些灵的衍生附着在物之实体之上——祭祀用的器具、家具、日用品（中国特有的丝绸等）。灵——“媒介”——物，此三位一体构成了人类生存之整体。放在其他族裔身上也是类同，犹太民族：犹太教——希伯来语——בֵּית כְּנֶסֶת （犹太会堂——建筑实体）。

这也就不难理解“儒学”和“儒教”之争了。研究者们总是希望抓住历史之灵，倘若把儒归为学说，那么以存在之本——宗教学的视角统合人类历史的“学者之梦”就破灭了。但真要把儒归为宗教又似乎十分牵强——儒学“无神论”的特质似乎和“宗教”一词难以相容。于是大家就发明了“广义的宗教”和“狭义的宗教”之说。似乎也挺有道理。但无论如何，中国历史的确有它的“怪异”之处。

首先，它几乎是一个独立的、割裂的系统。以西方世界视角展开的人类历史，是一部多种族、多国家、多文化交互的线性发展的历史。就以最为著名的罗马大帝国的视角来看，历史是罗马同时作为统治者和调停者与不同文化、族裔的人们共居的演进史。相比起来，尽管中华帝国也有与种族（如日本）交互的历史，但总体来说，中华帝国历史上并未出现与具有其同等内聚力、对外辐射力的文化域共同演进的事件。异族文化反而为汉文化所吸纳、整合，最终变成汉文化的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尽管中国与中亚、南亚、东亚各国曾有过交流，例如丝绸之路与遣唐使等外交活动，但这些交流往往未能真正‘撼动’汉文化的内核结构，反倒强化了其同化机制。相反的，与罗马共生的犹太文明、伊斯兰文明于今天世界上仍然占据相当大的势力。

其次，中国历史具有极其罕见的“非线性”——历朝历代往复循环。有趣的是，中国人也是如此看待自己的历史的，朝代被赋予五行（金木水火土）中的某一行。例如，秦奉“水德”，以黑色（也称玄色）为尊，衣冠、旌旗、车马都用黑色。因为《尚书·洪范》里“水胜火”，秦认为前代周朝属“火德”，水胜火，理应取代周朝。汉初刘邦恢复“火德”，以赤色为尚。因为汉人推翻秦后，认为应该“火胜金”或“火胜水”，恢复周朝“火德”的传统。汉武帝时还正式确立汉属“火德”。明朝的皇帝命名也具有五行色彩。明太祖朱元璋在立国初期，就制定了一个“五行更替，名字用字轮换”的规划：“洪武定制：太祖命子孙按五行属字依次命名，以示国祚绵长、天命相承。”

- 明成祖-朱棣-木

- 明仁宗-朱高炽-火

- 明宣宗-朱瞻基-土

- 明英宗-朱祁镇-金（大明留学生）

- 明宪宗-朱见深-水

很难说，对五行学说的认同与中国历史的周期性之间是否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当然，把中华帝国的历史归结于非线性的循环体系也并非完全妥当——中国的历史是在非线性的循环体系中展现其的线性的——世家的衰落、更迭以及中央集权（皇权）的加强（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

有趣的是，中国意识形态的发展似乎集中在对古代圣人（孔子、老子之流）思想的“再解读”，而对作为源头的思想与其文本（四书五经等）的认可是不变的。对比之下，以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其意识形态总是建立在对“前朝”的批判之上——文艺复兴正是建立在宗教批判之上。

最后是中国意识形态之中的世俗务实性（暂且这么称呼）—— 相比于（狭义的）宗教地区而言。余华的作品《活着》正是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这种务实性，这也是中华民族性的一大特色。信奉宗教的人或许会感到疑惑：“为何有人能够抛弃上帝而‘独自’存在？”，简直不可思议。我记得王德峰老师曾经说过，中国人是以哲学作为其生存根据的。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汉语中有一句话叫做：“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这句话高度集中了中国人对其与西方宗教概念中“上帝”的关系的反思。至于如何理解中国人的“天”，以及其和西方“上帝”的区别，这个问题倘若展开，就变成对中西哲学观的对比研究了，我决定点到为止。

这最后一点“世俗务实性”，在我看来是最不怪异的了。我疑心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源于某些宗教人士思维的狭隘。因为这和罗马的建政思路大体一致，这似乎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的基本理念——人必须对由自己的思维所造的世界负有责任 —— 通过教育体系，尤其是低廉甚至是免费的基础教育培养出具有公民精神的国民，而优质的高等教育则培养出在引领各个领域发展、同时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的精英；通过医疗体系，使得基础疾病能够得到及时治疗、同时健全的预防保健机制有效控制传染病的扩散；通过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使得弱势群体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时保留能够让有才干的人居其位的“上升通道”……此等等都是“国家”这一庞大的政治机器存在需要面向的问题 —— 通过宏观的手段最大化人类的福祉。当然，能够做到与否都是后话了。知识界观点和现实的错位自有它的缘由。

如此看来，文艺复兴时期“光复罗马传统”的口号也就不难理解了。罗马最终还是消亡了，但它仍然是人类文明中绕不开的一环 —— 它产生的一系列伟大领袖：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尤利乌斯•凯撒，奥古斯都，哈德良，马可•奥勒留……他们身上闪烁着无与伦比的人性的光辉，历久弥新。最近在看 2016 的电视剧《年轻的教宗》，似乎是对宗教保守分子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嘲弄。

事实上我对中华帝国的延续性是存疑的。首先，自清末以来，中国被迫打破了孤立与自循环的传统，真正意义上加入了世界史的进程，因此，我们所处的时代本身就与过往有所不同；其次，今日的政权有别于历代王朝，它并非以“汉文化”为精神基底建立起来的，传统文化的脉络在这一代人身上已经极度式微。

然而，这一切也不完全是执政者的责任。功利主义似乎已成为现代国家体制的共性——这得益于人类对各种“指标”的发明。从国家的 GDP 到学生的期末成绩，我们的世界被简化为一连串可以量化的数字。“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这是我硕士期间一位经济学教授的玩笑话。但玩笑背后，却是一种深刻的现实——单一指标本质上是对高维世界（我们真实的世界）向低维空间（如一维）的映射。我们于是生活在种种自我制造的“影子”之中，并以此来认识世界。此等同于我们指着大象的影子告诉他人这就是大象！多么荒谬！

我们亲手制造了物质与精神的割裂。现代人被迫依赖理性主义谋生，而仅凭理性而活的人，最终也不过是他自己的影子罢了。

在红色恐怖与功利体制的双重裹挟下，汉文化精神的式微乃至凋敝已是显而易见。是的，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畸形的时代。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黑色幽默？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生于此时此地，而不是其他时空？为什么我们成了“我们”？作为人类这一物种的子孙，个体仿佛被随意抛掷到某个时刻、某个地点，全然身不由己。

但 —— 悲或喜，苦或乐，人终究只能在现有的处境之中做抉择，此外无他。人的决策彰显了他自己，也就是“我是谁”——历史中的个人。这也是意义所在。

因而，宗教未必是神的崇拜，可能只是人类在历史迷雾中，为自我赋义的方式。最后回到起点。“儒学是否是宗教？”或许我们永远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正如历史不是单一视角的线性叙述，而是多重视角下的意义建构，儒学的宗教性也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方式去理解它。它或许没有神，却提供了超越个体经验的精神秩序；它或许不宣称永恒，却承载了文化延续的根本逻辑。而在世界剧烈变动、意义体系快速解构的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新追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这正是宗教与历史最终汇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