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国家直接意志与间接意志 第一节 国家建制

国家意志的内涵和外延是一个非常抽象且庞大的体系，无论什么政体的国家，只要存在建制政府，其意志可以表现为立法，行政命令和外交政策等。在此，要想明白国家意志的概念，就必须先了解什么是建制政府或建制国家。建制国家从人类社会的很早的时期就开始出现，例如中国的秦汉王朝，和罗马帝国。所谓建制，简单来说，是一种确保政府稳定运行的机制，且包含三个特性：第一个是制度化，国家意志的实施不再来源于特定群体的偶然的决定或意志，而依赖于既定的机制，程序和人员来完成；第二个是持续性，即有专门的机构，专业的官僚，固定的预算，来保证国家意志的持续性运作；第三点是权力结构认定性，建制的存在能够确保政府的权威，使其有组织的控制国家的运作。印度安人部落，以及被殖民的非洲酋长制部落，没能产生这种建制形式，因此会遭到欧洲人的碾压，也因此难以称这些部落为国家。当然建制的存在与否是一个维度的问题，建制的强弱程度则是另一个维度的问题。就拿中国古代王朝来举例，隋唐代之前，科举考试制度尚未产生，国家治理或土地管理的人员主要是士大夫，士大夫可以理解为中国古代的贵族。士大夫的产生主要来自于世袭，联姻，军功等，他们世代掌管着土地，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关系网，能够真正管理国家的人，也大部分出身于这个关系网中，民间中真正有才能的人，通常以幕僚的身份工作于士大夫的幕府中，作为士大夫的私人助理，家庭教师，顾问等。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刚刚产生，真正步入国家治理体系的人，除了旧制度中遗留下来的士大夫群体本身，有通过科举考取功名的，也有出身于士大夫幕府中的，这个时候，中国的建制体系开始发生了改变。在隋唐之前的统一王朝中，建制当然存在，因为士大夫的密集关系网支撑着国家治理和国家意志的贯彻，并能够持续地延续下去，但士大夫这个群体相对固定，且无法涵盖社会中各个阶层，可以认为，这种状态下的国家建制强度较弱，治理效率也比较低下，也无法保证王朝永久的统一，最后士大夫体系造成的结果是三国魏晋南北朝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和王朝易位，在以士大夫这一固定阶层为主体的建制体系，无法维持王朝的长久存在。

科举制度真正的兴起，实则始于宋朝，在明清时期达到最高峰。相比于士大夫世袭制度，科举制度适用于国家中的所有人（所有男性），所有阶层。理论上，无论一个人出身如何，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能够成为官僚，参与到国家的治理当中。于是，可以认为，从宋朝开始，中国王朝的政治完全从贵族政治转变为了官僚政治。因为，能够参与政治的人员不再仅限于某一阶层或某一群体，而来自于国家的各个地方和各个阶层，这个转变导致的结果便是权力张力的扩大。权力的渗透不再停留于社会的上层，而是能够通过官僚政治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外表上看这是权力的下放，实质上这是权力的巩固与加强，也是建制的加强。权力的意志是一个永不会满足的事物，一旦找到了能够加强权力的途径，其必趋向于之，而建制的加强便是最根本的方法。

因此，可以认为，建制是国家意志贯彻必须依赖的手段，且必须不断加强建制，才能更加保证权力的扩张。

一旦国家建制的机器稳定而快速地运行起来，国家意志的表达就拥有了具有合法性的传播方式，并且因为传播方式的合法，也会从侧面进一步彰显国家意志的合法。在建制的运行体系下，国家可以通过立法，行政命令等方式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意志，并且，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以及建制本身的权威性和持久性，意志得以在社会中各个现象中彰显。由此，当公民面对各种社会现象时，首先想到的则是国家意志对该现象的评价。例如法律层面，这个事情在法律上如何评价？法律作为最明显的国家意志的承载方式之一，是首先印入眼帘的事物。法律引导了道德观和伦理观，以及这个国家中公民普遍所拥有的文化观，而制定法律运行法律的系统离不开建制。这也间接说明了，建制越完善，国家意志传播的效率就越高，范围越广泛；若一个国家中充斥着国家级别的声音，形成了国家一言堂的言论氛围，则可以从侧面说明国家建制以及高度发达及完善（当然，在自由主义国家中，言论分散不统一的现象也不能说明该国家建制不发达，但高度统一的言论意志一定可以证明建制的发达）。

建制的发达，需要从建制的高度和广度这两个维度共同展开，缺失了任何一个维度，都有可能导致国家的崩溃。

沙皇治下的俄罗斯帝国，很好的印证了这个定论。沙皇俄国，从圣彼得堡，到西伯利亚，再到远东地区，政府的运作方式并不统一。在首都圣彼得堡-沙皇统治的中心，其政府运作与其他地方截然不同。自从彼得大帝打下了帝国的基石之后，圣彼得堡作为帝国首都，集中了国家最高的行政机构以及司法机构，官僚体系相当专业化职业化。并且，因为圣彼得堡模仿并借鉴了法国和英国的制度，其法律行政军事财政体系的复杂程度在整个欧洲首屈一指（或者说仅次于伦敦和巴黎），是一个高度有序且成型的国际大都市。再加之沙皇体制是一个高度专制化集权化的体制，当沙皇以及其他国家掌权者的意志开始形成时，圣彼得堡首当其冲，开始接受最为完整的意志覆盖，为了保证意志覆盖的运行，圣彼得堡，以及其他重要的城市，必须以高度的建制体系来进行这一行动。因此，当沙皇或其他俄罗斯贵族的意志要开始实现时，圣彼得堡的建制程度甚至会远高于伦敦和巴黎，在整个世界都首屈一指。

然而，这种圣彼得堡模式并未向广大的俄罗斯领土中的各个角落有效扩散。自彼得大帝，至尼古拉二世，尽管中央政府尝试利用各种手段将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手段保持一致，但西伯利亚，远东乃至南部草原地区的治理方式，仍然停留在军事主导，贵族代理或者依靠地方习惯法的层面。这种高中心-低边疆的建制不均匀，不仅加剧了帝国的行政割裂，也埋下了当工业化和民族主义兴起时，国家失控与崩溃的根源。

在帝国的偏远角落，中央政府为了控制辽阔的土地和异族人口，往往设置军事总督，授权以军事手段代替行政职能。这导致，地方治理依赖于个人威望与军队力量，而非成型的法律与行政程序。并且，对于俄罗斯来说，「国中国」的现象并不罕见。例如波兰，芬兰等边缘且非俄罗斯人为主体的省份或地区，保留了自身的法律和议会；高加索和中亚等地区，依赖于民族自治和部族习惯法；以及核心城市以外的广大农村地区，贵族和士绅扎根于农村，控制农民和农奴，使得中央法令难以深入基层。以上种种现象所导致的结果显而易见：地方官僚专业性严重不足，教育与专业官僚的培养体系局限于首都及少数大城市，地方官僚更多地依靠裙带关系，军功或者出身而非专业能力，以致行政效率低下，法令执行不一致；此外，最重要的后果则是行政割裂。本来俄罗斯地域广阔，文书或命令需要数月才能往返，沙皇的意志在传递过程中常备地方官僚的个人判断或地方惯例所削弱或篡改。

因此，俄罗斯帝国中的这种不均衡的建制模式，预示了她的崩溃。圣彼得堡的行政，司法，军事与财政制度达到了欧洲一流水准，甚至在国家意志的具体执行能力上超越了伦敦和巴黎。但帝国广大疆域的边远地区，却停留在了军事控制与落后的习惯法自治之间，缺乏统一而复杂的建制体系。这种极端的建制失衡，使得帝国在平稳时期能够依靠威望与暴力维持表面稳定，但在社会动荡或国家权威减弱时，边疆地区将首先脱离中央控制，最终导致国家整体的治理失败。

到了苏联时期，情况开始出现了改变。在苏共对俄罗斯的建设下，斯大林提出了五年计划，对俄罗斯的每个角落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并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广泛传播，从莫斯科至海参崴无人不晓，每个地区设有党组织，共青团，这一些列的苏维埃建制，彻底改变了从前边疆低建制的现象，苏联从而通过意识形态或国家暴力等手段加强了地方建制，形成了中心高，边疆高的建制局面。

虽然苏联的寿命不足百年，但通过一些列的建设和发展，俄罗斯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效率远远高于沙皇时代，而对此作出主要贡献的，便是苏维埃体系强大且锋锐的建制体系。通过这个建制体系，苏共所提倡的共产主义方能传遍苏联的各个土地之上，没有高而广的建制体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难以深入每个苏联公民的大脑之中，没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那么在二战时苏军将难以动员起如此多的士兵实行人海战术，并抵抗德军的进攻。可见，建制是一个国家传播并实施其意志的基础，似血液遍布全身，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