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寶:最終指向日本集體創傷的修復,透過文化性的療癒,個體與民族皆在相互理解與傳承之中,走向與歷史、與自我的最終和解。

影論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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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影論重點:(1)擺脫以「菊花與劍」的符號化解讀日本(2)韓裔日籍導演李相日的身分正是「純粹日本性」的再定義(3)劇情呈現日本近代史,亦呈現二戰後的民族文化精神的轉向(4)復仇不在武力,轉為美學的實踐

提到日本文化研究,必然會提及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但她從未真正踏足日本,僅透過文獻與訪談彙整,將日本精神化約為兩個符號:菊花,代表柔和、尚美、禮儀,象徵日本人對優雅與秩序的追求;劍,則象徵黷武、榮譽、暴力,反映出剛毅與規訓的性格。這部作品成為二戰後西方世界理解日本的重要起點,然而外來視角的侷限,使其不免流於符號式的簡化。

歌舞伎作為文化之鏡

吉田修一(よしだ しゅういち)的《國寶》則是日本人自我觀看的作品之一。它去除「菊花與劍」的二元象徵,轉而透過歌舞伎─這門由庶民娛樂在歷史與生活中凝煉而成的劇場藝術,展現日本文化的厚度與流動性。

歌舞伎的傳統深信世家傳承、血脈浸潤的正統性,以確保最高技藝的絕對權威。但當時代不斷變遷,這樣壟斷、封閉的體系仍能長久存續嗎?小說藉雙主角喜久雄(吉澤亮飾)與俊寶(橫濱流星飾)的命運糾葛,探索傳承與革新的平衡。

非日本血統的導演,重塑「日本性」

《國寶》電影版由韓裔日籍導演李相日(이상일/리상일)執導。他以非日本血統之身,挑戰這部描繪日本傳統藝術的作品,即是一種對「純粹日本性」的再定義。
李相日長期改編日本作家,如:村上龍、吉田修一、凪良汐的小說,從〈69 sixty nine, 2004〉、〈惡人 あくにん, 2010〉、〈怒 いかり, 2016〉到〈流浪的月 流浪の月, 2022〉,持續聚焦社會寫實題材;他的創作軌跡彷彿是以生活觀察作為在地連結的長期驗證。此次再度改編吉田修一的小說,不僅是導演創作生涯的集大成,更是他對「身分與文化歸屬」的回應。

「國寶」字面上是物,而「人間國寶」則是承載與傳遞文化的人。故事中點出喜久雄的獨特之處:他是一個「空的容器」,正因空,才能成為最好的傳人。如同喜久雄,李相日沒有血統的庇蔭,角色與導演的身分指出同一命題:傳統的生命不在血緣的排他,而在理解與承繼的意志。

李相日最終交出的作品,日本票房迄今已突破160億日圓(約新台幣34億元),甚至叩關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對創作者、日本民眾乃至世界觀眾而言,它標誌著藝術足以跨越文化邊界,從外部的凝視,成為內在的共鳴。

二戰後日本精神性的轉向

片長三小時的<國寶 Kokuho, 2025>,也宛如一部日本近代史,呈現二戰後日本精神性的轉向。

立花組新年會遭敵手伏擊,喜久雄的父親以一擋百,叮囑他「仔細看清如何撥亂反正」;然而就在舉刀之際,他被暗槍擊倒,殷紅鮮血染滿白雪─象徵日本以暴力重建世界秩序的失敗,帝國主義那如君如父般的絕對權威,也在此刻頓然崩解。這場哀豔的開場,將戰後民族的集體創傷,化為角色命運的縮影。

報父仇失敗、母親又死於原爆症,孤身一人的喜久雄拜入歌舞伎大家花井半二郎(渡邊謙飾)門下。對他而言,歌舞伎原只是玩票嗜好,直至一窺堂奧,他開始沉浸於藝術的瑰麗壯闊,而能不以師傅的嚴格訓斥為苦,逐漸將原有的天賦寫進筋骨之中。

俊寶(橫濱流星飾)自小受家學薰陶,擁有正統血脈與舞台。但當父親車禍,臨時選定喜久雄接替演出,俊寶的那句「真的很想成為演員」,揭示了血統之外的缺憾:即為了藝術修行的自覺。

俊寶離家後,喜久雄終能襲名「三代目花井半二郎」,儘管獲得真傳和正名,卻依然無法獲得認同,只能飾演無台詞的小角、在宴席間取悅大眾。歸來的俊寶,仍因血脈正統而被扶持為振興丹波屋的傳人,卻因同樣屬於遺傳的糖尿病英年早逝。兩人都在孤獨與放逐中領悟:舞台上的完美姿態,是為了呈現舞台下不完美的人生。這份覺悟,使他們久別重逢時的同台演出,達到靈魂層次的契合。

表演與生存的界線

有別於現場觀看舞台演出、遙望演員以聲形傳情,電影選擇以特寫鏡頭貼近演員的臉部,捕捉肌肉牽動與神情變化,直視大汗淋漓與珠淚滑落下妝容的崩解。這樣的手法構成多重框架:吉澤亮/橫濱流星飾演電影角色,喜久雄/俊寶演繹劇目角色,而劇中角色的內在掙扎又層層投射於彼此,挑戰著何謂「表演」、何謂「生存」的界線。

一如大前輩萬菊對喜久雄的提醒:「不要讓容貌成為阻礙。」這既是對扮演「女形」的訓誡,也是藝術與人生的雙重哲學:唯有不困於表象的禍福,並以生命進入角色,藝術的表與裏,方能真正合而為一。

喜久雄的「骨」與俊寶的「血」,都不足以代表一個民族、一種文化,也不是藝術的真正核心。唯有再加上「心」─那份經歷痛與愛的精神歷練,藝術才能臻於極致─真正的藝術,源自於人生的總和。

從個體的救贖到民族的療癒

喜久雄與俊寶之間,爭的從來不是名利,而是藝術與存在的意義,使他們的對立,能從競爭推向哲學層次:人生的矛盾,不必以撕裂為終點,也能以理解為歸宿。

當半二郎將名號傳給喜久雄時,再度提起那場未竟的「復仇」,然而歷經所有失與得之後,喜久雄終以「人間國寶」之名被世人承認。那份復仇,早已超越暴力,而能以「美」成全。

他的救贖,也是民族的隱喻。<國寶>最終指向日本集體創傷的修復,透過文化性的療癒,個體與民族皆在相互理解與傳承之中,走向與歷史、與自我的最終和解。

(本文首發於Vocus:血與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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