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阿甘本的「例外狀態」看民主的危機與希望

2026年一月內，在美國明尼阿波利斯，ICE執法時擊斃了兩名美國公民，事件不但引起美國全國的抗議，也引起全世界的關注，老牌民主國家發生這種事，似乎更加印證了阿甘本有關「例外狀態」論述的正確性。

阿甘本在其《例外狀態》一書中指出，現代主權權力的真正運作模式，不在於正常的法律治理，而是透過對法的「暫停」——例外狀態的宣告與實施，即以緊急狀態來達到對生命的全面控制，他認為這並非偏離現代制度的異常現象，而正是其本質：「例外」即是「規則」，在法律之下，人得以成為公民，在法律之外，人則被還原為生命體，一種「裸命」，會因此失去任何保障，權力能直接對生命作出決定，不受傳統法治程序的制衡。

阿甘本指出例外狀態看似是針對緊急危機的暫時措施，實則是主權權力最純粹的展現，自九一一以來的反恐法案、無限期拘留、境外監獄，乃至疫情期間各國實施的封控政策，都揭示了法治之下那一層「可以隨時撤回法治」的潛在機制，這種觀察無疑有其價值，它讓我們警覺，制度內部並非天然正義，它的正義仰賴的是不斷的制衡與限制，權力的擴張常常不是以強暴之名而來，而是以保護之名行壓制之實，現在美國政府，因非法移民問題而宣佈的緊急狀態也有類似情況。

阿甘本的理論固然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但若將之視為現代政治的真相，而非其失序的情況，則可能陷入一種理論上的焦土策略，就會產生一種危險的反向極權想像，把所有制度性保護也一併視為虛偽的幻影，一切例外狀態都通往集中營，從而淡化真正極權體制的殘酷現實，甚至對受害者構成間接的貶抑。阿甘本說：「納粹集中營不是歷史的異常，而是主權運作的範式」，他挑戰了歷史與法治的正當性，將極權暴政與民主國家的治理邏輯置於同一理論圖式之中。然而，這種類比雖在形式上成立，卻在人道意義上構成模糊與冒犯。納粹集中營不是制度運作的結果，而是其徹底崩壞的證據。將其作為主權理論的典範，無異於將失敗視為常規，將暴政當作模式。更重要的是，這種說法無視於民主制度中仍存的抵抗力量：法院駁回總統的濫權命令、議會阻止緊急狀態延長、公民社會監督政府濫權。這些並非虛設，而是制度仍在運作的證明。

我認為現實世界的權力運作有兩種模式，一是用法律行使權力意志，這是法律暴力，一是利用法律漏洞的濫權，前者是一些極權國家的做法，如中國、俄羅斯、後者如現在的美國，前者是傳統的極權運作模式，赤裸裸的，不需要甚麼現代的理論包裝，後者則是進入了現代的政治文明，美國是從現代的政治文明中誕生的，阿甘本的理論能解釋後者的國家如何剝奪個人權利，但我認為這並非常態，法律仍能發揮保護的作用，不能因為制度一時失效就完全抹煞它的價值。例外狀態若常態化，當然是災難，但例外狀態被阻止或撤回，亦是制度正當性的重要實踐，阿甘本好像忽略了後者。

阿甘本認為只要剝奪一個人的政治身分，他就會淪為赤裸生命。但實際上，極權者常是先將一個人「去人化」，以種族、血統、信仰或政治立場將他貶為動物、病原體、威脅者，進而剝奪其政治身分。人的政治權並非第一個被奪走的東西，而是最後一塊剝落的遮羞布。將這樣的現象反過來推論主權的本質，不但混淆了過程與本質，也容易忽略極權如何透過「非政治化」來實現更徹底的控制。真正的問題不是政治制度如何產生赤裸生命，而是極權如何製造非人狀態。

阿甘本給我們最寶貴的，是一面警世之鏡，但要走出黑暗，還需有燈。現代民主制度的確存在破口，而例外狀態的濫用正是其中之一。但制度不是無力，它只是需要修補，例如：設置高門檻的例外啟動條件、例外措施需具時效性與議會監督、保障最基本的不可中止權利、保持媒體與司法的獨立運作等等，這亦正是美國現況最值得關注的地方，我們不能只因制度有陰影，便否定其整體價值，正如我們不能只因手術可能失敗，就拒絕醫療本身。

政治從來不是純粹的理想空間，而是現實與規範的交織地帶。阿甘本的批判提醒我們：「例外」從不是遠在他國的極權實驗室，它可能就在我們自己的政府言語、法律條文與集體焦慮之中。但這不是讓我們否定制度、拋棄法治、懷疑一切的理由，而是催促我們更加警覺地在例外中捍衛常態、在制度的破口中重建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