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的焦虑：维稳机器如何运作

合法性长期以来被视为政治秩序的根基。一个权力系统若获得社会广泛承认，它的稳定往往不需要额外的强制支撑；然而，当这种承认不足时，焦虑便会浮现。正如 David Easton（1975）所区分的那样，政治体制既依赖于“特定支持”（specific support）——对短期绩效的认可，也依赖于“弥散支持”（diffuse support）——对制度本身的深层认同。当弥散支持不足时，统治者便不得不依赖外显的手段来维系表象。这种表象性的维稳并非旨在真正解决矛盾，而是通过一系列可见的操作——信息操控、羞辱机制、混淆性烟雾，甚至跨境追逐——来制造一种“没有问题”的幻觉。Beetham（1991）指出，合法性不仅在于规则的形式合规，还在于共享信念与社会承认。当合法性三维结构中的“共享信念”出现断裂时，统治者往往转向对“形式”和“强制”的过度依赖。这种依赖，正是合法性焦虑的外在表现。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同样揭示了这一逻辑。Tom Tyler（1990）的“程序正义”理论指出，人们之所以服从权威，不是单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该权威具有正当性。一旦这种认同缺失，单靠惩罚或噪音维系秩序的成本会急剧上升。Margaret Levi（1988）称之为“准自愿服从”（quasi-voluntary compliance）：人们愿意服从的前提是，他们相信制度的公平与持久，否则任何控制都将滑向高风险的强制循环。于是，维稳机器的逻辑悖论便呈现出来：它越是试图控制，越暴露出无法获得深层支持的事实。跨境维稳尤为典型——当权力必须把手伸向边界之外的个人与声音时，它所证明的并不是强大，而恰恰是焦虑。

本文试图从机制层面揭示维稳的运作逻辑。首先，将阐明维稳的本质在于表演稳定，而非回应矛盾；其次，将拆解维稳手段组合中的典型策略，并说明外围人群如何被纳入其中；再次，将探讨跨境与数字化维稳的兴起及其结构性荒诞；最后，将论证维稳逻辑的内在悖论——它不仅无法修复合法性，反而不断加剧合法性的流失。正如 Skytte Prize 获奖学者们所反复强调的，政治权威的可持续性不在于短期的控制，而在于被社会真正承认的正当性。维稳机器恰恰表明，这种承认正在缺席，而焦虑正在放大。

一、维稳的本质：从“解决问题”到“表演稳定”

当合法性不足时，权力系统往往会经历一个显著的转向：从直面矛盾转变为遮蔽矛盾。这一转向正是维稳逻辑的核心特征。维稳的目标并不是化解问题的根源，而是通过降低可见风险来制造表象稳定。换言之，它是一种舞台化治理方式，其逻辑更接近于延宕与消耗，而非回应与解答。

1、从治理矛盾到遮蔽矛盾

当合法性不足时，权力系统往往会经历一个显著的转向：从直面矛盾转变为遮蔽矛盾。这一转向正是维稳逻辑的核心特征。维稳的目标并不是化解问题的根源，而是通过降低可见风险来制造表象稳定。换言之，它是一种舞台化治理方式，其逻辑更接近于延宕与消耗，而非回应与解答。在理想状态下，制度通过有效治理来积累社会信任，从而获得弥散支持。但当这种支持不足时，治理逻辑发生位移。Easton（1975）强调，缺乏弥散支持的制度只能依赖短期绩效来获得认可，而这种支持极易波动。于是，统治者不得不依赖表演化手段，让矛盾看似被化解。维稳因此成为遮蔽矛盾的机制，它并不触及社会张力的实质，而是通过抑制信息、稀释议题和削弱话语空间来实现“稳定的表象”。

2、维稳作为消耗战

维稳逻辑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是从“解答题”转向“消耗战”。治理逻辑要求提供解决方案，而维稳逻辑则着眼于延宕、稀释与消解。其常见方式包括制造噪音、引入程序性限制、施加心理与情绪压力。最终的结果并不是问题被解决，而是潜在挑战者因时间和精力的消耗而被迫噤声。Beetham（1991）的合法性三维模型表明，合法性不仅依赖规则合规性，还需要共享信念与社会承认。当后两者缺失时，制度只能依赖形式合法性与强制维稳来维系运行。表面上看，这种逻辑似乎维持了秩序，但其结果不过是暂时的掩盖。它无法生成新的社会支持，只能不断加大消耗的强度。因此，维稳在本质上是一场消耗战，它并不创造合法性资源，而是通过削弱对方的行动能力来维持短期安静。这种机制注定不可持续。

3、程序性抑噪与情绪管理

维稳不仅体现于制度操作层面，也深入到心理与情绪层面。制度性的方式通常表现为“程序性抑噪”，即通过信息管控、程序设置与舆论引导来降低矛盾的可见度。与此同时，更隐蔽的情绪管理机制则通过羞辱、虚假善意或烟雾弹式的混淆来制造怀疑与内耗。其目的并不是化解问题，而是削弱个体的自我正当性感知，从而迫使其主动降低表达和行动的意愿。

Tom Tyler（1990）的程序正义理论为此提供了重要解释：人们服从权威的根源不在于单纯的恐惧，而在于他们认为该权威是正当的。当正当性认知缺失时，权力只能依赖额外的手段维持表面秩序。在这种情境下，羞辱、噪音与情绪操弄便成为替代工具。它们虽然能够在心理层面制造“降噪”效果，但并不提供建设性回应。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替代性机制加剧了合法性焦虑：当服从仅仅基于恐惧或混淆而非认同时，其可持续性极为有限。一旦情绪管理的效力衰减，矛盾便会再度显现。

4、维稳的内在张力

综上，维稳逻辑存在显著的内在张力。它越是需要强化，就越说明制度缺乏深层弥散支持；它越是依赖表演性的操作，就越说明合法性缺口无法通过实质回应来填补。跨境维稳便是这一张力的典型体现：它并非制度强大的象征，而是焦虑溢出的外在信号。因此，维稳机器本质上是一种合法性焦虑的自我揭示。所有维稳手段——无论是程序性的还是心理性的——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合法性的不足才是其真正试图掩盖的根源。这一逻辑为下文探讨维稳手段组合及跨境维稳的外溢机制奠定了基础。

二、维稳工具箱：信息控制、选择性压制与形象工程

维稳机器之所以能够长期运转，并不依赖单一手段，而是建立在一整套“工具箱”之上。这些工具在形式上各不相同，但其内在逻辑一致：它们都旨在降低不稳定的可见度，而非解决矛盾的根源。常见的三大类别是：信息控制、选择性压制与形象工程。这三者相互配合，构成了维稳机制的常态化运作方式。

1、信息控制：限制“集体行动的可能性”

信息控制是维稳工具箱中最基础的一环。其目的并非彻底消除批评声音，而是切断“集体行动”的动员条件。研究表明，一个政权可以容忍有限度的批评，甚至允许对政策或官员的不满，但一旦这些批评具备组织潜力并可能转化为集体抗议，就会触发信息审查与压制。King、Pan 与 Roberts（2013）的研究显示，信息审查的焦点并非一般性批评，而是“具有组织潜力的集体行动信息”。换言之，信息控制的对象并不是意见本身，而是意见转化为行动的可能性。这说明信息控制的核心逻辑在于预防，而非反驳。它不追求思想一致，而是追求行动沉默。

信息控制并不仅限于删除和屏蔽，还包括更隐性的手段。例如，话题稀释（将敏感议题淹没在无关信息中）、议程置换（制造替代性热点以转移注意力）、碎片化传播（阻断信息形成整体叙事）。这些方式看似温和，却能有效削弱社会认知的汇聚，从而实现“降噪”效果。其特点在于，它降低了张力的可见度，却并未触及矛盾本身。矛盾依旧存在，但在公共空间中被重塑为“不重要的声音”。

2、选择性压制：铁拳、绒手套与弥散控制

在信息控制之外，维稳机器还依赖各种形式的压制手段。压制并非总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呈现出一种“选择性”的结构。学界对这一点有多种分类，其中 Earl（2011）提出的三分法尤为典型：铁拳式压制、绒手套式控制、以及弥散控制。

铁拳式压制：这是最直接的形式，通过物理威慑、法律制裁、监禁等方式压制潜在的挑战者。其特点是高强度、即时性，但代价也最大。过度使用铁拳可能带来“反噬效应”（backfire），即引发更广泛的不满与抵抗。

绒手套式控制：与铁拳相对的是绒手套。它通过利益收买、身份安抚、有限的让步来“软化”异议。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更温和的方式，但其本质仍然是控制——异议并未被视为合法，而是被纳入可控的框架。

弥散控制：这是最隐蔽、也是最常见的压制方式。它通过社会化网络、周边人群、舆论操纵等手段，使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持续的压力。这种方式不需要国家机器的直接介入，而是通过社会机制实现。例如，通过调动外围人群来制造骚扰、通过羞辱策略削弱个体的自信。这种控制往往被当事人强烈感知，却难以获得外部确认。

Sheena Greitens（2016）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不同国家会根据制度结构和威胁认知采取不同的强制机构配置。有的倾向高度集中的秘密警察系统，有的则依赖地方化、多元化的控制网络。但无论配置如何，逻辑都是相同的：资源有限，必须差异化地分配压制手段。因此，选择性压制的目标并非彻底消灭异议，而是维持整体可控性。这与信息控制相似，目的在于降低风险的可见度，而不是根源性化解。

3、形象工程：维稳与合法性的补偿性建构

除信息控制与压制外，形象工程也是维稳机器的重要工具。它通过制造绩效与象征来补偿合法性的不足，往往与宣传、公共叙事和国家形象塑造紧密相关。Guriev 与 Treisman（2022）提出“旋转型独裁”（spin dictators）的概念，指出当代许多政权已不再主要依赖恐惧，而是通过信息操纵与绩效叙事来维系合法性。在这一模式下，统治者努力营造“治理有效”的印象，同时用有限压制来控制异议边界。形象工程通常采取三种方式：

• 绩效合法性：强调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建设等短期可见成果；

• 象征合法性：通过重大活动、文化叙事、历史再造来塑造身份认同；

• 国际合法性：通过外交与全球叙事管理，来提升外部承认度，从而反向影响内部认同。

然而，形象工程始终存在内在矛盾。它需要不断产出新的绩效与叙事，否则合法性的缺口就会再次显现。与此同时，形象工程必须与信息控制和压制相结合，否则任何“负面叙事”的出现都会迅速侵蚀其效果。

4、三者之间的互补逻辑

信息控制、选择性压制与形象工程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体系。信息控制降低风险可见度，压制直接处理潜在威胁，形象工程则提供补偿性叙事。三者共同构成维稳机器的运作基础。但这种互补性也揭示了其脆弱性：信息控制无法修复合法性缺口，只能拖延；压制无法赢得真正承认，只会消耗；形象工程无法取代深层信任，只能暂时掩盖。因此，维稳工具箱虽然循环运转，却无法终结焦虑。

5、维稳的表象与困境

维稳工具箱的根本逻辑在于制造表象稳定，而非根源性解决。信息控制阻止集体行动，选择性压制通过差异化操作降低风险，形象工程提供合法性的替代来源。这些手段在短期内确实能营造秩序，但长期来看，却不断揭示合法性的缺口。正如第一章所指出的，维稳机器的存在本身就是合法性焦虑的体现。工具箱的不断扩展，既说明统治者对不稳定的高度敏感，也说明其在根源性回应上的无力。表象稳定因而不是稳定的证明，而是焦虑的镜像。

三、棋子机制：外围人群的功能性动员机制

维稳机器并不总是依赖正式的国家机构来完成控制。相反，它更倾向于将“外围人群”纳入治理过程。这些人群既不是权力的核心，也不是直接的统治对象，而是被功能性地使用为“棋子”：他们被动员来制造噪音、转移责任、稀释矛盾。正因如此，他们的角色格外值得关注。这一机制并不意味着外围人群拥有自主性或独立的政治意图，而是强调他们在权力逻辑中的工具化位置。换言之，他们不是“主体”，而是“手段”。这种安排在降低治理成本、制造合法性表象的同时，也暴露了维稳逻辑的深层焦虑。

1、外围人群的低成本动员逻辑

外围人群之所以成为维稳机器的常用资源，是因为他们的动员成本极低。首先是可替代性。外围人群的个体身份并不重要，他们被视为可以随时替换的“降噪工具”。个体的退出并不会影响整体的运作，正因如此，他们成为廉价的治理资源。其次是可否认性。一旦外围人群的行为过激，统治者可以轻易推卸责任，将其描绘为“个体行为”或“社会现象”，从而避免正式机构遭受外部追责。最后是高灵活性。外围人群可以被动员到各种场域——线上平台、公共空间、社会组织——其形式多样，且不易追踪。这使他们成为维稳逻辑中最隐蔽却最普遍的工具。

这一逻辑与 Earl（2011）所提出的“弥散控制”（diffuse control）高度契合。不同于集中化的强制手段，弥散控制依赖社会网络与间接压力。外围人群正是这种机制的最直观体现：他们构成了低成本、高灵活性的控制资源。

2、噪音制造与注意力稀释

外围人群的重要功能之一，是通过噪音制造来稀释矛盾。在信息社会中，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维稳机器往往利用外围人群充斥公共空间，制造无关紧要的议题，从而使核心矛盾被淹没。这种方式并不仅仅是删除或压制信息，而是通过“放大其他声音”来稀释问题的重要性。

例如，外围人群可能被动员去重复特定话术、制造大量低质量内容，甚至在物理空间通过起哄与干扰转移焦点。这些行为不需要精准，但在总体上成功地削弱了矛盾的可见度。正如 King、Pan 与 Roberts（2013）的研究所揭示的，信息控制不仅意味着“删”，也包括“放”。外围人群在其中充当的，正是“放大无关噪音”的角色。

3、责任转移与合法性遮掩

外围人群的另一关键功能是转移责任。通过动员外围人群，维稳机器可以将矛盾从“制度与社会”的对立，转化为“个体与个体”的摩擦。这样一来，冲突的根源被掩盖，外界更容易将问题理解为“普通社会现象”，而非制度性侵害。

这一策略与合法性建构直接相关。Beetham（1991）指出，合法性不仅依赖于规则的合规性，还需要社会的承认。当这种承认缺失时，统治者往往通过象征性动作来填补。外围人群的介入，正是这种象征性动作的一部分：它制造出一种“这是社会的自然反应”的假象，从而遮掩了制度性安排的痕迹。通过责任转移，矛盾被重新包装为文化、代际或个体差异的问题，而非制度缺口的体现。

4、社会化的羞辱与日常化控制

外围人群还承担着“社会化羞辱”的功能。羞辱作为一种社会情绪，长期被用于规范个体行为。当正式机构难以直接介入时，外围人群的羞辱行为便成为一种低成本治理方式。这种羞辱通常以“日常化控制”的形式出现：在公共空间中通过嘲讽与讥笑削弱个体的自信；在舆论空间中通过人身攻击或群体起哄制造孤立感；在人际网络中通过流言与暗示营造顺从氛围。

这一机制与 Tyler（1990）的程序正义理论形成鲜明对照。Tyler 指出，人们服从权威的前提是他们认为权威具有正当性。当正当性不足时，羞辱与起哄就成为替代性工具。它们迫使个体噤声，却无法赢得真正的承认。这种基于压力而非认同的服从，本质上是脆弱的。

5、外围人群机制的悖论

尽管外围人群在维稳机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一机制本身存在显著的悖论。首先是工具化的脆弱性。外围人群的动员往往缺乏深层信念基础，他们的参与是偶发性的、易消散的。一旦情境变化，他们可能迅速转向旁观，甚至反而质疑操控方。其次是长期效应的不确定性。外围人群在短期内能够制造噪音与压力，但长期来看，他们同样在学习“权力如何运作”。这种学习可能削弱对制度的信任，因为他们亲眼看到矛盾并未被解决，而是通过操弄来掩盖。最后是合法性缺口的放大。当外围人群被过度使用时，公众可能逐渐意识到，问题并非个体摩擦，而是制度性结构安排。这种认知反而会放大合法性焦虑。

6、小结

外围人群的动员，是维稳机器中最隐蔽却最普遍的手段之一。他们作为“棋子”被功能化使用，承担着噪音制造、责任转移与社会化羞辱等角色。从逻辑上看，这一机制确实在短期内降低了矛盾的可见度，也为权力提供了缓冲。但它无法弥补合法性缺口，反而可能在长期中加剧焦虑。因此，“棋子机制”既体现了统治者的灵活性，也揭示了其脆弱性。它展示的并非权力的强大，而是对失控的恐惧。

四、跨境与数字外溢：当维稳越界

维稳机器在常规运作中，主要针对国内范围内的矛盾与异议。然而，随着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发展，维稳逻辑逐渐突破地理边界，延伸至跨国场域。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跨国压制”（transnational repression）。它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情报监控与强制遣返，还涵盖数字化时代的跨境骚扰、网络攻防与信息操控。跨境维稳的出现，不仅揭示了权力系统对外部空间的渗透，也从另一角度印证了合法性的焦虑：当内部治理不足以保证稳定时，外部空间便被视为新的风险来源。

1、跨境维稳的兴起：合法性焦虑的外溢

在合法性稳固的体制中，侨民与流亡群体通常被视为文化与经济交流的桥梁。然而，在合法性不足的情境下，他们却往往被定义为潜在威胁。这是因为他们可能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发声，对外部舆论与内部认知产生回流效应。于是，维稳逻辑自然延伸至边界之外。

Dana M. Moss（2021）的研究表明，跨国压制的常见策略包括威胁和监视侨民群体、制造分化与内斗、以及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施压。这些策略并不旨在彻底消除异议，而是通过持续性骚扰和胁迫制造沉默。Moss 将其称为“diaspora repression”，即针对侨民的维稳。跨境维稳的兴起正是合法性焦虑外溢的结果：当内部缺乏弥散支持时，侨民与流亡者的声音被视为可能反向影响国内秩序的风险因素。由此，跨境维稳既是权力的延伸，也是焦虑的扩散。

2、数字化压制：网络空间中的维稳延展

与传统跨境手段不同，数字化维稳具有更强的渗透力与隐蔽性。Marcus Michaelsen（2023）的研究指出，数字化跨国压制主要表现为三类：其一是网络监控，通过数字工具追踪侨民的通信与行动；其二是网络骚扰，包括舆论攻击、虚假信息和“人肉搜索”，用以制造心理压力；其三是平台治理干预，即试图影响跨国互联网平台的规则与执行，从而限制特定声音的传播。

这种数字化手段具有三个鲜明特点：低成本（相较于传统情报与强制行动更为廉价且规模更大）、高可塑性（信息可被迅速放大、修改与操纵，适应不同情境）、以及模糊性（难以明确归责，官方痕迹可被“网络志愿者”或匿名群体掩盖）。因此，数字化维稳并非单纯的技术创新，而是维稳逻辑在信息社会的自然延展。它进一步强化了低成本骚扰与责任转移，使个体即便在跨境环境中仍难以完全摆脱控制。

3、跨国机制的武器化

跨境维稳不仅依赖直接的监控与骚扰，还包括对国际合作机制的“武器化”。Edward Lemon（2019）指出，一些国家利用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的“红色通缉令”追踪与骚扰流亡者。这种做法的目的并非总是实际引渡，而在于通过法律威胁制造恐惧，从而限制流亡者的活动空间。Cooley 与 Heathershaw（2017）进一步表明，威权体制通过跨境金融网络和国际组织来外溢其治理逻辑。这些外溢机制强化了维稳机器的全球化属性，使合法性焦虑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然而，这种“武器化国际机制”的做法揭示了一个悖论：当权力系统将全球治理机制工具化时，它不仅侵蚀了国际规范的正当性，也削弱了自身在国际社会的合法性承认。跨境维稳因此成为一种“双刃剑”，在短期内扩大控制力的同时，长期却加剧了合法性赤字。

4、性别与脆弱群体的特殊维度

跨境维稳并非均质地影响所有群体。Michaelsen 等学者（2024）的研究表明，女性在跨境数字化压制中往往承受额外的性别化压力。例如，针对女性的虚假信息攻击更频繁涉及性羞辱与道德指责。这种手法利用社会性别偏见来进一步削弱个体的信誉与心理承受力。由此可见，跨境维稳不仅是权力的外溢，还与社会结构性偏见叠加，形成多重伤害。这使合法性缺口更加显著，因为它揭示了控制手段的歧视性与非正义性。

5、跨境维稳的悖论

跨境与数字化维稳表面上展示了权力的延伸，但实际上凸显了合法性的脆弱。其悖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越界即暴露。当权力试图跨境控制个体时，恰恰表明其在国内缺乏足够支撑。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合法性焦虑的放大。第二，控制的失效。跨境压制可能在短期制造恐惧，但长期来看难以阻止信息扩散。相反，它可能激发国际关注，削弱统治者在外部的声誉。第三，合法性的双重侵蚀。跨境维稳既侵蚀了内部的社会信任，也侵蚀了国际社会对该体制的正当性承认。它在国内制造恐惧，在国外制造反感，从而放大合法性缺口。

6、小结

跨境与数字化维稳，是维稳逻辑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的延展。其出现表明，维稳焦虑已无法局限于国内空间，而是扩散至跨国场域与网络空间。从动员侨民到武器化国际机制，从网络骚扰到性别化打压，这些做法共同构成了跨境维稳的多重面貌。然而，正如前文所论，维稳的存在本身就是合法性焦虑的自我揭示。跨境维稳不仅未能缓解焦虑，反而将其放大至国际舞台。它向外部展示的不是力量，而是恐惧；不是稳定，而是失控的征兆。

五、悖论与反噬：控制如何制造不稳定

维稳机器在逻辑上似乎是为了维护秩序，然而大量研究表明，过度依赖控制手段往往会制造新的不稳定。这一悖论已在社会学、政治学与社会运动研究中得到广泛揭示：镇压既可能在短期奏效，也可能在长期内引发“反噬效应”（backfire）。因此，维稳机器并非单纯“解决风险”，而是不断在制造新的不确定性。

1、压制与稳定的张力

Davenport（2007）的系统研究指出，国家镇压与国内和平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压制在短期内可能降低抗议活动强度，但长期来看，它往往积累社会不满，甚至诱发更大规模的抗争。换言之，压制是一种“双刃剑”：既能制造表象稳定，也可能成为不稳定的根源。其背后是压制与合法性的紧密关联。当权力通过回应社会矛盾来赢得支持时，合法性可以自我修复；而当权力依赖压制维持秩序时，它实际上在消耗自身的合法性资本。于是形成一种循环：压制越强，越说明弥散支持不足；而支持越不足，又越需要进一步压制。压制因而成为合法性流失的放大器。

2、反噬效应：压制如何引发更大不满

Hess 与 Martin（2006）提出“反噬效应”理论：当镇压被社会广泛知晓，并被视为不正当时，它往往激发更多关注与支持，从而使抗争规模扩大。反噬效应通常发生在三个条件下：（1）镇压行为被清晰记录与传播；（2）社会普遍认定其不正义；（3）抗争者能够有效利用镇压事件动员同情。

在数字化时代，这一机制被进一步放大。信息传播的加速使镇压更容易被公开化，而社会对正义的敏感性也使其更容易转化为抗争动员。讽刺的是，镇压原本意在制造恐惧，却常常成为新的动员资源。维稳机器对此尤为脆弱，它依赖信息控制试图阻断反噬，但技术不对称性意味着完全封锁几乎不可能。一旦信息突破屏障，维稳行为便可能转化为合法性危机的催化剂。

3、非暴力动员的优势

Chenoweth 与 Stephan（2011）通过对 1900–2006 年抗争数据的研究发现，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几乎是暴力运动的两倍。其原因在于：（1）非暴力抗争能够吸纳更广泛群体，降低参与成本；（2）更易获得外部同情与国际支持；（3）其威胁不依赖武力强度，而在于群众规模。

维稳机器的逻辑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它试图通过消耗与压制阻断动员，但结果往往促使抗争者转向非暴力策略，从而增强其合法性与广泛性。换言之，压制可能在短期内削弱行动，却在长期中提升运动的韧性。

4、恐惧的边际效应递减

恐惧是维稳的核心手段之一，但其效力并非无限。心理学与政治学研究表明，恐惧在初期可能有效，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其边际效应会递减。个体在长期暴露于恐惧下可能出现两种反应：

• 习惯化：逐渐适应恐惧，削弱其威慑力；

• 反抗化：拒绝继续承受，转而寻找新的表达方式。

当恐惧失效时，维稳机器往往不得不不断提高压制强度，结果制造更多不满。这种循环导致所谓“强度陷阱”：每一次镇压都需要更大力度，而力度的提升同时加速合法性流失。

5、国际环境的放大效应

在跨境维稳背景下，压制行为不仅在国内引发反噬，还可能在国际社会引起外部关注。跨国组织、人权机构与媒体的监督，使得镇压行为更难被掩盖。Cooley 与 Heathershaw（2017）的研究表明，跨境压制常常削弱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声誉，使其更难获得外部合法性承认。由此，维稳机器不仅未能解决内部不稳定，反而将合法性危机扩大为双重危机：内部的信任缺口与外部的承认缺口叠加。

6、维稳悖论的结构性逻辑

综合来看，维稳机器的悖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表象稳定与实质不稳定：维稳制造了安静的表象，却掩盖不了矛盾的累积；

• 压制与合法性的冲突：压制暂时维持秩序，却同时消耗合法性资本；

• 恐惧与反抗的循环：恐惧在初期有效，但长期会触发习惯化与反抗化；

• 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反噬：跨境维稳不仅在国内制造矛盾，还在国际上削弱声誉。

因此，维稳并不是一种稳固机制，而是一种不稳定的循环。它的存在恰恰证明了制度合法性的不足，而它的强化则不断揭示这种不足。

7、小结

维稳的悖论在于：它既是焦虑的产物，又是焦虑的放大器。每一次镇压与控制的加码，短期内似乎制造稳定，但长期却积累不满、提供新的动员资源。正如“反噬效应”理论所揭示的，控制并非终点，往往是动员的起点。最终，维稳机器走向了一个死循环：它越是试图控制，越是暴露合法性缺口；它越是制造恐惧，越是催生新的抗争。控制的尽头，并不是稳定，而是失控的自我揭示。

六、何为稳固：合法性的重建路径

前文的分析揭示了维稳机器的本质：它是合法性焦虑的产物。通过信息控制、选择性压制、形象工程与跨境外溢，维稳逻辑制造出表象稳定，但这些手段都无法化解社会矛盾。相反，它们在长期中不断积累不满，激发反噬，进一步放大焦虑。这一逻辑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如果维稳不能带来真正的稳定，那么何为稳固？制度的合法性应如何得以重建？

1、真正的稳定不依赖于维稳

真正稳固的制度不需要依赖维稳。Easton（1975）的理论指出，制度的稳定源于“弥散支持”（diffuse support），即公众对制度本身的认同。当弥散支持充足时，制度即使在遭遇短期危机时，也能凭借长期信任维持秩序。此时，统治者无需额外依赖压制或表演化动作，社会矛盾会在制度框架内得到消化。

相反，当制度缺乏弥散支持时，它只能依赖“特定支持”（specific support），即短期绩效与外显的控制。这一状态下，维稳成为必然手段。然而，如前文所论，维稳只能制造表象稳定，却无法修复合法性缺口。因此，维稳的存在本身就是合法性不足的证据。真正稳固的制度，恰恰是“不需要维稳”的制度。

2、合法性的三维：规则、信念与承认

Beetham（1991）提出的合法性三维框架，为我们理解稳固的根本条件提供了工具。他认为，合法性包含三个维度：

• 规则合规性：权力必须符合既定的法律与程序；

• 共享信念：权力必须被视为符合社会的价值与规范；

• 社会承认：权力必须被广泛接受并在日常生活中自发遵循。

维稳机器恰恰暴露了后三者的缺失。它在规则层面制造形式合法性，却缺乏共享信念与社会承认。这就是为什么维稳需要不断通过噪音、羞辱、跨境追逐等手段来掩盖裂缝。换言之，维稳逻辑用“规则合规的表象”代替了“深层承认”。如果要实现合法性重建，就必须回归三维的完整性：不仅要有规则的合法性，还要有价值层面的共享信念与社会层面的主动承认。

3、程序正义与认同的生成

Tom Tyler（1990）的程序正义理论强调，人们服从权威的关键不在于结果是否有利，而在于过程是否被视为正当。当程序被认为是公平的，即便结果不利于个人，人们也更愿意接受；相反，如果程序不正当，即便结果有利，也难以获得真正的支持。这启示我们，合法性的重建路径必须从程序正义出发。压制与维稳可以制造表面上的服从，但无法生成内心的认同。只有当个体在制度中感受到公平，才会愿意自发遵守。程序正义因此是合法性重建的核心环节。

4、准自愿服从与合法性修复

Margaret Levi（1988）的“准自愿服从”（quasi-voluntary compliance）理论进一步指出，人们愿意遵守制度，不仅因为害怕惩罚，更因为他们相信制度安排总体上是公平的，且长期对自己有利。当这种信任存在时，服从是低成本的、稳固的；当这种信任缺失时，服从只能依赖高成本的强制，因而脆弱。维稳机器的困境正在于此：它通过恐惧与羞辱制造服从，但这种服从高成本且不可持续。合法性的重建必须实现转向——从“被迫服从”走向“准自愿服从”。这要求制度通过透明、公平与可预期的规则来赢得公众信任。

5、合法性的重建路径

结合前述理论，可以归纳出合法性重建的三条核心路径：

• 从强制到回应：压制只能制造短期安静，回应才能生成长期支持。制度必须直面矛盾，而不是遮蔽矛盾。

• 从表演到信任：形象工程制造的只是幻象，真正的合法性来自信任。信任依赖于程序正义与共享信念，而非宣传。

• 从焦虑到稳固：维稳的强化是焦虑的标志，合法性的稳固才是安定的根源。当制度能够在无需维稳的情况下依然获得遵守，它才称得上真正稳固。

6、维稳的尽头与合法性的回归

维稳机器是一种焦虑性的机制，它的存在表明制度缺乏深层认同。它越是活跃，越清晰地揭示合法性缺口。跨境与数字化维稳更是将这种焦虑外溢至全球，使其在国际舞台上暴露无遗。真正的稳固并不来自维稳，而来自合法性的重建。正如 Easton 所强调的，弥散支持是制度的根基；正如 Beetham 所指出的，合法性必须同时具备规则、信念与承认；正如 Tyler 与 Levi 所揭示的，服从的核心在于正当性与信任。因此，维稳的尽头不是稳定，而是合法性的流失。合法性的重建，才是通向稳固的路径。只有当制度能够通过回应、信任与公平获得承认，它才无需维稳，而能够真正稳固。

七、结论与展望：合法性焦虑的镜像

本文通过对维稳机器的本质、工具箱、外围人群的“棋子机制”、跨境与数字外溢，以及其内在悖论的分析，揭示了一个核心逻辑：维稳并不是稳定的象征，而是合法性焦虑的镜像。它制造的表象安静，掩盖的正是制度深层的脆弱。

1、主要发现

首先，维稳的本质不在于解决矛盾，而在于遮蔽矛盾。它通过舞台化的动作制造秩序感，却无法触及根源性问题。Easton（1975）的支持理论提醒我们：当弥散支持不足时，制度只能依赖外显动作填补缺口，这正是维稳逻辑的根源。

其次，维稳工具箱展现了三种主要手段——信息控制、选择性压制、形象工程——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降低风险的可见度，而非化解风险本身。Beetham（1991）的合法性三维模型表明，单靠形式合规而缺乏共享信念与社会承认，是合法性不足的典型体现。

再次，外围人群的动员揭示了“棋子机制”：维稳机器通过噪音制造、责任转移、社会化羞辱来功能化利用普通个体。这种机制虽然低成本、可否认，但其脆弱性极高，长期来看反而可能放大不信任与焦虑。

第四，跨境与数字外溢表明维稳逻辑已突破国界。它在国际舞台的延伸既展示了权力的触角，也放大了合法性焦虑，甚至将其转化为全球性现象。跨境维稳本身，就构成合法性不足的证据。

第五，维稳的悖论与反噬机制表明：控制的尽头是失控。镇压或许在短期内奏效，但长期会积累不满，引发 backfire 效应。恐惧的边际效应递减，使维稳机器陷入“强度陷阱”——不断加码，却不断消耗自身合法性。

第六，真正的稳固只能来自合法性的重建。Easton、Beetham、Tyler 与 Levi 的理论共同揭示：回应、程序正义、共享信念与准自愿服从，才是合法性的根基。维稳的尽头不是稳定，而是合法性的流失。

2、理论意义

本文的分析贡献在于：将维稳现象置于合法性理论框架下加以系统阐释。以往研究多强调维稳的技术与工具，而本文指出，维稳的存在本身就是合法性不足的制度化体现。这一视角帮助我们理解：

• 为什么维稳机器必须不断扩展其工具箱；

• 为什么跨境与数字外溢成为不可避免的延伸；

• 为什么维稳越是加强，越是暴露焦虑。

因此，维稳并非单纯的治理工具，而是合法性缺口的症候与放大器。

3、实践启示

从实践层面来看，维稳逻辑提供了三点启示：

• 控制不是稳定的代名词：真正的稳定来自合法性，而非恐惧。

• 噪音与羞辱无法消除矛盾：它们或许能迫使矛盾沉默，却无法阻止矛盾的积累。

• 跨境维稳削弱而非强化权力：当维稳逻辑延伸至国际场域时，它不仅侵蚀国内信任，也侵蚀外部承认。

这些启示不仅适用于特定国家，也适用于跨国比较研究。任何体制一旦过度依赖维稳逻辑，最终都将陷入类似的悖论。

4、展望

未来研究可以从两个方向展开：

• 跨国比较：不同体制下的维稳逻辑有何异同？在何种条件下，维稳导致合法性流失而非巩固？

• 数字化演变：随着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广泛应用，数字化维稳如何改变“表演稳定”的方式？其合法性后果又将如何？

这些问题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对理解当代治理的脆弱性与未来走向至关重要。

5、结束语

维稳机器是合法性焦虑的镜像。它通过噪音、压制与表演掩盖裂缝，但正是这些动作，让裂缝更为清晰。真正稳固的制度，不需要维稳；真正持久的秩序，来自合法性的深层支撑。因此，本文的核心结论是：维稳不是稳定的标志，而是不稳定的征兆。当一个制度必须依赖维稳维系自身时，它已在向社会与世界表明：合法性正在流失。唯有回应、信任与正义，才能构成稳固的根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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