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社會學課堂觀察|關於「意義」的集體迷失與逃逸選擇

鋼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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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個「到場」的軀殼中,至少有三分之一處於一種「意義不明」的狀態。
當代大學生在「後義務教育時代」面臨「意義」的集體迷失。Photo by Taylor Flowe on Unsplash

這是一份關於 114–1 學期,大一社會學課堂的田野筆記。作為助教,我將這三學分的課堂視為一個微型社會實驗場。

在這裡,我觀察到的不僅是 63 名學生的出席率,更是當代大學生在「後義務教育時代」面臨「意義」的集體迷失。


「在場」卻「缺席」

在東吳社會學大一的班級中,共有 63 位學生。正課安排在週二下午,而我與另一位助教負責的輔導課則是在週四早上的「早八」(8:00–10:00)。

在我的觀察中,輔導課的到課人數大約維持在 50 人左右。然而,這 50 個「到場」的軀殼中,至少有三分之一處於一種「意義不明」的狀態。

我曾觀察到,有學生在清晨七點多就進入教室,坐在那個狹窄、矮小且並不舒適的大學椅上睡覺。即便我已經開燈、播放簡報、開始點名,他依然沉睡,直到課堂結束才醒來詢問:

「剛才沒點到名,可以補點嗎?」

除了睡眠,更多的是滑手機、開啟電腦處理私事,有次也看到在追劇的;或者,單純對著窗外與簡報發呆。

我並不是在抱怨學生偷懶,這只是一種中性的社會現象描述。即便在參與度相對較高的週二正課,類似的「無意義打卡」行為依然存在。這反映出一個核心問題:

學生們普遍並不知道,自己來到這裡的意義是什麼、要做些什麼



「意義」的集體迷失

那麼,為什麼學生會陷入這種「不知道要幹嘛」的狀態?

答案也不難發現,就是台灣的教育體制。

在過去三年的高中生涯中,體制真的給過這些我們這些學生思考「學習動機」的機會嗎?當學分壓力與課業束縛突然在大學消失,學生們面對突如其來的自由,最直觀的反應往往是「癱軟」、「躺平」、「耍廢」在現狀中。

在 63 人的班級裡,具備強烈主動學習動機、會在課前讀完文本、甚至來到課堂質疑與批判助教(就是我)的人數,大約僅占 5 到 7 位。

這並非指責,我甚至也覺得,在現今生成式 AI(如 ChatGPT, Gemini)普及的時代,純粹的「知識傳遞」早已不需要進入教室。如果只是為了聽課或讀文字而來上課,家裡有網路就足夠了,不需要起個一大清早就來點名。

對我來說,教室的本質應該是「討論」

然而,當三分之一的人選擇不參與,知識的火花便缺乏助燃劑。雖然我嘗試使用匿名互動工具(如 Miro),希望能緩解學生的社會焦慮,但即便在匿名的保護下,40 多名到課學生中也僅有十來位願意留言。這再次佐證了學習動機低落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對我來說,教室的本質應該是「討論」。Photo by Priscilla Du Preez 🇨🇦 on Unsplash

逃逸的勇氣

作為助教,我對這些在課堂中掙扎的學生有一個語重心長的建議:

如果你覺得坐在這裡沒有意義,那就馬上離開。

這不是挑釁,當然也不是責備,而是一項關於「時間產值」的理性分析。

在整學期的社會學評分配置中,助教輔導課的佔比就只有總分的 10%。所以,就算你拚死拚活、全勤出席、繳交五次規定繁雜的作業,你最終能拿到的也只是那 10%。

從成本效益的角度來看,如果你坐在教室裡感到痛苦或無聊,這兩個小時的「生命成本」與這「10% 的學分價值」是遠遠不對等的。

如果你去電影院看一場早場電影(近期的《大濛》或《陽光女子合唱團》),電影票可能比你的學分費便宜,收穫可能更大。去吃一頓悠閒的早午餐,或是去北美館看展覽,甚至只是回宿舍睡一場好覺。

如果你對下一週預告的題目完全不感興趣,你完全有權力選擇不出現。

大學一直以來都不是義務教育,每個人都該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既然都交了四、五萬塊的學費,把這些錢花在「坐在硬椅子上睡覺」是非常昂貴且低效的消費行為(我超愛這個諷刺,大學就是個消費)。

學生應該學會主動做出選擇,而不是將選擇權交給體制去安排。


作業作為實驗

這學期我設計了五次形式完全不同的作業,分別涉及

  • 手寫

  • 打字

  • 海報製作

  • 簡報

  • 三分鐘的口播節目

這些都是我在「田野」中操縱的變項,試圖觀察學生的應變反應。


1️⃣圖像審美的崛起

在「思想家海報」作業中,我邀請大家介紹一位:

在歷史上,影響力被低估的思想家,領域不限。

我發現當代學生的圖像審美能力優於文字表達能力。大部分學生能直覺地掌握人物海報的設計邏輯,例如使用滿版的人物圖像來強調主體感(類比《時代雜誌》或《Vanity》的封面設計)。

有趣的是,那些完全依賴 AI 生成海報的學生(沒改、沒修、直出),成品反而是最糟糕的。這恰巧說明了:工具無法取代審美標準。 只有當你心中有美感標準,你才能判斷 AI 給你的東西是否合格。

2️⃣聲音表達的弱勢

相對於視覺能力的強勢,在「物件筆記」的口播(Podcast)作業中,我觀察到了集體性的表達弱化。

而所謂「物件筆記」,是要求學生從身邊的微小物件(如叉子與肉塊的關係、筷子與肉片的關係)去觀察社會互動。畢竟,許多「大問題」就是從身邊的觀察開始萌芽,物件正有許多人類文化的軌跡。

在我收到的音檔中,大部分學生的表達缺乏抑揚頓挫,也不會刻意停頓,更缺乏個人的「Flow」與「Vibe」。我個人猜測,這是長期紙筆測驗教育下的副作用:學生擅長讀與寫,卻不擅長組織語言與他人溝通。他們的聲音缺乏情感痕跡,聽起來甚至比 AI 更像機器人。

3️⃣尋找「標準」的心理

另一個諷刺的觀察是,儘管我多次強調「作業沒有固定規範」,只要在截止日期前上傳正確的形式即可,但下課後依然有不少學生湧向講台,反覆詢問:

「我這樣做可以嗎?」

「有沒有可以參考的範例?」

「這樣做應該不會被扣分吧?」

這種「尋找標準答案」的心理,我深有同感,就是 12 年國民教育深植於基因裡的恐懼。學生們習慣於在體制內尋找安全感,卻害怕「打破標準」。

當今天真的有人讓他們自由發揮,反而無法擔起「自由」的重量,不敢真的完全「做自己」。學生總會瞻前顧後,看看其他人怎麼做,試圖讓自己不要那麼特立獨行。

當今天真的有人讓他們自由發揮,反而無法擔起「自由」的重量。由 ChatGPT 生成。

實踐者的光芒

在這一片迷霧中,仍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

班上一位叫許芫榕的學生,他雖然不常出現在早八課堂(他很坦率地說:啊我就是起不來呀),但他對社會運動有強烈的參與感,對左派思想有深刻認識與閱讀,並願意動身前往立法院與官員對話(有時是吵架)。

這種「把手弄髒」的實踐精神,才是社會學最珍貴的部分。

他不需要詢問作業的標準(甚至也不打算這麼做),因為他已經在現實世界中建立了自己的標準。對於那些在課後追著我討論、積極參與社運、甚至去堵勞動部長的學生,我必須說:你們展現了大學教育中最迷人的一面。


AI 識讀的全面測試

基於本學期的觀察,下學期我打算進行一項更大膽的實驗:強制要求所有作業必須使用 AI 完成。

這項實驗的目的是測試學生的「AI 識讀」(AI Literacy)。我想要觀察,在完全開放工具的情況下,學生如何透過與 AI 的協作來展現產出。我預期這將拉開極大的差距:

  • 低度投入者: 會用最少的時間、最低的努力,產出平庸、毫無靈魂的 AI 廢料。

  • 具備 AI 素養者: 會利用 AI 突破自己的限制,進行更深層的資料挖掘與結構優化。

這場小規模的技術測試,可以讓我「學習動機」在科技媒介下的磨損與增益。


回歸真實的自我

這個學期的田野觀察讓我明白,大一學生的「真實自我」往往在打破規則時才最為閃耀。無論你是選擇離開課堂去追求更有意義的事,還是選擇在社會運動中實踐所學,都比坐在教室裡進行「無意義的點名」更有價值。

社會學教導我們觀察結構,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在結構中找到縫隙,活出一個不再被「標準」束縛的、真實的人。




CC BY-NC-ND 4.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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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哥從物理到電機工程再轉到資訊傳播,最後落腳在社會學。衣櫃拿來當書櫃擺的人。我常在媒介生態學、行為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哲學游移;期盼有天無產階級可以推倒資本主義的高牆的兼職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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