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过二郎山

——1987年夏，二十岁的川西行记

一、还没有入学，已经上路

1987年7月，我二十岁。

那年夏天，我刚刚考上刘世贵教授的研究生，正式入学要到9月。不过我本科毕业论文已经在他的课题组完成，所以毕业以后并没有真正停下来。

刘世贵当时正在做一个四川草原害虫防治项目，与省里的草原部门合作，用病毒和细菌防治草原害虫。项目已经进行了几年，在当时是一项经费相当大的研究。

那年新招的研究生一共四个人。我最年轻。石林师兄三十岁，以前已经多次参加这个草原项目，去过川西藏区。

7月，课题组安排我和石林去石渠县做野外实验。

刘世贵没有去。

我们两个人带着实验任务和行李，从成都出发。

那时我只知道，这是一次野外实验。我并不知道，五天以后等着我的，会是一个和成都完全不同的世界。

二、五天的长途汽车

当时从成都到石渠，一周只有一班长途汽车，全程要走五天。

那种车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像美国的school bus，一排四个座位，车里坐着三四十个人。我们每人带一个包，跟着汽车从成都一路向西。

汽车先经过雅安。

后来很多年里，我一次又一次进出川西。雅安渐渐成了我记忆中的一道分界线：进去时还是四川盆地的夏天，穿着短袖；出来时，即使仍是七八月，人往往已经裹上毛衣或厚夹克。

第一次进去时，我还不知道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

三、二郎山

真正让我意识到这已经不是成都附近的公路，是二郎山。

那时没有隧道。公路贴着山体盘旋，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很多地方窄得无法会车，只能按时段单向放行。

司机是个中年人，显然已经在这条路上跑了很多年。他旁边坐着一位熟识的中年妇女，两个人一路说说笑笑。

车在悬崖边不断转弯。司机还在聊天。

终于，一个乘客突然吼起来：

“不要说话了！要出事故了！”

车里马上有人跟着喊。那位妇女安静下来。

司机却一点也不紧张。

“没得事，没得事，小意思。”

汽车继续沿着悬崖往前开。

我坐在车里，看着窗外。

二十岁的我，就这样第一次翻过了二郎山。

四、没有季节的驿站

翻过二郎山以后，汽车在一个小驿站停下来休息、加水。地名我已经记不清了，画面却一直留着。

我们这些从成都、雅安方向进去的人，大多穿着短袖短衣；从藏区方向出来的人，却穿着毛衣、夹克，有的人甚至像在过冬。

两拨人站在同一个地方。

我们不觉得冷，他们似乎也不觉得热。

夏天和冬天，在那里擦肩而过。

后来我多次经过这里，也终于成为另一边的人：进去时一身夏装，出来时裹着厚衣服。

五、路边的两个孩子

进入藏区不久，我从车窗外看见两个孩子。

公路旁是一间极其简陋的泥坯房，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玉米。门口站着一个大约十岁的女孩和一个更小的男孩。女孩的裤子已经破成一条一条，脚是光着的；男孩身上的衣服更像一块勉强遮住身体的破布。

他们黑黑瘦瘦，只是看着汽车经过。

我问身边的人，屋檐下那么多玉米是做什么的。

他说，那大概是这一家半年的粮食。

我没有再问。

在此以前，我当然知道世界上有贫穷。

但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它。

六、没有围墙的监狱

继续往里走，汽车经过道孚一带，在一个院子里停下来吃饭。

院子里有人来来往往，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后来有人告诉我，那其实是一座监狱。

我很吃惊，因为几乎看不到想象中的高墙和森严看守。

当地人解释说，这里不需要那么高的墙。四周都是高原、荒野和漫长的道路，没有车，一个人逃出去，很可能根本走不到下一个有人烟的地方。

我望着院墙外连绵的高原。原来在这里，真正的围墙并不一定需要砖石。

七、一颗卷心菜

石林去过高原，知道那里缺什么。出发前，我们从成都带了一颗包得很紧的卷心菜。

它跟着汽车颠簸了五天。

到石渠时，大约五分之一已经腐烂，流出黄色的水。我们准备扔掉。

当地接待我们的农业部门工作人员赶紧拦住：

“这个怎么能扔？这是宝贝。”

他们把坏掉的部分一点点削掉，把剩下的留下。

接下来几天，我们吃到的蔬菜，基本就是这颗从成都坐了五天汽车、已经烂掉一部分的卷心菜。

很多年以后，我已经记不清那颗卷心菜的味道，却一直记得那句话：这是宝贝。

八、石渠

第五天傍晚，我们终于到达石渠。

我从汽车台阶上下来，顺势往地上一跳。

脚刚落地，胸口像突然被什么压住，气提不上来。

石渠海拔四千多米。胸口那一下，比任何海拔数字都更直接地告诉我：这里已经不是成都。

休息了一会儿，呼吸慢慢恢复。第二天，我已经可以跑动。

县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荒凉。没有树。街道基本就是一条土路，两旁散着低矮的平房。最显眼的建筑是县政府，一栋两层楼，里面的楼梯甚至明显有些倾斜。

我们真正要去的地方还不在这里。

九、拖拉机和湿稻草

从石渠县城到下闸乡，我们换成了一辆四轮拖拉机。

开车的是一个年轻的康巴人，高大、强壮，话不多。

到下闸乡时，天已经黑了。

所谓招待所，不过是几张木床。床上垫着稻草，而且是湿的。灯很暗，整个乡里也找不到一家饭馆。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年轻的汉族女人。她说四川话，长得清秀，谈吐很有分寸。我始终听不出她到底来自四川什么地方。

乡里确认会付饭钱以后，她给我们下了一碗面。

那就是我们到下闸乡后的第一顿饭。

十、一步不退

后来当地人告诉我们，给我们开拖拉机的那个年轻人，不久前刚打死过一头熊。

他们说，熊向他冲过来的时候，他拿着半自动枪站在原地射击，一步也没有退。最后熊倒在离他不到三米的地方。

我后来真的看见了那头熊，已经被做成标本，四只熊掌还在。

我问：“熊掌不能吃吗？”

他们说做标本已经用了药，有毒，不能吃。

我不知道当地人讲述这个故事时有没有加入夸张。但那个沉默的年轻人、那头熊，以及“一步不能退”这句话，从此留在了一起。

十一、那个说四川话的女人

后来我才知道，招待所里那个年轻的汉族女人，就是开拖拉机的康巴青年的妻子。

这让我更加好奇。

一个明显受过教育、说着四川话的年轻女人，为什么会生活在这样一个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地方？

我试着问过她几次。

她每次都很自然地把话题岔开。

她没有告诉我。

我后来产生过很多猜测，但都只是猜测。

三十九年以后，我仍然不知道她从哪里来，又为什么留在那里。

有些人在旅途中只出现几天，却会因为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被记上一辈子。

十二、草原

我们的工作地点在更深的草原上。

那里没有我在成都想象的那种整齐、浓密的绿色。高原辽阔，天空很低又很大，天气变化极快。云的形状像有厚度一样悬在头顶，阳光和阴影在草地上移动。

草原上到处是鼠兔洞。鼠兔啃食植被，严重的地方草皮被破坏，土地裸露。当地人把这种灾害说成“鼠吃人”——草场毁了，牧民就只能迁移。

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做害虫防治实验。

白天做实验，空下来时捡蘑菇、捕鱼，有时也找虫草。生活节奏完全变了，常常睡到接近中午才起来。

二十岁的我并不觉得苦。

更多的是新鲜。

十三、床下的世界

高原给我的惊讶并不只在远处。

有一次，我们睡觉的地方下面不断传来动静。后来才知道，地下还有一种盲眼的鼢鼠，在土里活动。

地面上是人，地下是鼠。

再往远处，是鼠兔、牦牛、鹰、狼和看不到尽头的草原。

我躺在床上听着地下的动静，忽然觉得，自己过去熟悉的世界原来只是很小的一层。

十四、云、蘑菇和鱼

石渠的天空，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

云不是成都天空里薄薄的一层，而像巨大的立体物体，一团一团悬在高原上。天气可以在很短时间里从阳光变成风雨，再重新放晴。

草原上有蘑菇。河里有一种白色的鱼，看上去几乎没有鳞，嘴唇很厚。当地人似乎并不太吃鱼，我们却用网去捞。

在物资极其匮乏的地方，大自然本身却又显得异常丰盛。

这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高原的矛盾：贫穷和辽阔，荒凉和丰饶，可以同时存在。

十五、帐篷里的神龛

我们也去过牧民的帐篷。

黑色的牦牛毛帐篷里有炉子、铜壶、酥油茶和糌粑。主人教我把糌粑捏成可以入口的形状，我怎么也弄不好。

帐篷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神龛。

我记得上面有佛教人物的画像，也有毛泽东的画像。

当时我没有能力解释这种并置，只觉得奇特。

后来很多次进入藏区，我又看到过类似的情形。慢慢才明白，一个地方真正的历史，并不会按照书本上的章节整齐排列。不同年代、不同信仰和不同记忆，可以同时留在一个人的家里。

十六、迷路

有一次我出去采蘑菇，走得太远。

等我准备回去时，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知道营地在哪个方向。

高原上没有可以辨认的建筑，也没有熟悉的河流。四周看起来都差不多。

天开始往晚走。

这一次，我真的有些害怕了。

如果天黑以前找不到人，在那样的高原上，夜里的低温足以让事情变得危险。

我只能一边走，一边拼命回想来时的方向。

大约六七点钟，我终于在远处看见一缕炊烟。

我朝着烟走过去。

那一天，在没有路标的高原上，一缕烟就是回去的方向。

十七、回来

返程时，我们又经过那个没有季节的驿站。

这一次，角色倒过来了。

从成都、雅安方向进来的人穿着短袖；我们从石渠出来，已经穿上毛衣和厚夹克。

他们看着我们，就像几个星期前我们看着另一批从高原出来的人。

翻过二郎山，到了雅安，我们把行李往住处一放，第一件事就是找饭馆。

卤鸭子、咸烧白，又点了几样菜。

我们大吃了一顿。

那种满足并不复杂：终于又能吃到熟悉的四川菜，终于吃饱了。

十八、翻过二郎山以后

1987年夏天，我去石渠，本来只是为了完成一个科研项目。

我没有想到一路上会看见那么多东西。

悬崖边说笑的司机，穿着冬衣和夏衣同时出现的驿站，路边赤脚的孩子，一颗烂掉五分之一却舍不得扔的卷心菜，一条只有土路的县城，一个骑拖拉机的康巴青年，一个始终不肯告诉我身世的汉族女人，帐篷里的酥油茶，还有高原上那一缕把我从迷路中带回来的炊烟。

这些东西彼此没有什么关系。

它们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第一次走进陌生世界时，一件一件看见的。

后来我又去了很多地方，也经历了很多次重新开始。

但如果一定要寻找最早的那一次，我常常会想到1987年的那辆长途汽车。

它从成都出发，沿着悬崖慢慢爬上二郎山。

山的这一边，是成都，是我已经熟悉的生活。

山的另一边，我什么都不知道。

而那辆车，正带着二十岁的我往那边去。

1987年夏 · 川西高原

2026年整理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