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內部的極權幽靈：從「鎖死未來」到行政暴力的統治技術

在當前的台灣輿論場中，「民主對抗極權」似乎成了不容置疑的真理。我們被告知，海峽對岸是絕對的惡，而我們是絕對的善；世界被劃分為乾淨的「民主供應鏈」與骯髒的「紅色供應鏈」。然而，若我們暫時從這套二元對立的修辭中抽離，仔細審視當前執政黨的治理技術，我們或許會驚恐地發現一種「鏡像效應」：為了抵抗外部的怪物，我們正在讓自己內部長出怪物的爪牙。

這一切的起點，始於一種對時間的壟斷，也就是將未來「鎖死」。

目的論的暴力：當戰爭成為唯一的未來

觀察民進黨近年的論述操作，其核心在於建立一種政治上的「目的論」（Teleology）：即預設中共「必然」武統台灣，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宿命。

這不僅僅是危機意識的販賣，更是一種高明的統治技術。一旦未來被鎖死在「必然的災難」這一條單行道上，當下的政治空間就瞬間被壓縮了。在這種敘事下，任何關於和平的嘗試，如馬前總統的兩岸會面或對話的可能，都不再被視為另一種「可能的未來」，而是直接被定義為對宿命的背叛，被標籤為「投降」或「通敵」。

政治本該是在多種可能性中進行協商與折衝的藝術，但透過鎖死未來，執政者成功地將台灣置入了一種永久的「準例外狀態」。因為「必然要打仗」，所以內部的清洗變得合理；因為「敵人必然入侵」，所以異議者必然是內奸。這種對未來的壟斷，實際上是對政治本身的扼殺。

公民社會的「述行暴力」：自我加冕的主權者

在這種肅殺的氛圍下，我們看到了一群所謂的「公民團體」或側翼在街頭興起。他們言必稱自己代表「公民」、代表「人民」，並以此發動所謂的「大罷免」。

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這其實是一種極具暴力性的「述行」（Performative）展演。當這些團體高喊「我們是公民」時，他們實際上是在進行一種排斥性的劃界：如果你不站在我們這邊，你就不再是合格的「公民」，你是「非公民」，是「中共同路人」，是需要被民主機制剔除的「垃圾」。

這哪裡是民主程序的深化？這根本是建國暴力（Foundational Violence）的日常重演。他們試圖透過每一次的動員，重新回到那個區分敵我的原初時刻，透過指認並驅逐內部的「非綠」敵人，來反覆確立自己神聖的愛國者地位。這種以「民主」為名的獵巫，本質上與他們所反對的極權邏輯別無二致。

行政暴力的流氓邏輯

更令人不安的是，這種區分敵我的暴力，不僅發生在喧囂的街頭，更滲透進了冰冷的行政程序之中。

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政府對待陸配（中國籍配偶）的手段。執政者或許因為戰爭風險而不敢在憲法層次上光明正大宣佈獨立，但他們卻精於利用行政權進行「替補」操作。例如，要求陸配開具邏輯上根本不可能取得的「除籍證明」（因為對岸並不承認中華民國為外國），以此來刁難並剝奪其參政權。

這是一種「想耍小聰明」的法理台獨實踐。它不敢承擔主權決斷的代價，卻將「兩國論」的實踐刻在弱勢群體的痛苦之上。這符合了德希達筆下「流氓國家」（Rogue States）的定義：主權者利用法律的解釋權，製造出一個法律無法保護的灰色地帶，用行政程序來霸凌那些無法發聲的人，將他們實質排除在政治共同體之外。

民主的自體免疫

於是，我們陷入了一個荒謬的迴圈：為了對抗對岸的極權，我們正在讓自己「極權化」。

我們高舉「民主供應鏈」的大旗，試圖餓死邪惡的極權國家，卻沒意識到這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排他邏輯，正是極權思想的溫床。我們在內部審查言論、劃分敵我、利用行政權製造次等公民，這一切都以「保衛民主」之名進行。

這正如哲學上的「自體免疫」（Auto-immunity）病徵：身體為了防禦病毒，免疫系統過度活化，最終開始攻擊自身的健康器官。當我們為了「保衛自由」而開始剝奪一部分人的權利、當我們為了「保衛未來」而鎖死和平的可能性時，民主就已經開始了它的自殺過程。

或許，不斷強調「民主 vs. 極權」的二元對立，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障眼法。它為我們創造了一個完美的道德高地，好讓我們對內部的極權幽靈視而不見。真正的危險往往不是穿著軍裝從外部入侵的敵人，而是披著「守護民主」的外衣，從我們內部的恐懼與仇恨中長出來的那個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