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óh ziah bô？：我繼承了先輩的出走，卻沒有繼承他們的歸期》

「Hóh ziah bô？」患有阿爾茲海默症的謝南枝突然激活了年輕時的一部分記憶。認出葉淑柔以後，她問起從前寄去的臘肉好不好吃。就在這句台詞說出口前大約十秒，我情不自禁地先說了一句：「Hóh ziah bô？」這是我那個只會說海豐話的阿嬤，對童年時的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

我和阿嬤之間的對話，幾乎只限於食物。每次去她家，我最期待的就是她做的炒米擂茶，還要配上香脆的花生和芝麻。「好不好吃」「吃快一點」，可能是我為數不多聽得懂的海豐話。除此以外，她說的話對我來說，往往只是一串熟悉卻無法理解的聲音。

八十年代便去了深圳特區工作的小姨，每逢春節聚會，經常語帶戲謔地模仿我爸說「ga-gi-nang」。她刻意誇張的語氣，令年幼的我覺得海豐話是一門很土的語言。加上父親從來不在家裡和我說家鄉話，這門語言到了我這一代，便自然而然地斷了。

所以看《給阿嬤的情書》時，我和身旁的白人本地觀眾沒有甚麼分別，都要藉助字幕才能完全明白人物在說甚麼。但奇怪的是，語言的障礙並沒有妨礙我理解這部電影。那些人物說話的語氣、喝酒的神態、餐桌上的高談闊論，以至一個眼神裡流露出來的精明、倔強和無奈，我彷彿很久以前就已經見過。

只是那時候，我還不知道應該怎樣理解他們。

父親沒有跟我說家鄉話，其中一個原因，或許和他的身世有關。我叫了一輩子的阿嬤，其實不是我的親祖母，而是父親的舅媽。

阿嬤是爺爺的童養媳，目不識丁，在廣州生活了一輩子也不會說白話。她曾經育有一子一女，但兒子年幼時因病去世。為了不至於無子送終，家裡把她在海豐的外甥接到廣州，過繼給她做兒子。那個三歲便離開親生家庭的小孩，就是我的父親。

在父親出生的年代，海陸豐一帶物質匱乏，普通家庭能夠選擇的生存道路十分有限。過繼既可以為失去兒子的家庭延續香火，也能替另一個困難的家庭減輕負擔。對成年人來說，這或許是一種務實的安排；但對一個孩子而言，卻意味着他從此要用另一個姓氏、另一套稱謂和另一種身分生活。

我很早便察覺到，父親有幾位與他不同姓的親兄弟，他們的子女也不全跟我同姓。為甚麼我的伯父不是我的姓？為甚麼看起來像堂兄的人，又似乎不是堂兄？這種差異一直造成我對海豐老家人的陌生感。

我十歲那年，不知道出於甚麼原因，母親突然向我揭開了這個秘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身分認同危機。我同時得知，曾經在我家長住過一段時間、被我稱為姑婆的老人，其實才是父親的親生母親。那些從海豐寄來、在照相館佈景前拍攝的全家福，也不是甚麼遠房親戚，而是父親親生兄弟姐妹的家族合照。

因為父親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我有比自己年長近二十歲的表姐，也有只比我小一歲、輩分上卻應該叫我叔叔的姪子。再加上母親那邊更為龐大的家族圖譜，我從小便必須把兩邊各路親人的輩分和稱謂分辨清楚。害怕叫錯人的壓力無時無刻不纏繞着我，並在每年清明和春節達到高峰。

父親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幸運兒。他困苦的童年只持續了三年，之後便被接到廣州。爺爺當時經營餐館，家裡的條件比海豐好得多。父親的到來，既填補了阿嬤喪子的空缺，也徹底改變了他自己的命運：三歲以前，他還是海豐困苦家庭裡最小的孩子；三歲以後，他成了廣州一個衣食無憂的兒子。

低微的出身和喪子之痛曾經先後打擊阿嬤，父親因而成了她的救命稻草。血緣上，她不是我的親阿嬤；但對父親來說，她又確實是把他養大、將全部希望寄託在他身上的母親。

電影中的謝南枝替已經死去的鄭木生繼續寄出僑批，又收養了一個與自己沒有血緣的孩子。她的一生都在替別人維繫某種關係。看到這裡，我才逐漸明白，在我自己的家族裡，「代替」也不一定意味着虛假。有時候，一個人代替另一個人履行責任，日子久了，名義上的親屬也會變成真正的家人。

父親的其他兄弟，也各自用不同的方法改變命運。

其中一位與父親長得很像的哥哥，十七歲那年在身上綁了一個輪胎，從海豐游過深圳河，偷渡到新界，最後在香港落地生根。六七十年代，他先後有了三名子女。這個家庭後來成為我第一次看世界的窗口。每年從香港寄來的信件和賀卡，以及卡片上的英女王郵票，讓年幼的我第一次知道，原來國家元首也可以是女性。

父親的另一位哥哥，則和父親有着相似的命運：他也被過繼給別人做兒子，只是沒有離開海豐。改革開放以後，他的異姓家族成為最早一批回到內地投資的港商，他也順理成章地在當地協助管理工廠，逐漸積累起財富和資本。

在正常上升渠道十分有限的年代，先輩只能用近乎搏命的方式改變命運：過繼、偷渡、遠行，把自己的身體直接搬到另一個可能活下去的地方。到了相對和平的年代，這種改變命運的衝動，逐漸轉化成對教育、經商和個人增值的重視。

父親兩位年長姐姐的孩子，八十年代陸續來到廣州讀書，有人上中專，也有人考上當時最熱門的本科。我從小便不斷遇見這些與自己年齡差距巨大的表親。對我來說，他們既是家人，也是我近距離觀察自己族群的窗口。

謝南枝的父親謝來順一出場，我便想起一位和父親年紀相仿的表姐夫。他年輕時在海豐參與車輛走私，有一次被後來成為他岳父的人親手抓獲。那位岳父是我的姑父，曾經在朝鮮戰爭中扛過槍，後來因軍功得到進入體制的機會。表姐夫婚後也沿着這條道路進入體制，為了補學歷而來廣州讀書，因此有過許多次與父親在餐桌上高談闊論的場面。

他經常光着上身，脖子和胸口因為高度白酒而漲紅，一邊叼煙，一邊用海豐話說個不停。父親在旁邊聽得津津有味。看到謝來順貪杯、幽默、粗獷而又世故的樣子，我幾乎立刻認出了童年餐桌上的表姐夫。

鄭木生則讓我想起另一位八十年代考到哈爾濱讀金融的表哥。每年春節，他都要從哈爾濱坐火車到廣州，再轉長途汽車回海豐。開學時又沿着同一條路返回北方。那時交通條件很差，從哈爾濱到廣州的一段，他往往只能買到站票，累極了便鑽到硬座座位底下睡覺。

他每次抵達我家都是凌晨。我早上起床上廁所，總會發現客廳的彈簧折疊床上，多了一個看起來像流浪漢的人。他是兄弟姐妹中最有野心的一個。畢業後回到家鄉的銀行系統，一路向上爬；到後來，卻又不得不頻繁前往廣州打點關係，試圖躲避事業帶來的牢獄風險。父親談起他的經歷，總是一面擔憂，一面又無能為力。

我在鄭木生身上認出的，不是這位表哥具體的人生，而是他們共同的那股勁：相信只要忍受足夠多的辛苦，走足夠遠的路，便可以替自己和家人換取另一種命運。

但在所有這些潮汕親人之中，最令我遺憾的，是一段如今已經斷裂的關係。

她在我九歲時走進我的生活。第一次見到她的那個下午，充滿了葉淑柔出場時第一個鏡頭裡的陽光。

表嫂是我最小那位表哥讀大學時認識的師妹。表哥剛到廣州上學的頭兩年，每逢週末都會來我家吃飯，順便輔導我的功課；他畢業以後，表嫂接棒成了我的補習老師。在她的悉心指導下，我的英語成績大幅提高，也第一次對學習語言產生了興趣。

如果說阿嬤留給我的，是一門逐漸失去的家鄉話，那麼表嫂教給我的，則是一門後來把我帶離故鄉的語言。英語先後影響了我的高考、工作和出國，成為我在人生幾次關鍵轉折中賴以生存的能力。

表哥畢業後不願履行委培生合約，寧願在九十年代賠償幾萬元，也要離開原來替他安排好的道路。表嫂同樣放棄接手潮州的家族生意，跟着他輾轉珠海和深圳，全力支持他的事業。後來表哥進入銀行信貸部門，事業一路上升，並在二千年代初全款買下一套深圳公寓。

我們也在我上大學時於深圳重聚。表嫂之於我，與其說是一位姻親，不如說更像親姐姐。小時候她教我做功課，長大後，我也用自己的方式試圖維護她的利益。我會把成長中的煩惱、與父母的衝突、工作以後遇到的困難，毫無保留地告訴她；也會把自己讀到的新聞和見聞發給她，以為分享得足夠多，兩個人便能一直生活在同一套理解之中。

後來我才知道，她和表哥的婚姻早已觸礁。她為了家庭和丈夫的顏面，放棄過自己的事業機會，也長期忍受婚姻裡的大男子主義和對女性的不尊重。剛畢業的我得知這些事情以後極度憤怒，曾經力勸她離婚。但這段關係拉扯十多年後，又因疾病、孩子和生活的消磨，恢復成某種外人難以理解的平衡。

我和表嫂的關係，卻在另一件事上走到了盡頭。

二〇二四年珠海發生駕車無差別撞人事件後，我像往常一樣，把相關消息和自己的看法發給她。她回覆我：

「這些言論太極端！不要給我發這些東西！我為我是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人而自豪！」

我反覆看着這句話，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

真正令我難過的，並不是我們對一宗新聞有不同看法，而是她用「五千年文明的中國人」確認自己是誰的同時，也令我第一次清楚意識到，我已經無法再用同一種方式確認自己。

她曾經教會我英語，而英語最終把我帶到了遠方；我曾經不斷把外面的世界轉發給她，以為這樣便能使我們繼續彼此理解。但直到那一刻我才發現，親密並不代表兩個人永遠共享同一個世界。她選擇在原來的地方確認自己的歸屬，而我已經在精神和地理上，走向了另一個方向。

那一刻，我與家鄉僅存的一條私人連線，也像是突然斷了。

然而，離開這件事，在我的家族裡從來不陌生。

有人因為貧窮被過繼，從海豐來到廣州；有人十七歲在身上綁着輪胎，游過深圳河，在香港落地生根；有人拿着站票橫跨大半個中國，鑽到火車座位底下睡覺，只為換取一張可能改變命運的文憑；也有人從廣州去珠海，再從珠海去深圳，在改革開放的縫隙之中尋找向上流動的機會。

我的父輩沒有像鄭木生那樣下南洋，也沒有真正離開中國。但他們的一生，同樣是在一次次遷徙中完成的。

我曾經以為，過繼、偷渡、下南洋和背井離鄉，都只是物質匱乏年代的故事。到了我這一代，我們不再需要把孩子過繼給別人，不需要在身上綁輪胎游過界河，也不需要拿着站票離開家鄉。我們有護照、簽證、飛機和互聯網，離鄉的工具變得安全、快捷，甚至體面。

但工具進步了，出走並沒有消失。

每一代人離開的直接原因並不完全相同：有人為了吃飽，有人為了讀書，有人為了財富和階層流動，也有人為了安全、自由和按照自己意願生活的可能。但歸根究柢，都是因為出生的地方無法容納他們想要的人生，只好把希望寄託在另一片土地上。

父親那一代最終沒有離開中國，最後離開的人卻是我。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和那些先輩其實沒有甚麼不同。他們離開海豐、離開潮汕，是為了掙脫出身替自己安排好的命運；我離開中國，也是為了爭取選擇另一種生活的可能。他們靠過繼、偷渡、升學和經商完成遷徙，我靠的，卻是表嫂當年教給我的英語。

不同年代的人使用不同的工具，去往不同的地方，回答的始終是同一個問題：一個人究竟要離家多遠，才能過上自己想要的人生？

直到自己也成為離鄉的人，我才真正體會到先輩出走時的心情。那並不只是對遠方的嚮往，而是一種明知道前路未卜，仍然不得不離開的決絕。他們帶着對另一種生活的想像走出去，我也一樣。

但我和他們之間，又有一個根本的分別。

電影裡的鄭木生下南洋以後，始終盼望回家。他寄出的每一封僑批、攢下的每一點錢，都指向同一個終點：有朝一日回到淑柔身邊。那一代離鄉的人即使在異地生活了幾十年，也往往把自己看成暫住的過客。他們在外面謀生，心卻留在祖屋、親人和故土之中。漂泊之所以能夠忍受，是因為前方始終存在一個回歸團圓的想像。

我體會到了他們出走時的心情，卻沒有和他們一樣回歸團圓的期盼。

我離開，並不是為了有一天衣錦還鄉，也不再把落葉歸根當作人生必然的終點。出生的地方給了我語言、親人和最初的記憶，卻不一定是我最後能夠安頓自己的地方。對我而言，故鄉已不再只是一個由血緣和籍貫指定的地名，而是人在漫長遷徙之後，終於能夠不必時刻防備、不必勉強解釋自己，也不必等待離開的地方。

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電影裡，一封僑批要跨過大海，經過漫長的等待，才能把離鄉的人和留守的人重新連在一起。到了我這一代，信息可以在一瞬間抵達。我和表嫂之間沒有大海，沒有失落的信件，也沒有數十年的等待，只隔着一個能夠即時收到回覆的屏幕，卻還是走散了。

也許，團圓從來不只取決於距離。人即使回到同一張餐桌，也未必還生活在同一個世界；即使遠隔重洋，也可能在一句久違的鄉音裡，突然被故鄉認出來。

我已經不會用海豐話回答阿嬤，也不知道下一代還會不會聽懂「Hóh ziah bô？」。但當南枝在銀幕上問出這句話以前，我的身體已經先替記憶說了出來。

離開並沒有令我擺脫故鄉。那些沒有學會的語言、喊不清的稱謂、不同姓氏的親人，以及那個在食物熱氣之中問我好不好吃的阿嬤，仍然留在我的身上。只是我不再需要沿着先輩的路回到原點，才能證明自己屬於他們。

我繼承了他們出走的勇氣，卻沒有繼承他們落葉歸根的願望。

家族的漂泊並沒有在我身上結束，但它或許會以另一種方式停下來：不是回到祖先出發的地方，而是在某一片終於能讓我安心生活的土地上，重新長出根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