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

——那些年，那些事 · 三十五中

一、转学

1980年11月中旬，一个星期一。

秋高气爽。

父亲带着我，从电影机械厂家属院外面的公路坐上公交车，到大坪，再走到袁家岗。三十五中在那里。

我背着书包，带了一件内衣、一双袜子。别的什么也没有。

父亲是三十五中的教导主任。他已经在办公楼三楼给我安排了一张床，办好了转学手续，然后告诉我：你到三十五中去读书。

我没有反对。

我十三岁。在二中读了一年，成绩很差。小学前几年几乎没有真正学到多少东西，到了五年级才开始认真读书。进二中以后，和那些从正规小学一路读上来的同学相比，差距一下显了出来。父亲仔细权衡过，觉得到三十五中对我更好。三十五中不能住校，但他可以让我住进教师午休的房间。

他做了决定，然后通知我。

那天上午，他先带我去班上。初二四班，班主任姓马，教语文，一个平平无奇的中年人。教室里有五十多个学生。我坐在最后一排，因为我的个子在班上最高，一米七以上。后来整个中学时代，我一直坐最后一排。

中午父亲来带我去办公楼。四层的房子，午休的房间在三楼。

长方形。门在左边，窗在右边。

进门靠右是两张单人铁床，挂着蚊帐。靠窗那张床边有一张办公桌和一把木椅，那是父亲平时午休用的，现在给我。铁床上铺着棉被，花格子的棉布床单，一床被子和一个枕头。靠里有一张上下铺。靠门那边还有一张办公桌，没有椅子。

房间正中一盏白炽灯，八十到一百瓦，很亮。

我觉得陌生，也好奇。当时是中午，不害怕。

放下东西，父亲带我去食堂打饭。铝皮饭盒，端回教室，趴在课桌上吃完，午休，然后下午继续上课。

下午放学，父亲带我去校门口见传达室的王孃孃。他说我会在学校住，王孃孃说知道，会照顾我。

五点过，他带我去食堂打晚饭，然后回房间，陪我吃完，待到天快黑才离开。他叮嘱我，有事去门口传达室找王孃孃。

他走了。

二、第一夜

我把门从里面锁上。关上窗。

坐在办公桌前发呆。

不记得想了什么。

后来和衣躺在床上，开着灯睡着了。

那天夜里，我睡得不踏实，但不记得什么时候睡着的，也许很晚。办公桌上有一个闹钟，我上了七点。

闹钟响的时候，我昏昏沉沉的，恍惚间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然后看见那盏大灯还亮着，明晃晃的。

我想起来了——我在这里。我一个人。我好好的。

我下楼去公用厕所刷牙洗脸，去食堂打早饭回来吃，八点去教室上课。

我可以的。

三、灯下

从那天起，我每天放学后往杨家坪方向走。

很快发现路边有小人书摊，一分钱、两分钱看一本。我在那里一本接一本地看。有一次，一本讲邓艾入蜀的新书刚到，前面已经有两三个孩子等着。轮到我时，有个孩子想插队，摊主说不行，要先给这个小孩看。

后来我又去了大坪的新华书店，发现杨家坪有图书馆，再后来在大坪找到一家旧书店，可以花一点钱把书借回去。借书按天算钱，我就赶快读，读完赶快还。

十二三岁的年纪，我把四大名著都借回来读过。还读《约翰·克里斯托夫》《安娜·卡列尼娜》，也读《唐诗三百首》，开始对孔子和儒家的东西感兴趣。

《西游记》是好看的故事，《水浒传》是打打杀杀，《三国演义》的场面很大。《红楼梦》读得晕头晕脑，只留下零零碎碎的一些人物和句子。

那时候我读书极快，几乎是一目十行。《水浒传》有一册，我一天就哗哗地翻完了。因为借来的书每天都要算钱。

很多个晚上，我坐在那张办公桌前，就着那盏大灯看到很晚。困了就上床，躺着再看一会儿，实在困了，把书放下，转身朝着墙睡。闹钟上到七点。

整个房间很安静。有时候有水管漏水的声音，有时候有风声、雨声。夜深以后，远处公路上偶尔有汽车经过。那时候车很少。

校园里的人一个一个走光。最后只剩办公楼三楼那一扇亮着的窗。

我还是开着大灯睡。灯太亮，就转身朝墙。

四、一个人的日子

那时候东西很少。食堂里通常是白馒头、蔬菜和一点点肉。

有一次，食堂的人自己做了一些肉包子，问我要不要吃。我知道那大概只是客气一下，也不好意思真要，就说不用。

他说：“哎，那好的，好的。”

我那时只有两双袜子。有一双后来破了，只剩下一双，穿来穿去。父亲有一次发现袜子已经很脏，叫我赶紧去洗，后来又给我买了一双。

衣服也少。有一回父亲给我买了一件新的，拿回来才发现该有扣子的地方竟然一颗扣子都没有。只好拿回家，后来大概是母亲找来扣子，一颗一颗缝上，我才穿起来。

五、大门与作文

三十五中的校园很大，原来的大门靠近公路。

后来重庆出版社在附近获批土地，建大楼。工地围起来，竟把学校原来的大门圈进了施工范围。

一个星期一早晨，我从家里坐车回来，照旧穿过工地去学校。

一个保安拦住我，大声斥责：为什么闯进他们的地方。

我十三岁，只好快步退出来，绕一大圈，从学校新开的小门进去。

这件事让我非常愤怒。

正好语文课要写作文。我就把这段经历写了下来：为什么他们占了学校原来的大门，反而还可以斥责我们？

几天后，作文发回来。语文老师在上面做了很多圈点，然后把它作为范文，在全班朗读。

六、星期六

最初那几个月，每天晚上都是一样的。

放学到杨家坪看书，回学校跟王孃孃打招呼，回房间做作业、看书，上床，朝着墙，睡着。

灯一直亮着。

后来有一回，星期六放学，我没有回家。

那时每周上六天课。我借了很多书，想留在学校继续看。

晚上七点多，父亲突然出现在学校。他发现我没有回家，专门过来找我。

那时已经没有公共汽车了。父亲要带我回去。

我们两个人从三十五中一路步行，走回电影机械厂的家。

我不太想回去。

我借来的书还没有看完。

但我跟着他走了。

那一路走了多久，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

只记得我们两个人在晚上走那条路。

七、于德贤

大约一年以后，于德贤住进来了。

他是数学老师，教比我低一个年级的学生。他有过红卫兵经历。晚上，他给我讲文革时重庆、云南一带武斗的事，讲同伴怎样战死，还给我看过他们戴着红袖章的照片。

房间里后来还住进来一个学校的工作人员。这样，晚上终于有人说话了。

我也不用再整夜开着大灯睡觉。

有一天晚上，办公楼里传来异常声音。我们三个人怀疑进了小偷，一起出去查看。

走到一处尽头时，于德贤让我先往前走。

那句话我一直记得。

后来父亲知道了这件事，非常愤怒。他反复对我说：一个成年人，在可能有危险的时候，让一个孩子走在最前面去冒险，是非常不道德的。

那是父亲对我说过的很重的话。不是对我说的，是对那件事说的。

八、那道题

初三的时候，于德贤教初一或初二。

一次期中数学考试后，他把一大叠卷子带回房间批改。

有天晚上他暂时出去，我翻看那些还没批完的卷子。最后有一道很难的附加题，翻到的卷子几乎都没做对，而我会做。

翻到一张完全没做附加题的卷子时，我突发奇想，直接在那个学生的卷子上把答案写了上去。

于德贤回来后，我还故意说：“你看，这个学生做得不错。”

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名小女孩。因为那道附加题，她的成绩一下子超过了其他孩子。

于德贤告诉我，发卷子的时候，那个女孩脸红得像苹果一样，高兴得不得了。

我在心里暗暗大笑。

再后来一次考试，她考得并不怎么样。那件事我始终没有告诉任何人。

九、离开

初三下学期，三十五中的教职工宿舍修好了。

父亲分到五楼一套两室一厅。全家从电影机械厂搬到三十五中。

我终于离开办公楼三楼那间午休室，重新和家人住在一起。

那间屋子，我住了大约一年半。

第一天晚上，我一个人躺在那里，开着大灯，转身朝墙。

一年多以后，有一个星期六，我为了几本借来的书，竟然不愿意回家。

十、很多年以后

很多年后，我在美国爱荷华工作，把这段经历讲给实验室助手戴安听。

她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她的母亲曾被一个疑似酒驾的人撞死，而她后来在法庭上选择原谅了肇事者。

戴安听完，看着我，走过来拥抱了我。

她说：那太残酷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一个人住在空校园里，每天晚上开着灯睡觉。

后来我太太听到这段经历，也说：那太残酷了。

我听完，没有说话。

因为她们说的那个人，我不认识。

我记得的，并不只是害怕。

很多年过去了。

我还记得那间空屋子。

记得桌上的闹钟。

记得一本一本借回来的书。

也记得头顶那盏明晃晃的大灯。

第一夜，我开着灯，因为不敢让整个房间黑下来。

后来，整个校园都黑了。

我一个人在灯下读书。

——1980—1982年·重庆三十五中
——2026年9月·美国弗吉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