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事——童年记忆：四十七小学》

一、小山坡上的学校

从电影机械厂家属院去四十七小学，要走很长一段路。出了家属院，沿着公路往前，两边渐渐都是农田，间或散着几户农家，也是低矮的土坯房。四十七小学就在前面的一个小山坡上。

到了坡下，要沿着一排土石台阶往上走。台阶上面没有校门，也没有围墙。迎面就是两排低矮的土房，一共不过五六间教室；旁边另外有一排更小的平房，大概是老师们的办公室。墙上刷过白色的涂料，已经斑斑驳驳。脚下也不是水泥地，只是泥土和碎石。

站在学校里往坡下望，还是农田，还是农家的土坯房。那时候我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农村学校”。我只觉得，走完每天上学的那条路，爬上这个小坡，就到了学校。

开学第一天，学校在那个不大的操场上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几个年级的学生站在下面，老师站在前面。校长姓任，是个胖胖的中年人。他在上面讲话，说些什么我大多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那时候这样的讲话总离不开几句话：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国际形势大好，全国形势大好，我们学校的形势也大好。教室外面斑驳的白墙上，还用红漆写着几个很大的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校长讲完，有个老师走到一旁，拿起一把小锤，敲响了挂在竹架上的一截铁条。

咚、咚、咚——

那声音很响，在几间土房之间传开。我们便跟着各自的老师走进教室。

后来，那截铁条似乎换成过一口不大的钟，最多也就脸盆那么大。可是我最早记住的，还是那截铁条。上课敲，下课也敲，真正放学的时候就敲得更久一些。我们不用看表，听那几声“咚、咚、咚”，就知道该进教室了，还是该回家了。

二、楚河汉界

铁条敲过以后，阮老师把我们带进教室。

她是个中年妇女，是学校的民办教师。那时候我当然不懂什么叫民办教师，只知道从一年级开始，她就是我们的老师。一个老师带一个班，语文是她教，数学也是她教，一直把我们带到五年级毕业。

教室也是一间土房，位置有些低，后来下大雨的时候还会积水。里面摆着一排排已经用了很多年的木课桌，两个人一张。桌子下面有一块隔板，可以放书和杂物；坐的是没有靠背的木板凳。

桌面已经很旧，也很脏。前面不知道多少届学生在上面留下了东西：铅笔写的字，墨水留下的痕迹，乱七八糟的图画，还有拿什么硬东西一道一道刻进去的印子。

教室前面是一块黑板。黑板下面是阮老师的一张长木桌和一把有靠背的木椅。旁边放着几截粉笔。那时候连粉笔似乎也是要省着用的。课本如果没有及时发下来，阮老师就在黑板上一行一行地写，我们坐在下面，一行一行地抄。

开学的时候，老师按照个子高矮排座位。我长得比较高，被排在靠门窗一边的后面。后来有一段时间，坐在我旁边的是李小梅。她也是电影机械厂家属院的孩子，和我同班，个子也高，后来到了初中，有一阵甚至比我还高。

两个人坐一张桌子，桌面当然要分清楚。我们拿笔从中间画一道线，叫作“楚河汉界”。

这边是我的，那边是她的。

我的胳膊一不小心越过去，她就把我的胳膊撞回来。可等到阮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看不清的字，我们两个又会凑在一起，小声商量：

“她写的是什么？”

那条“楚河汉界”，也就暂时不算数了。

三、另一种小学

四十七小学穷到什么程度，我小时候其实没有想过。每天都是这样，也就觉得学校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有时候开学了，课本还没有发下来。没有书，阮老师就在黑板上写。黑板上的字写满了，擦掉，再接着写。

下大雨的时候更麻烦。我们的教室位置低，水会漫进来。至于到底有多深，我现在已经记不准确了，只记得教室里真的会积水。那几间本来就斑驳的土房，一下雨，就更显得潮湿、昏暗。

可真正占掉我们时间的，还不是这些。

小学前几年，我们常常只有半天上课，另外半天出去劳动。

搬石头，捡废纸，找废铁。

学校后来要修房子、砌围墙，我们就去找石头。孩子们在外面找那些比较平、比较合用的石块，再一块一块搬回学校。废纸和废铁也要交。我的记忆里，每个学生最后承担的数量非常大。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的要求似乎远没有那么多，是到了学校以后被一层一层加了上去。

那时候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些。

我们只知道任校长又在讲话了。

就是开学第一天站在操场上的那个胖胖的中年人。他讲话的时候总是很正式：国际形势大好，全国形势大好，学校的形势也大好。讲完以后，我们这些小学生便出去找废纸、找废铁、搬石头。

有一次劳动的时候，孩子们在野地里碰见了一条蛇。

大家一下子围了过去。几个胆大的男生找来东西，七手八脚，竟然把蛇打死了。

然后劳动继续。

现在想起来，这些事情多少有些不可思议。可当时没有谁觉得不可思议。学校外面本来就是农田，农田里本来就可能有蛇；下午本来就可能不上课；小学生本来就要出去搬石头、捡废铁。

我们不知道还有另一种小学。

四、操场

可铁条一响，下课了，这些事情也就暂时都没有了。

四十来个孩子从几间土房里一下子涌到操场上。

四十七小学的操场不大，也没有多少东西。我们最常玩的，是“斗鸡”。

一条腿站着，另一条腿屈起来，用手抱住，单腿一蹦一蹦地向别人撞过去。谁先站不稳，放下那条腿，或者摔倒了，谁就输了。

我的平衡从小就不太好。别人跑起来直直地往前冲，我却常常有点摇摇晃晃。斗鸡自然也不是我的强项，经常撞不了几下，先站不稳的就是我。

可有一次，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接一个的人都被撞了下去。

最后操场上竟然只剩下我。

那大概是我斗鸡生涯里唯一一次值得记住的胜利，所以几十年以后，我还记得。

还有一种游戏更简单。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相隔大约一臂远，双脚都不能动，只能用手掌去推对方。对方推过来，可以硬挡，也可以突然往后一闪。对方一用力，手推空了，身体就可能往前一冲。谁先挪了脚，谁就输了。

什么东西都不需要。

两个孩子，一小块空地，就可以玩半天。

操场边还有一张石头做的乒乓球台。上体育课的时候，轮到了，也能打几下乒乓球。我们还跑步、跳远、跳高。

跑步我不行。

我跑起来总有些摇摇晃晃。

跳远好像还可以。

跳高，却是我少数比较拿手的运动。

五年级的一堂体育课上，我就是在跳高的时候，把左臂摔断了。

五、那根横杆

那应该是四五月份，离小学毕业已经不远了。

天气很好，阳光很亮，还没有真正热起来，我们身上还穿着长袖衣服。

体育课上练跳高。两根立柱之间架着横杆，下面放着垫子。正常的时候，人如果没有跳过去，腿碰到横杆，杆子就会掉下来，人落到后面的垫子上。

前面一个同学跳过以后，横杆掉了。

有人把它捡起来，重新放回去。

放反了。

轮到我的时候，没有人发现。

我助跑，起跳。

脚碰到了横杆。

可那根杆子没有像平常一样掉下来。

它把我的脚绊住了。

我的身体整个向前摔出去，没有落到垫子上，而是摔在了垫子外面。本能中，我伸出左手往地上一撑。

就那一下。

我自己爬了起来。

奇怪的是，并没有特别疼。

可站起来以后，我马上觉得左手不对了。

只要右手一松，左边的胳膊就像往下坠，连里面的肌肉也像跟着往下掉。不是尖锐的疼，而是一种酸酸麻麻、说不出来的不舒服。

我只好用右手把左臂托起来。

老师就在旁边。他看了看，大概也以为我只是摔了一跤，让我到旁边休息。

同学们继续跳高。

我就站在旁边，一直托着自己的左胳膊。

我并不知道自己的手已经骨折了。

体育课结束以后，我还是用右手托着左臂，回到教室继续上课。只要一直托着，其实也不怎么疼。可右手一松，左臂便往下坠，那种酸麻的感觉马上又来了。

没有人再问。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应该告诉谁。

到了中午，铁条敲响放学，我背上书包，还是这样托着左臂，跟着同学往家走。

从四十七小学回电影机械厂家属院，要走半个多小时。我已经不记得那天是不是和李小梅他们一起，只记得那只左胳膊始终不能放下来。

中午母亲也下班回家。

她一看见我，就发现不对。

我告诉她，手倒不是特别疼，就是不能放。一放下来，胳膊就往下掉。

母亲马上带我去了厂里的医务室。

医生检查了一下，先找来两块木片，把我的左臂夹住，再用纱布做成一个吊带，挂在脖子上。

然后告诉母亲：

“这里看不了，要去大坪医院。”

到这时候，事情才好像真的严重起来。

那天下午的公共汽车，我到现在还有一点印象。

应该是一两点钟。四五月份的重庆，天气还不算热，阳光却已经很亮。

我和母亲走到公路边等车。

平时那趟车常常很挤，上去以后只能站着。可那天正是中午，车上人很少。司机好像是个中年女人，售票员也是个中年女人。车里稀稀拉拉只有几个人。

我们居然都有座位。

左臂已经被两块木板固定住，用纱布吊在胸前。我和母亲坐在车上，跟着那辆公共汽车一路摇摇晃晃地往大坪去。

我还是没有害怕。

真正让我有些不安的，是下午的课。

那已经是五年级，下午开始正常上课了。我知道这一去医院，下午肯定回不去了。

母亲说：

“没关系，上课没关系。”

她也请了假，陪着我。

到了大坪医院，先在一个窗口挂号。给我看病的是个中年男医生。他看过以后，让我去照X光。

片子出来了。

骨折。

于是打石膏。

一直折腾到下午很晚。父亲也从学校赶了回来。等我们回到家的时候，那只早晨还在操场上跳高的左手，已经被一层厚厚的石膏包住了。

第二天，我照常去上学。

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坚持”。

手上打了石膏，就把它用绷带吊在脖子上。体育课不能再跳高，也不能斗鸡，别人在操场上玩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语文照上，数学照上。

阮老师专门走过来，问我昨天到底怎么摔的，医生怎么说，还有没有什么困难。

后来有个同学写作文，把我的事情写了进去，说我手臂骨折了还坚持上学。阮老师觉得写得不错，在课堂上念给大家听。

我坐在下面听着，大概还有些奇怪。

我只是第二天来上学而已。

石膏戴了一两个月。

最麻烦的是洗澡。

那时候家里没有淋浴。要先用水壶烧热水，再兑进一大盆冷水里，坐在那里，用勺子一勺一勺往身上浇。左手打着石膏，只能一直放在旁边，不能沾水。自己够不到的地方，就让父亲或者母亲帮着打肥皂、冲水。

等到终于可以拆石膏，我最先好奇的事情之一竟然是：

这么久没洗，这条胳膊到底会脏成什么样？

石膏拆开。

我仔细看了看。

其实还好。

后来父亲没有再带我按时去复查。许多年以后重新照X光，才知道当年的骨头愈合得并不完全正，留下了一点错位。

六、第一名

到了五年级，学校终于有了一点变化。

新的砖房慢慢修起来了，围墙也有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终于不再像前几年那样，经常半天上课、半天出去劳动。至少在我的记忆里，五年级是我在四十七小学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坐在教室里读书的一年。

也就是这一年，我们有了一次比较正式的数学考试。

考试以前，我并没有觉得这件事有什么特别。

阮老师发下卷子，我们就坐在那里一道一道地做。

后来成绩出来了。

我考了第一名。

我已经记不得那张卷子考了多少分，也记不得第二名是谁。可“第一名”这三个字，我一直记得。

因为从那一天开始，我心里好像突然多了一个以前没有的念头：

原来我是可以考第一的。

再往后，这个念头甚至慢慢变成了另一句话：

我就应该考第一。

现在回头看，这两句话其实并不完全一样。

前一句是惊讶。

后一句，已经变成了一个孩子对自己的要求。

阮老师大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对我更多留意了一些。她并没有因为我考了第一，就说什么特别了不起的话，还是每天站在黑板前教语文、教数学，一笔一画地写板书。

可一个孩子能够感觉得到，老师开始觉得自己是个学习不错的学生。

后来的考试，按我的记忆，我基本都保持在前面。

那时候我当然不会想到以后会读大学、读研究生。

我只是坐在四十七小学那间破旧的教室里，第一次知道，原来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做到全班最好。

七、小王老师

五年级的时候，学校里又来了几个年轻老师。

其中有一个，我们叫她小王老师。

她姓王。教的是不是美术，我现在已经有些模糊了。可我一直记得，她很年轻，也很漂亮。

至少在一个五年级男孩子的眼睛里，她很漂亮。

有一次画画，她来到我的身后。

她从后面抱着我，右手握住我的手，带着我在纸上一笔一笔地画。

她离我很近。

我记得她身体的温暖，也记得一种很淡的气味。

那时候我还没有到真正懂得男女之事的年龄，不知道那种感觉叫什么。

只知道她从后面抱着我的时候，我有一点紧张。

又希望她不要那么快松开。

后来，小王老师考上大学，离开了四十七小学。

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她教过我什么，我几乎都忘了。

可是她从后面抱着我，右手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笔画画的那一小会儿，我一直没有忘。

八、两条回家的路

四十七小学离电影机械厂家属院并不近。

对一个小学生来说，走一趟至少要半个多小时。那时候中午还要回家吃饭，所以一天要在学校和家属院之间来回走上好几趟。

回家大致有两条路。

一条沿着土公路走。

放学的时候，几个年级差不多同时出来，孩子们便一拨一拨地往各自家的方向散。电影机械厂的孩子都往同一个方向走，高年级的在前面，低年级的跟在后面。没有人组织，也不用约好。铁条一敲，大家从学校里出来，自然而然就走到了一起。

一路上总有人说话。

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比我高年级的男孩走在前面。他也是电影机械厂家属院的孩子，平时就比较调皮。

那天他说起院里的一个小女孩。小女孩比他低两个年级，长得很漂亮。那个男孩在路上说她娇气，又说以后要怎么去欺负她。

我跟那个女孩并不熟，只是住在同一个家属院，操场上见过，知道是谁。

可我越听越不舒服。

我比那个男孩小，不可能把他怎么样，也没有真的说什么。只是一路跟在后面，心里越来越讨厌他。

我觉得，这是一个坏孩子。

同时又有些替那个小女孩担心。

至于后来那个男孩到底有没有真的去欺负她，我已经不知道了。

不过，如果天气好，我更喜欢走另外一条路。

那是一条近路。

不沿着土公路一直走，而是从农田里穿过去。

下雨的时候不能走，泥泞。可只要天晴，我就愿意从那里回家。

因为近。

也因为路上有东西吃。

田里种着豆角。熟了以后，我们有时候顺手掰一根下来，就那么吃。

还有一种地瓜，埋在土里。我们用手把它挖出来，外面全是泥，便拿到前面的小水塘去洗。洗干净了，把皮一点一点撕掉，里面脆脆的，甜甜的。

至于那些豆角和地瓜是谁家的，我们那时候似乎从来没有认真想过。

田就是田。

路就是路。

几个孩子放学了，从里面穿过去，肚子饿了，看见什么能吃的，就摘一点，挖一点。

那条近路还要经过一口堰塘。

平常经过，我们会捡石头往水里扔。有时候找一根竹竿或者木棍，按进水里，看它又慢慢浮起来。

到了夏天，就不只是扔石头了。

天气热，我们穿着凉鞋走到那里，会把鞋脱下来，坐在塘边，把两只脚泡进水里。浅的地方，也会直接走进去。

有时候甚至专门回家拿游泳裤。

我那时候有一条很小的红色三角游泳裤。

穿上它，再跑到堰塘里去。

说是游泳，其实我根本不会游。最多就是在浅水里泡着，扑腾几下。我从来不敢真正往深处去。

泡够了，上岸，穿回凉鞋。

几个孩子又吧嗒吧嗒地往家走。

后来，我们听说堰塘里淹死了一个孩子。

我不知道那个孩子是谁，也没有亲眼看见。

只是听说了这件事。

从那以后，我们就不敢再下水了。

那口堰塘还是原来那口堰塘。

水也还是原来的水。

可从那一天起，它忽然变深了。

九、放学以后

穿过农田以后，近路最后还是会并回那条小公路。

再往前走，就到电影机械厂家属院了。

有时候人还没有走进院子，已经听见操场上的声音。

铁环滚过水泥地的声音。

陀螺被鞭子抽中的声音。

孩子们喊叫、奔跑的声音。

如果那段时间不去李小梅家做作业，我通常先回家，把书包往屋里一放，就又跑了出去。

那时候，大人下班比我们放学晚。

小孩子先回到家，是很平常的事。没有大人在旁边，也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放心。我们自己开门，自己找东西吃，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回家以后，有时候还要帮着做一点家务。

扫地，洗碗，把晾在外面的衣服收回来，倒垃圾，有时候也帮着洗菜。

最重要的是生炉子。

家里烧的是煤球炉。要把火生起来，得用一把长长的铁火钳夹煤球，再拿扇子对着炉口扇。

火小了，就多扇几下。

呼——呼——

炉子里面一点一点红起来。

煤烧过以后，慢慢变成白色的灰。要用小铲子清出来，再拿出去倒掉。

那股煤烟味很刺鼻，所以门通常开着。

这些事情，我那时候已经会做了。

没有人专门教我们什么叫“独立”。只是大人还没有回来，肚子会饿，晚上要吃饭，炉子总得有人先把它生起来。

有一次，我放学回家，肚子饿了。

家里没有大人，我就自己找东西吃。

我找到了一些黄豆。

我见过大人炒东西，知道要把锅放在炉子上，再往里面倒点什么。至于到底应该怎么炒，我其实并不知道。

我在厨房里找到一个瓶子，以为里面装的是油，就往锅里倒了一些。

黄豆也倒进去。

开始炒。

炒了一会儿，我就觉得有点不对。

锅里的东西很快就干了，黄豆也越来越黑。

后来才知道，我倒进去的根本不是油。

是酱油。

可黄豆已经炒了，肚子又饿，我还是把它吃了。有的熟了，有的可能还没有熟透，黑乎乎的，也谈不上好吃。

吃完以后，我拉了好几天肚子。

还有一个下午，我一个人在家。

有人敲门。

是彭勇。

他家也在院子里，和穆仿一样，是我从小一起玩的伙伴。

彭勇说他家里没有火柴了，来向我借一点。

我就把火柴给了他。

过了一会儿，他来还。

他没有进门，只站在外面，从门边的小窗户把火柴盒递给我。

递过来的时候，他忽然告诉我，他从里面拿了一小把火柴留下来。

然后赶紧说：

“谢谢啊，谢谢！”

转身就跑了。

那个样子，好像生怕我反应过来，把火柴再要回去。

我站在屋里，看着他跑掉。

彭勇从小就有一点这样，喜欢占点小便宜。

可第二天到了操场上，我们还是照样一起玩。

吃过晚饭，作业做完了，我们又会跑出去。

操场上有路灯，不算亮，孩子却很多。

有人滚铁环，有人抽陀螺，也有人什么都不玩，只站在那里聊天。讲一些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事情，争论是真的还是假的。争一阵，也就算了。

操场上其实很吵。

可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晚上给我的感觉却不是吵，而是一种宁静。

因为每一个声音我都熟悉。

每一条路我都认识。

每一个黑下来的角落，我都知道那里是什么。

这是我的地方。

第二天早晨，我再背起书包，沿着那条路去四十七小学。

十、南温泉

四十七小学很少组织我们出去玩。

大概四年级的时候，却有过一次。

学校带我们去了南温泉。

重庆有南温泉，也有北温泉。那一次去的是南温泉公园。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能集体出去一趟，本身就是件很兴奋的事。

去的时候坐的是一辆卡车。

几十个孩子全都挤在后面的车厢里，站着。人挨着人，车一开，我们也跟着一起摇晃。

没有谁觉得有什么危险。

我们只是高兴。

到了南温泉，我第一次看见游泳池。

那是一个露天的池子，好像和温泉水连在一起。里面已经有很多人。现在回想起来，与其说大家都在游泳，不如说很多人只是在水里泡着、扑腾着。

我从来没有进过游泳池，也不会游泳。

更不知道游泳池还有深水和浅水。

我只觉得，大家都下去了，我也可以下去。

于是我就下去了。

一下去，脚下没有站住。

整个人沉了下去。

水一下子灌过来。我呛了水，身体继续往下沉，直到两只脚碰到池底。

脚一碰到底，我就本能地往上一蹬。

身体浮了上去。

头露出水面。

我刚来得及喘一下，又沉了下去。

再到底。

再蹬。

再上来。

然后又沉下去。

我就是这样，一次一次地从池底蹬起来。

到后来，人已经有些迷糊了。喝进去多少水，我不知道，只觉得越来越难受。

奇怪的是，我还是没有害怕。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什么，也没有想到“我要淹死了”。我只是想从水里出来，所以每次脚碰到底，就再用力蹬一下。

这时候，有一个高年级的男孩子看见了我。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发现的，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我只记得，他过来抓住我，把我带到了池边，然后把我弄了上去。

我终于坐到了岸上。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哦，我这样下去会死的。

害怕是在这个时候才来的。

那个男孩把我救上来以后，后来怎么样，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老师好像也没有发现这件事。

我没有告诉老师。

回去以后，也没有告诉父母。

甚至连一句“谢谢”，我好像都没有对那个男孩说。

那时候太小了。

我还不知道，一个刚刚把你从水里拖出来的人，意味着什么。

活动结束以后，我们又像来的时候一样，几十个孩子挤在卡车后面，站着回学校。

那个救我的男孩，大概也在那辆车上。

可我已经不知道他站在哪里了。

后来我学会了游泳，也经常游泳。

那次事情没有让我怕水。

可那个男孩子，我一直没有忘。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后来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五十多年过去，我甚至已经想不起他的脸。

可是我知道，如果那一天没有他，我可能就没有后来的这些年了。

小时候没有说出口的那句话，现在想起来，反而越来越清楚。

谢谢你。

十一、二十四

体育上的游戏，我大多算不上厉害。

斗鸡常常输，跑步也不快。可如果几个孩子坐下来玩数字，情形就不一样了。

我们那时候常玩“二十四点”。

找四个数字出来，用加、减、乘、除，想办法把它们算成二十四。后来有了扑克牌，也可以随手抽四张牌来玩。

几个人围在一起，同时看那四个数字。

谁先算出来，谁先喊：

“二十四！”

然后马上把算法说出来。

有时候很简单，有时候要绕一下，先把两个数合起来，再想剩下两个数怎么用。

这个游戏我很喜欢，也很少输。

别人还在盯着那几个数字，我脑子里已经开始把它们拆开，再重新组合。

这一回，不需要跑得快，也不需要站得稳。

我通常是赢的那个。

十二、阮老师

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阮老师一直带着我们。

五年时间，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已经很长了。

她并不是那种特别严厉的老师。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我很少因为怕她而紧张。

她每天做的事情都差不多。

点名，上课，在黑板上写字。

没有课本的时候，就把课文一行一行抄到黑板上。语文教完了，再教数学。

一个老师，就这样带着一个班，从一年级一直走到五年级。

小孩子疯玩以后跑进教室，脸涨得通红，她会看一眼：

“你怎么了？”

我摔断左臂的第二天去上学，她也专门走到我身边，问我昨天是怎么摔的，医生怎么说，还有没有什么困难。

那时候我并没有觉得这些有什么特别。

老师不就是这样的吗？

到了五年级，我的成绩越来越好。阮老师对我似乎也比以前更多留意一些。

她没有说过什么特别的话，我也想不起她曾经怎样表扬过我。

可一个孩子能够感觉得到，老师是喜欢自己的。

小学毕业以后，我离开了四十七小学。

后来读中学，读大学，再后来离开中国去了美国，阮老师也就慢慢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

可很多年以后，我从同学那里又听到了她的消息。

有些老同学还会去看她。

有一次，他们告诉我：

“阮老师还问起你。”

他们也叫我回重庆以后一起去看看她。

我一直没有去。

我后来常常会想到，阮老师只是四十七小学的一个民办教师。

她住在学校附近，是个民办教师。她教过的一批又一批孩子，后来去了什么地方，她大概也不可能全都知道。

可过了那么多年，她居然还记得我。

而我现在想起她，最先看见的，仍然是那块黑板。

她站在前面。

手里拿着一截粉笔。

一行一行地写。

十三、该上课了

五年级结束，我也就离开了四十七小学。

我已经记不得最后一天是什么样了。

有没有专门的毕业仪式，阮老师最后说了什么，同学们是不是互相告别，我都没有留下清楚的印象。

一个孩子离开一所学校的时候，大概并不知道“离开”是什么意思。

第二年不用再走那条路了，也不用再听那截铁条敲响。

就这样而已。

可五十多年以后，我已经记不得小学课本里的大多数课文，也记不得很多考试题。

我却还记得那个小山坡。

两排斑驳的土房。

阮老师的黑板。

李小梅和我桌子中间的“楚河汉界”。

操场上的斗鸡。

那根没有掉下来的跳高横杆。

放学路上的豆角和地瓜。

那口后来不敢再下去的堰塘。

南温泉游泳池里，一次又一次踩到底再蹬上来的自己。

还有那个我至今不知道名字的男孩子。

这些东西隔了几十年，有的已经很模糊，有的却奇怪地没有消失。

最远的地方，似乎还有一个声音。

咚、咚、咚——

老师敲响了挂在竹架上的铁条。

该上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