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崩潰時代的備忘錄| 智障化的政治言論場：從反共到跪拜

引言：語言的病理與退化

在後崩潰時代，語言並沒有成為公共生活最後的庇護，反而率先失守。它不再指向真實，也不再承載對話，而是逐步轉化為姿態的展示與情緒的回音。語言的退化，使政治討論不再具備最低限度的理性基礎，留下的只是標籤與口號的循環。

“智障化”言論正是這種退化的徵候。它不是個別群體的異常，而是普遍的病理結構：因果鏈條被切斷，偶像投射取代了制度思考，複雜性被簡化為敵我二元。所謂“反共”與“挺共”，在這一語言場中不再構成真正的對立，而只是共享同一種空洞邏輯的不同版本。他們唯一的差異，在於跪拜對象的選擇。

這種語言生態並非自然生成，而是技術條件下的產物。演算法與平台的商業邏輯，傾向於放大極端與愚蠢，因為它們最能刺激流量。結果是：語言的低智化與技術的高效化彼此結合，愚蠢得以被結構性地複製與推廣。表面上是大眾聲音的勝利，實際上卻是語言功能的徹底崩塌。

由此構成一個封閉的循環：愚蠢被製造並被放大，公共空間進一步受損，更低質的言論再度浮現。社會就這樣陷入一種螺旋下落。這是一個並非由某個政權單方面主導的過程，而是整個技術環境與語言結構共同作用的結果。

本文將描繪這種結構的運行方式：語言如何在邏輯、偶像與二元對立中瓦解；技術如何打破“中立”的幻覺並主動推動墜落；民主與威權如何在不同場景中利用同一種語言病理。最終我們將看到，真正的威脅不再來自那些荒謬的言論本身，而在於技術為它們提供了不可撼動的背書。

邏輯的崩解、偶像的依附與二元的固化

智障化言論的第一個徵候是邏輯的崩解。公共語言原本應當保留最起碼的因果鏈條與事實檢驗，但在今天，這些已經徹底消失。疫情期間的討論就是一個典型的切片：同樣的數據，被不同立場徹底扭曲。支持者將其視作制度的優越證明，反對者則斷言那是體制陰謀的鐵證。事實不再具有獨立意義，而只是被加工為立場的燃料。邏輯失效之後，語言不再能夠維持真實，它僅僅成為情緒的聲腔。

與此同時，偶像的依附取代了對制度的探問。在“反共”的語境裡，川普被建構為一種救世符號，幾乎所有言論的合法性都寄託於他的存在；而在“挺共”的敘事裡，任何社會機制的運作都被人格化地歸因於領袖，哪怕只是最基礎的行政管理。政治不再指向制度結構，而是被壓縮為對個人意志的幻想。偶像化使政治退化為一場情感消費，取消了公共討論的制度層面。

最終，這些傾向匯聚為二元的固化。語言拒絕承認複雜性，將一切問題壓縮為敵我對立。不是“反共”，就是“挺共”；不是“愛國”，就是“賣國”。在這樣的語境裡，任何細緻的分析都會立刻被歸入敵對陣營。貿易戰期間，試圖從供應鏈角度冷靜評估風險的人，往往同時遭到兩方的攻擊。公共討論在此被徹底摧毀，取而代之的，是姿態的競技與立場的清算。

這三個徵候彼此交織，構成一個自足的語言結構。邏輯的崩解使語言失去承載真實的能力；偶像的依附將政治壓縮為個人崇拜的情感流通物；二元的固化則徹底抹除了複雜性與中間地帶。語言因此陷入一種閉合狀態，它不再對外界開放，而只是自我複製。這就是當下言論場的運作方式，也是智障化得以普遍化的結構條件。

技術的「中立」神話破滅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將技術理解為中立的工具。它似乎只是加速信息傳遞的渠道，並不決定信息的質量。然而在今日的語境中，這種信念已經破產。技術並未保持冷漠，而是成為推動言論退化的積極力量。它的運行邏輯，正是以流量為目標、以情緒為燃料。

平台的演算法被設計為最大化停留時間與點擊率，因此它們天然偏好極端、激烈、乃至愚蠢的聲音。這些內容能夠快速刺激情緒反應，引發轉發與爭吵，從而帶來更多流量。相反，那些冷靜、複雜、需要思考的分析，因缺乏即刻的刺激性，很快在演算法的篩選中被邊緣化。於是，語言場逐步傾斜：越是粗暴的言辭，越能獲得可見性；越是理性的聲音，越被埋沒在深處。

這種傾斜並不是附帶後果，而是內建於技術架構之中。對平台而言，低質內容的繁殖並不構成問題，因為它們能夠帶來流量與利潤。在這樣的環境裡，所謂“智障化”不再是個別現象，而是一種被制度化的必然。技術不僅容忍它，還不斷為它輸血。

更深一層的危險在於，這種技術機制為愚蠢提供了一種合法性。當愚蠢的聲音被不斷推送到公共空間的中心，人們開始將其視為一種“民意”的表達。表面上看，這像是庶民的勝利：任何人都可以發聲，任何立場都能被看見。但實際上，這是一場語言的墮落。技術將最粗鄙的東西推向舞台中央，並以可見性的形式為它們加冕。這種“合法性”，正是語言退化得以持續的原因。

因此，技術的中立神話不過是一種幻覺。現實中，技術已經不再是工具，而是成為一個主動的力量。它選擇了愚蠢，選擇了極端，選擇了情緒，並將這些作為公共討論的主要形式。這就是語言退化背後更深層的結構：技術不僅沒有阻止智障化，反而成為它最可靠的推手。

螺旋下落：技術如何推動社會墜落

當邏輯的崩解、偶像的依附與二元的固化，與技術的放大機制結合時，一個封閉的循環便被建立起來。語言不再是表述現實的工具，而是成為不斷自我複製的系統。這個系統的運作方式，是一種持續的螺旋下落。

在最表層的現象裡，我們看到的是低質言論的盛行。粗鄙的語彙、極端的指控、情緒化的發洩，迅速佔據了公共空間。它們不需要邏輯，也不需要證據，只需要能夠引起立即的反應。這種內容的繁殖，使公共語言呈現出一種異常喧鬧卻極度貧乏的景象。

更深一層的機制，則是技術如何賦予這些言論以可見性。演算法的推薦機制，將最極端的聲音不斷推送到使用者面前，塑造出一個被扭曲的現實。人們以為自己看到的是“多數人的聲音”，實際上只是一種被挑選、被放大的幻象。公共空間因此被污染，而這種污染又進一步刺激了更多相似的內容誕生。

結果是一個封閉的迴圈：愚蠢的言論被製造，技術將其放大，公共空間因此受損，而在受損的空間裡，只有更愚蠢的聲音能夠存活。理性與複雜性的討論逐步被排除，整個社會話語體系被拉向最低的水準。這不是偶發的退化，而是一種結構性的墜落。

這種螺旋下落的危險，在於它幾乎沒有內部的修正機制。傳統上，公共討論的墮落可以依靠制度或文化力量來調整，但在技術主導的語言場裡，這些力量失去了效用。演算法只服從流量，不服從理性；平台只追逐利潤，不追逐真實。於是，下墜的過程不會自動停下，只會不斷加速。

最終，社會並不僅僅是在經歷一場語言的退化，而是在經歷一場現實的重構。當人們每天接觸的公共語言都被污染，當社會的認知結構被這些言論主導，現實本身就會被語言改造。這才是螺旋下落的真正意義：語言不只是墮落，它還在拖拽整個社會一同墮落。

民主與威權的共同陷阱

智障化言論的盛行，並不僅僅出現在某一種制度之下。無論是自稱民主的社會，還是自居威權的政體，最終都在同一個語言結構裡運作。差異只在於它們選擇了不同的技術應用方式，但結果殊途同歸：技術被動員起來，成為愚蠢與極端的放大器。

在民主制度之下，技術的陷阱表現為民粹的擴散。選舉政治依賴於動員，而當技術介入，動員的方式便發生了質變。演算法推送、數據分析與精準投放，讓政治競爭逐步從理念之爭轉化為情緒的操縱。選民不再因為政策框架而被說服，而是因為憤怒、恐懼或虛幻的期待而被驅動。川普時期的美國提供了最鮮明的例證：社交媒體成為謠言、陰謀論與極端言辭的孵化器，並以演算法的方式滲透到日常生活中。民主在這裡失去了它原本的理性基礎，只剩下不斷被放大的裂痕。

在威權制度下，技術的作用則是另一種形式。這裡不存在選舉動員的需求，但存在對社會的全面監控與預先控制。大數據監測、社會信用體系、人臉識別與內容審查，使語言在被說出口之前，就已經被歸類、被標記、被消除。言論退化在這裡並不僅僅是愚蠢的繁殖，而是理性的消亡。人們被迫在有限的語言框架內自我表達，任何偏離都可能遭到懲罰。這樣的語言場更像是一個封閉的實驗室，在其中生存的，不是多元聲音，而是經過篩選後可供展示的標本。

兩者看似對立，實則同構。民主依靠技術放大分裂，威權依靠技術壓制異議，但最終結果是一樣的：技術為愚蠢與極端提供結構性的支持。對民主而言，它帶來的是無休止的情緒動員與群體對抗；對威權而言，它帶來的是徹底的沉默與自我審查。前者看似喧囂，後者看似安靜，但它們都共享同一個核心——語言已經失去了作為公共討論工具的功能。

這就是“庶民的勝利與文明退步”的另一個層面。在民主體制裡，庶民的聲音透過技術被放大，但放大的不是理性，而是最粗糙的情緒；在威權體制裡，庶民的聲音被技術消音，留下的只是一致化的表演。兩種模式共同構成了後崩潰時代的語言景觀。這不是制度的勝敗問題，而是技術如何徹底改造語言，使其走向退化的問題。

三個斷面

理解語言退化的方式，不是靠理論推演，而是觀察它在不同場景中的呈現。以下三個斷面，來自不同的語境，卻指向同一種結構。

在川普成為政治符號的那幾年，所謂“反共”語言迅速找到了依附的偶像。川普被建構為一種救世形象，反共的合法性不再來自制度批判，而是寄託在對個人的跪拜之上。社交平台的演算法推送，使得極端化的言辭更容易被看見，從而加速了這種偶像化的過程。於是，“反共”失去了自身的內涵，只剩下偶像的鏡像。

疫情時期的民族主義，則展示了另一種退化。公共衛生原本需要專業知識與跨國合作，但在短視頻與熱搜的編排下，它被改造成情緒化的敘事。秩序與混亂被對比剪輯，陰謀論被不斷推送，民族情緒因此被動員起來。這並不是自然爆發的愛國熱情，而是一種被技術加工後的集體幻象。

在海外華人的社群中，這種結構表現為分裂與對抗。平台演算法不斷推送符合既有立場的內容，使群體困在信息茧房裡。反共群體越來越激進，挺共群體越來越排他，彼此都在吸收對方最極端的樣本，卻失去了真正交流的可能。社群因此被切割，而這種切割本身就是技術機制的產物。

這三個斷面，表面上互不相干，實際上揭示了同一邏輯：語言被情緒吞沒，技術將愚蠢加冕，公共空間在可見性與演算法的合謀下逐步崩壞。這不是孤立的現象，而是後崩潰時代語言場的日常運作方式。

語言的遺骸

當語言的退化被制度化，當愚蠢被技術不斷複製，整個社會付出的代價便不僅僅是話語品質的下降，而是公共空間的死亡。

首先消失的是討論。討論意味著對事實的爭論、對制度的探問、對未來的設計，而這些在智障化語言場裡已經不復存在。邏輯被掏空，偶像取而代之，二元對立阻斷了所有細緻的思考。人們不再嘗試說服彼此，只是透過姿態確認立場。公共討論作為一種社會機制，已經被徹底摧毀。

隨之而來的是想像力的枯竭。語言不再能夠開啟未來的可能性，它被困在當下的符號遊戲裡。民主、自由、愛國等詞彙，本應承載複雜的歷史與價值，如今卻只剩下空洞的口號。人們在符號之間彼此攻擊，卻無法藉此建立任何新的秩序。語言退化的社會，實際上是想像力徹底枯竭的社會。

最深的代價，是技術如何將這一切封印。愚蠢的聲音之所以能佔據中心位置，不是因為它們有多普遍，而是因為技術不斷為其背書。演算法選擇了它們，平台推送了它們，數據證明了它們的“受歡迎”。於是，一種虛假的合法性被建立起來：荒謬看似成為常態，愚蠢看似成為多數，語言的死亡被偽裝成民意的勝利。

這樣的社會最終將陷入自我窒息。當所有聲音都圍繞愚蠢與極端而運轉，當所有制度都依賴技術來放大這些聲音，社會便失去了調整的能力。無論是民主還是威權，結果都一樣：公共語言死去，僅留下語言的遺骸。

後崩潰時代的危險，不僅在於制度的失靈，更在於語言的消亡。因為當語言失效時，社會不再有自我修復的工具，只能任由墮落的力量將一切拖向深淵。真正的威脅，從來不是愚蠢本身，而是為愚蠢提供結構性背書的技術，以及這些技術在全球範圍內的普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