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城市」之文學事件發生現場

圍繞在香港繁華城市背後，也斯認為「許多人說過香港的故事。有人用一個漁港來說，有人用一艘帆船來說，有人用高聳的大厦來說，有人用夜晚璀璨的燈光來說。有人用鯉魚門的霧，這故事引向別的故事，這故事結束了又開始，開始了又結束。每次說香港的故事，結果總變成關於別的地方的故事；每次說別的地方的故事，結果又總變成香港的故事。香港的故事，愈說愈長，愈說愈亂。」但是，接下來的城市故事，是否已朝另外的方向發展？

香港接下來的故事......

若以「拼貼故事」二字標舉於香港之後，其實是凸顯香港生活與文學作品未能在地完成的過程。顯然，2019年社會事件，2020年經歷三年疫情，加上移民他國人數增多，各行各業人才流失，香港政府不得不以引入人才為招攬，向世界呼喊。接下來，香港故事所謂「中西匯聚，文化熔爐」之下，作為國際大都會，偶然適志，便隨處可見祖國文化生活漫遊亦步亦趨。

拼圖不僅是一塊塊，以故事來形容的話，它雖是拼貼，但若遺失一塊，故事就難以為繼。這些年來，城市太多改變，人們聚散流動迅速，已不能完整敘說在一個地方的故事。「拼貼」會否就是接著書寫香港故事的方式。

香港城市繁華璀璨，居住環境狹窄，故事上演繁雜。歷史事件一方面提供了寫作素材，為作家的書寫提供了生活觸覺與文學書寫，凝聚了張力。也許，人們逐漸習慣了一種荒謬的日常：撒謊的人，勸勉人們要誠實；獨裁者揚言國家文明自由；暴力者指摘他人言行粗獷。然而，世間所有事物都有正反兩面組成，謊言的正面功能在於折射出真實的面貌：不願欺瞞自己的人，會清晰地看見，隱形無人機和坦克車已換了另一種方式進入了這個城市。

然而，進入本世紀的20年代，世界局勢依然動盪不安。2021年2月， 緬甸軍方推翻昂山蘇姬民選政府，舉國陷入內戰；8月，美軍全面退出阿富汗，塔利班重掌政權，結束近二十年的阿富汗戰爭。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俄烏兩國交戰。2023年7月，尼日軍方挾持民選總統，轉由軍政府統；10月，控制巴勒斯坦加沙的哈瑪斯襲擊以色列南部，引發以色列軍事反擊，為周邊地區1973年贖罪日戰爭後最嚴重的衝突。

在當下這個碎片化且動盪的時代背景下，人與人的衝突未曾止息。雖然身處安全地帶，受庇護的屏障，遠離了烽火硝煙。相對於那些在暴力殘酷之下，被迫流放、遷移，無國家可庇護的族群而言，存在的價值是否必須另一族群的肯定和施予。龍應台在新著《這個動盪的世界》序言中所說：「在一個特定的結構中，一部分人的獲得，往往是另一部分人的失去，某一種價值的肯定，往往是另一種價值的否定」、「所有的殘酷和暴力，都有來源，都有脈絡。多瞭解一點來源和脈絡，或許我們在抉擇的時候，可以更周全，更體恤，更有長程、宏觀的思慮。」

反觀後殖民之下，從事香港藝術文化工作的業者，此刻需要仰賴傳統文化，敘說另類階段，愈來愈雜的「香港故事」。此時，承傳嶺南之風與標舉流行文化傳奇故事，都是教學的重點。文化業者期望養成學生對香港社區的好奇和關懷，通過實地考察並加強公民意識，讓年輕人更多發掘和創造屬於香港本土的藝術文化，書寫新時代下的香港故事。

「香港故事」帶動思考，在城市中穿梭，感受城市的每一行走的景點。城市面貌的界定可針對文學事件的發生現場、文思泉湧的創作現場、文化形成的醞釀現場等而設。藉由某種形式的預設，於當中一覽與文學作品相關的人、地、時、事、物。這三項粗略的分類，實際探討時可能會相互重疊，可能僅就某一類單獨討論，當然也可能有別於三者之外的聚焦。

文學事件的發生現場

此處「文學事件」指的是文學作家經歷的創作事件內容。葉靈鳳自三十年代離開上海之後，便沒有再創作小說，寫作以散文為主，特別以書話見稱，如盧瑋鑾（小思）編有《葉靈鳳書話》。他來港之後繼續擔任副刊編輯，在香港淪陷期間替日本人主編《大眾週報》、《新東亞》等雜誌，曾惹來漢奸的指責，但戰後有證據顯示，葉靈鳳其實身負蒐集日本人情報的秘密任務。五、六十年代，葉靈鳳做了大量關於香港歷史和掌故的考證（結集為《香港的失落》、《香島滄桑錄》、《香海浮沉錄》等），寫過香港地區動植物的文章（結集為《香港方物誌》）。這些文章見證了葉氏由「南來避難」到「香港本位」的轉移。

香港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知識份子的遷徙以及他們各自選擇不同的創作道路，形成獨特的文學類型，產生了香港文學在現當代中文文學的特有意義。三四十年代成名的作者，移居香港後仍繼續著述，作品亦有變化，上述舉的葉靈鳳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而盧瑋鑾著述的《香港文學散步》於1991年出版，內容主要介紹幾位中國著名文人學者在港活動的場所及他們在港的故事。及後於2000年，當年的教育署（現在的教育局）邀請小思帶領二百多人遊歷書中的地方，並記錄下來，成為香港文學發展中重要的一次跨媒體活動。此書就是介紹他們曾在香港活動的場所，並附以有關的故事，指出香港在華文文學發展史上佔有一席位。

研究葉靈鳳、許地山、張愛玲、戴望舒、徐訏、李輝英、姚克諸作家，不能忽略香港時期的著述。除了文學創作，還有翻譯、論述、雜文、影視編劇，足以令新文學研究者，重新思考過去現當代文學劃分的界線（如1949年作為分水嶺）、重新反省過去純就文本或以政治社會文化討論文學的方法。諸位作家創作的內容，往往是反映當時社會現況的各種面向，撰寫的動機則多是「不吐不快」。作家若就自己生活周遭發生的人事為主題描寫，則與「文思泉湧的創作現場」密不可分。

與世界、傳統對話

學者普遍認為香港故事變化多端，錯綜複雜。但是，以傳統為基礎，面向世界，匯聚多元，一直都為學界所認可，並由留學歸來的學者積極推動，特別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率先翻譯亞美文學的劉紹銘和譯介法國新小說與打丁美洲新小說的也斯。

亞美研究(Asian American Studies)內容多元，為跨學科的族裔研究領域，重視與亞裔社群的互動。傳播到港臺之後，由於學科的特色與在地的條件，轉而以文學研究為主，參與者絕大多數為比較文學出身的學者。劉紹銘的兩本中文譯介《唐人街的小說世界》和《渺渺唐山》，雖由臺灣出版，在香港卻發揮了相當的引介之功。

也斯從香港開始寫作，面對香港內外的歧視、種種自卑與自大的態度之間，嘗試通過對話，尋找平衡的視野，穿梭城市樓宇，書寫香港的故事，整理香港的書寫。對於各地城市文化、遇到的長輩後學，對話是生活的藝術，亦是傳承與轉化的關鍵。也斯作為人文學者的教師和研究者，相信人文教育潛移默化的功能，他認為文學藝術是感情的教育，願意與不同個人和社團對話，透過寫故事去凝聚想法、提出疑問、謀求共識。

也斯是接受傳統中文教育的一代，他留學回來之後，沒有放棄傳統文化教育的薰陶，願意以現代生活、現代媒體，檢視古典，把傳統文化補充當代，在對話中令它們成為有生命活力，可感可觸的能量。我們可以從《聊齋》、《西遊》的改寫，《博物館》的游賞與反省，看到他的實踐。

香港作為一個身世曖昧的城市，因為其歷史和文化背景來源甚多，含混模糊。雖然殖民與被殖民數十年，形成語言夾雜，文化混雜，香港文學定義頗為複雜，但也不阻礙「香港文學」作為新領域和新科目，而今成為大學課程內一個熱門科目。因為香港文化身份的隱喻，這集反叛、邊緣、游離於一身的混雜局面，是「香港文學」散步實踐賴以支持的文化含量。有了這個行走於城市的意義，我們才發現城市背後是香港故事錯綜複雜，難以滿足講述的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