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星村的鱔魚-鼻青臉腫的笑

放鴨子的間隙，時間是被拉長了的。鴨子們在河裏吃飽了，浮在水面上打盹，一睡就是一兩個小時。那個時辰，我偶爾是有一點空的，但不是隨時都有。爺爺有時候會提前回來，我就得趕回去，不能離開太久。

只有他還沒回來的那段時間，我才會一個人坐在岸邊發呆，看鴨、看雲，看水，看遠處村莊的屋頂。那種時間不算自由，更像是被暫時放出來的。

後來我發現，村子裏有人不閒着——他們“施蠔子”，抓鱔魚。

“施蠔子”是我們那的叫法，指去下一種抓鱔魚的籠子。那東西是竹片扎出來的，一片套着一片，彎着沉在水溝邊的泥口裏。

下面那一截貼着泥，是鱔魚進出的地方，裏面有收口，進去以後就很難再回頭拱出來。上面一截露在水面，用網和橡皮筋綁着，既是標記，也是人找得到它的地方。

有時候裏面會放一點蚯蚓或者田螺肉，腥味越大的效果越好，讓味道順着水往泥裏走。

鱔魚晚上出來活動，白天藏在洞裏。聞到味，就會順着泥口鑽進去。傍晚下籠，第二天一早去收。運氣好的時候，一提起來就是幾條，黃亮亮地纏在一起。能賣一點錢。

我就是跟着我三叔學會的。三叔話不多，做事很穩，他怎麼做，我就跟着怎麼做。他放餌，我也學着放餌；他收籠，我就幫着提。他很少解釋，只是做。偶爾回頭看一眼，説一句"少放點""口朝水那邊"，我就記住了。

那段時間，我像是他身後的一道影子，扛着籠子，跟着他走過一條又一條溝渠。那是我輟學以後第一次覺得，自己還能做點有用的事。

後來我就敢一個人去了。爺爺回來後，我就騎着那輛除了鈴鐺不響哪兒都響的自行車，馱着幾個籠子往外面跑。最遠去過四星村，離我們村大概七八里地，那邊的水田多，溝渠也多，鱔魚肥。我選中一條溝，挽起褲腿下去，把籠子理好，放上餌，壓緊了，蓋上水草，籠口朝水流的方向。做完這些，天差不多就快黑了，我就着最後一點光騎車回去，第二天天不亮再騎過去收。

那種心裏有事惦記着的感覺，其實挺好的。像是有一條線，一頭系在我手上，一頭系在水下的籠子裏，夜裏翻來覆去睡不着的時候，我會想：這一夜，能鑽進去幾條呢？

四星村那次，我記得很清楚。

那是個夏天的早晨，天亮得早，我五點多就騎到了。溝邊的草上全是露水，我的褲腿和布鞋濕透了，顧不上。蹲下去，把一個個籠子從水裏提上來，只要是沉甸甸的，心裏先是一喜——有貨。

我提到最後一個籠子，籠子裏的鱔魚在扭動，滑溜溜的身子纏在一起，黃褐色的背在晨光裏發亮。我將鱔魚倒進竹簍裏，數了數，6條。都還不小。我把籠子收好，站起來拍拍膝蓋上的泥，正準備走。

“你哪個村的？”

我從田埂上抬起頭。三個人，站在路當中。年紀都不大，十七八歲的樣子，其中一個嘴裏叼着煙，胳膊上還有紋身——在我們那會兒的農村，紋身就是“我是流氓”的意思。他們看我的眼神，像看一隻誤闖進來的野兔子。

“雙流的”我説。

“雙流的跑我們四星來下籠？”紋身的那位把煙吐出來，“誰讓你下的？”

我心裏已經知道不對了，但還是硬着頭皮説了一句：“野溝，又不是你們家的。”

話剛出口，我後悔了。

一巴掌扇過來的時候，我腦子嗡了一下。緊接着是拳頭，砸在肩膀上、後腦勺上，不知道是誰踢了我一腳，我退了兩步，一屁股坐到田埂上。他們沒停手，又踹了幾下，嘴裏罵罵咧咧的，説什麼我已經聽不太清了，耳朵嗡嗡的，像有一窩蜂在裏面打轉。

我想撐起來。

看見竹簍的時候，手停住了。

等他們走了，我慢慢從地上爬起來。臉上火辣辣的疼，嘴唇破了，一股鐵鏽味在嘴裏化開。我伸手摸了摸左眼角，腫了，眼睛只能睜開一半。褲子上全是泥和草汁，左手掌搓破了一塊皮，血和泥混在一起。

我蹲下來，把竹簍扶正。

那六條鱔魚還在簍子裏扭着。一條都沒少。

我看着那些鱔魚，忽然就笑了。嘴角扯開的時候牽動了傷口，疼得我嘶了一聲，但那個笑是實實在在的。説不出為什麼，就是覺得值。臉上挨的這些拳頭，換來的是這六條鱔魚，這六條鱔魚拿到鎮上，能賣十幾二十塊錢了，夠我家裏吃幾天的菜了。

我把竹簍背好，籠子疊好，綁好，推着自行車往回走。鏈條剛才掉下來了，我蹲下去掛上去，沾了一手黑油。騎上去的時候，屁股一挨座墊就疼，不知道是剛才摔的還是被踢的，也分不清了。

一路上風很大，吹在腫起來的臉上，涼絲絲的，倒不那麼疼了。我一隻眼睛看着前面的路，自行車在土路上顛來顛去，身後的竹簍跟着一起一伏，裏面的鱔魚撲稜撲稜地響。

回到家，我媽看見我的臉，愣住了。

“跟人打架了？”

“沒有，”我説，“摔的。”

她沒再問。她知道我説的不是真話，但她也知道，問了也沒用。她去灶台上燒了熱水，擰了一條熱毛巾遞給我。我把毛巾敷在臉上，燙得我一激靈，但那股熱乎勁兒順着皮膚往裏滲，竟然舒坦了很多。

那天晚上我躺在牀上，臉上的傷口一跳一跳地疼。

我把手放在胸口，能摸到口袋裏那點錢，硬硬的，硌着身子。

閉上眼的時候，還能想起那幾條鱔魚在簍子裏慢慢扭動的樣子。

然後是三叔。他提着鱔魚簍，走在前面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