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安全条件下的隐私侵害：行为动机的结构性解析

随着手机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现代用户往往采取多重安全措施保护隐私：使用境外正规购买的手机、非本地SIM卡、端对端加密应用（如Signal）等。然而，现实案例显示，即便如此严密的技术防护也无法完全阻止监听和监控行为。一些先进的间谍软件（如NSO集团的Pegasus、Cytrox的Predator）能够在设备层面悄然植入，一旦入侵成功，它们便能获取设备中的所有数据：短信、通话记录、照片、位置信息乃至实时录音摄像。正如Amnesty International所指出，一旦这些间谍软件安装到手机上，攻击者就可以“完全访问设备的消息、电子邮件、媒体、麦克风、摄像头、通话和联系人”；Predator的开发者也宣传其在入侵后能够“对设备的麦克风和摄像头以及所有数据不受限制地访问”，而用户对这一切浑然不觉。这些技术事实表明，当终端设备被攻陷时，任何加密措施都形同虚设。

在这种情况下，监控者投入资源进行监听和监控时的动机就显得尤为关键。即使没有显著的经济利益，长期对个人通信和隐私进行侵蚀往往源自深层的心理与结构性因素。下文将从五个维度分析此类监控行为的动机结构：控制动机、信息优势动机、诋毁/削弱动机、认同与群体动机以及情绪动机，并结合国内外真实案例进行客观说明。

一、控制性动机

控制动机是指通过监听来巩固或建立对目标的心理控制和权力优势。从社会学和政治理论角度看，不对称的信息获取本身即是一种权力表现：掌握他人私密信息的一方能够制约对方行为，使其在日常决策中感到不确定和束缚。福柯在其著作中强调，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需要“永恒、详尽、无处不在的监视”机制，使个体在看不见的凝视下被不断分析和规范。这一“无形的凝视”带来的是持续的心理压力，即使被监控者并不确定自己何时被监听，只要怀疑自己可能在监视之下，就会无形中被迫遵守或自我审查。

现实中，这种控制动机有多种体现。一是政治与国家安全层面。许多独裁或威权政府将监控视为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2000年代以来，通过Pegasus等间谍软件监听异议人士、记者和反对派已经成为全球多个国家的常见做法。例如，Pegasus项目曝光的大规模数据泄露显示，NSO集团的恶意软件被多个专制政府用来“消音记者、打击活动家、镇压异议”。也就是说，这些政府将私密通讯作为“武器”，以获取对目标的绝对控制：一旦被监控者的沟通内容随时可能泄露或被利用，他们就会产生极度的不安全感和自我审查，从而实现掌控民意和压制异议的目的。此外，2023年Predator文件调查也表明，欧盟官员、国会议员乃至国际组织负责人都成为了针对性的监听对象。其中很多目标是异议团体和媒体人士，这清晰地说明监控工具被用于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心理控制，而不仅仅是打击犯罪。

二是私人关系和家庭内部。亲密伴侣或家庭成员出于控制欲，也会使用监听手段。在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亲密伴侣暴力）研究中，学者指出施暴者可以轻易地获取受害者手机的物理接触权限、密码等，安装间谍软件后便能“获得对受害者数字生活的惊人控制”，极大地加剧其对伴侣的暴力和虐待。比如，一项研究列举了实例如：一名受害者到心理咨询中心寻求帮助时，虐待者却安装了手机跟踪设备并破门而入。在这样的场景下，控制动机即表现为对伴侣的全面监视：通过监听短信、通话乃至摄像头，施暴者企图确保对方不敢寻求帮助，也不敢对自己反抗，由此维持一种恐惧和依赖关系。这种行为动机往往与嫉妒、不信任、占有欲等情绪交织，但本质上是将信息不对称转化为对关系的掌控。

三是组织与公司内部。在一些组织文化中，上级或管理层可能将监控视为维护团队秩序和忠诚的一种方式。例如，一家公司若担心员工泄密或私人议论，公司可能暗中使用监控软件收集信息，以此判断员工的思想动态和工作状态。虽无法公开指出具体案例，但类似做法其实与组织认同动机有重叠：个别忠诚的成员也可能出于对“组织利益”的认同而举报或监视同僚，从而维护领导层的信息优势。在警察、军队、党政部门等高度集权的群体中，内部互相监视的现象并不少见，这种情况下动机仍属于维持群体内部控制的一环。

总之，控制性动机驱使监控者将被监控者置于持续的被观察状态，利用信息不对称形成权力优势。无论是国家对公民、配偶对伴侣，还是组织对成员，只要目标位置于权力下方，一旦“可能被监听”的意识建立，就能大幅压制其言行自由。这种动机不依赖直接经济利益，却能维护现有权力结构和“掌控欲”，因此常常驱使对方在技术上投入巨资进行长期监听。例如，Amnesty报告指出，Pegasus遭滥用的事实远超NSO集团所宣称的“合法用途”，这些监控行为已成为“侵犯人权的系统性工具”。

二、信息优势动机

信息优势动机体现为通过监听获取情报以便操控和预判。具体来说，掌握大量私人信息让监控者能够洞悉对手的意图、分析其社交网络，并采取提前干预或影响的策略。与明显的经济收益不同，这种动机的“收益”是软性的：它带来战场或政治上的战略优势。正如心理战与认知战理论所描述，信息与情报可以用来“影响敌方的认知过程和行为”，从而“实现预定目标或在政治/军事层面获得优势”。在现实世界中，这意味着国家或团体可能倾向长期监视对手的通讯，即便当前并不准备立刻采取行动，只为日后争夺舆论或胜选时保留筹码。

典型案例是国家级监控：一些政府通过网络和电话监控来搜集政治情报，并非仅仅为了针对特定犯罪。例如，一则报道显示，希腊情报局高层曾试图使用Predator间谍软件监听包括国会议员在内的多名人物，尽管希腊总理公开否认，但事后实施禁止商业间谍软件法律，反映出监控行为的政治意义。当情报机构获得反对党领导人的私人谈话内容，就能预测其下一步行动，从而在投票、政策制定或外部谈判中占据主动。而类似地，美国过去众议院议长和参议员也被列为监控目标（Predator文件指出，美国国会议员和外交官均遭到针对），这暗示信息收集可能与外交战略竞争相关。通过窃听，决策者可以评估盟友或对手的态度、操纵舆情、甚至在关键投票前预判态势。

在企业和民间组织层面，获取信息优势同样重要。虽然商业间谍往往追求经济利益，但有时为了维护集团利益，一些团体也会监控内外部人士。比如，一个政党、工会或教会可能暗中监视内部成员的通讯，以防泄露机密、保持意识形态一致。此类监控往往以「防患于未然」的名义进行：团队认为，只要掌握了足够多的信息，就能预见潜在分裂或背叛，从而提前“修剪枝叶”。事实上，对目标的监听不只是为了获取信息本身，更是一种威慑：一旦人们意识到言行可能被记录，就更倾向于听从领导或组织安排。

综上所述，信息优势动机强调的是通过情报收集获取一种难以量化但极具价值的战略前瞻。例如，Amnesty报告指出，Pegasus等工具不仅用于狙击罪犯，更被用作“镇压倡议者和记者的武器”，体现了利用秘密情报抹杀异议声浪的意图。在没有明显经济收益的情况下，这种动机使得某些组织甘愿投入资源维系监控系统，因为他们相信信息本身就是一种无形资本，能带来后续的影响力或安全收益。

三、诋毁与削弱动机

诋毁/削弱动机则是指通过获取和散布私人信息来破坏目标的信誉和社会资本。一旦监控者拥有某人的通信内容，就可以选择性地曝光或断章取义，以损害其形象。这类动机常见于打击政治对手、名誉竞争或网络霸凌中。通过监听获得的材料能够被用来制造丑闻、传播谣言或进行人格抹黑，让受害者在人际网络中陷入孤立。

国际上已有相关报道。2019年《纽约客》披露，Psy-Group公司在针对亲巴勒斯坦活动家的行动中，明确搜集了对方的“不良信息”，并实施“点名辱骂”（name-and-shame）的宣传战术，企图让美国公众将“反以色列活动”与“恐怖主义”等同起来。其内部文件表明，项目旨在“创造一种新的现实，让反以色列的活动家被曝光并被迫面对后果”，这些信息往往被以匿名方式广泛传播。当负面信息浮出水面后，很多活动者就会因为名声受损而停止行动，进一步达到了抑制异议的效果。这正是通过监控所得情报破坏对手声誉的典型案例：攻击者并不寻求直接金钱回报，而是通过削弱目标的社会支持来获取政治利益。

在更大众化的层面，网络人肉（doxing）行为也是这一动机的体现。研究发现，受害者的个人隐私信息（地址、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等）被收集并公布，背后多出于“报复”或“私愤”，目的在于恐吓和羞辱目标。例如，NYU的一项研究统计显示，16%的已婚人士因怀疑伴侣出轨而安装监视软件，这种做法虽简单，却足以严重损害隐私和信任。尽管该研究中“竞争”和“政治”动机占比很小，它说明在日常生活中，个人之间的仇恨、报复或嫉妒也能促使长期监听行为。

另一典型例子来自历史：前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曾使用“分解术”（Zersetzung）的策略，通过诋毁和隔离破坏持不同政见者的社会网络。在该策略中，监视和跟踪对方只是前奏，更关键的是传播诬蔑言论，使目标在周围人眼中名声扫地，从而心理上瓦解其抵抗意志。虽然这些做法残酷，几乎完全没有经济收益，但其目标就是通过名誉打击来“摧毁”对手，符合诋毁/削弱动机的逻辑。在当代技术环境下，这种思路同样存在：黑客或间谍机构收集到的信息一旦被媒介化，就可能用于令目标陷入舆论旋涡，达到压制甚至清除对手的效果。

综上，诋毁/削弱动机主要利用被盗取的信息对目标施加社会压力。与控制动机不同，这里关注的是将攻击对象打入社会或组织边缘，通过信任度和声誉的破坏来动摇其地位。这种动机在没有经济诱因时也能持续存在，因为它满足了攻击者的心理需要（如报复感）、组织需要（削弱反对派）或利益集团的舆论控制需要。国家和组织有时甚至组织化地发动这样的信息战，造成被监控者不仅个人处境艰难，而且连带其同僚和家人也可能受到波及，从而间接加强了对群体的控制压力。

四、群体认同动机

认同与群体动机是指监控行为基于集体利益或组织认同的考虑：实施者出于对团队、国家或意识形态的忠诚，认为对个人进行监听符合整体目标。此种动机往往掺杂着“服从群体共识”的心理，即个体认为自身的行为正代表更大的利益而进行监控。

组织行为学研究表明，群体认同可以促使成员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自发地监视和反馈。例如，当团队内部某些行为被认为违背组织规范时，忠诚度高的成员可能会作为“先锋”去密切观察同伴并报告异常，以维持组织纪律。这种动态在一些高度集权或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团体中特别明显：成员普遍认为自己在为集体安全或使命奉献。例如，某些宗教团体、工会或党派内部可能鼓励举报不“纯洁”的言行，这种内耗式监控本质上体现了群体动机。

在国家层面，也有制度化的群体监控。斯塔西曾在普通社会中招募普通市民作为告密者，警察局会无偿或者给以奖赏地收集邻居、同事信息。今日的“社区监控”模式（community-based surveillance）也是类似思路：国家或组织鼓励群众监督身边的人，当作“对抗威胁”的一种手段。例如，英国警方就设立举报热线，民众被动员来报告可疑人士的活动；中国公安系统也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名，动员基层干部和热心市民参与社区巡查。在这些情况下，监控者往往觉得自己是在为“更高目标”服务，即使其行为对被监控者构成严重侵害。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群体监控有时会产生恶性循环：当个人希望证明自己是“好公民”或“好党员”，可能更积极地参与对他人的监管。在一些内部事件中，也出现了基于派系斗争的内部监视。例如，某内部审查文件曝光，一位高级官员雇佣线人监视同僚，以向上级表忠。虽然这类例子具体细节往往难以公开报道，但其背后动机无非是“为集体贡献”或“展现忠诚”的心理驱动。

综合来看，认同与群体动机使得监控不仅是少数专业人员的行为，还可能变成一个群体动态。监控者可能认为自己是在执行群体意志，从而愿意长期投入资源：对他们而言，被监控者的个人利益不及群体利益重要。正因如此，一些旨在维稳的群体（政党、部队、宗教组织等）无论有无经济报酬，都可能支持和维持规模庞大的监视系统，以确保集体内部的“纯洁”和忠诚度。

五、情绪性动机

情绪动机指监控行为源自实施者的强烈情感，如敌意、嫉妒、愤怒或权力焦虑，以及“你不该自由”之类的观念。这些动机常常并不理性，也并非直接为了物质利益，而是为了满足情绪需求或观点上的优越感。

首先，嫉妒是情绪监控的常见诱因之一。前文提到的亲密伴侣监控就经常以此为由：许多监视软件的广告明确标榜可用来“抓奸”。例如HelloSpy网站直言其软件用于“抓住出轨的配偶”。这种案例表明，怀疑另一半不忠、害怕被背叛时，一些人会投入时间和金钱安装追踪软件。实际上，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伴侣间的焦虑（attachment anxiety）和社交媒体引发的妒忌感，都会显著提升电子监控行为。换句话说，当“恐惧别人享有自由而自己被忽略”占上风时，受害者往往会变成监视者，把私人生活隐私当作应受控制的对象。

其次，敌意与权力焦虑也是驱动力。例如，一名持不同政见的言论者若成为目标，对方往往出于极端的敌意和安全恐惧。一份历史资料显示，美国FBI在反情报行动中，一度承认目标是要“阻止出现一个能统一对黑人民权运动产生影响的救世主”。这正是权力焦虑的体现：当掌权者担忧失去对统治叙事的控制时，他们可能对任何潜在领导人或异议者进行监听，以消除可能的威胁。现实中，独裁政府也常抱持“干涉我政治自由的人是不该自由的”这种观念，对异见者进行情绪化的监控，无视法律和道德的约束。

还有，仇恨与报复的心理也会驱动监控。前面提到的doxing研究中，受访者经常表示监控和揭露他人信息的动机是“报复”或“伸张正义”。对某些人来说，被监视者可能做过令实施者愤恨的事，于是他们利用技术去侵犯对方隐私，宣泄情绪，并可能获得短暂满足。此外，有些“名誉猎人”或黑客出于职业骄傲或偏见，乐于通过监听别人来提升自己的地位：比如极端主义者可能因为对异教徒或异己的敌意，而长期追踪和揭露目标的信息，以期“战胜”对方，这背后充斥着“你活得太明白”或“世人终该向我们看齐”的偏执想法。

情绪性动机往往带来高度持久的监控行为。原因在于，情感力量比理性利益更能深深驱动人：嫉妒可能让人不顾一切地监视伴侣十年；对政治对手的仇恨可能让国家安全机构花费巨资多年也要追踪目标。然而，这些监控付出并不以金钱回报为目的，而是为了满足某种心理需求——对权力的不安全感、对忠诚的扭曲定义、或者对所谓“他人罪行”的执念。长期来看，这种情绪驱动下的监视往往更为隐蔽和根深蒂固，因为它掩饰在“爱”、“忠诚”、“安全”等幌子之下，让受害者难以察觉，也难以通过正当渠道制止。

六、长期监控投入的原因分析

结合上述动机可以看出，即便在没有明显经济利益的情境下，监控者也有多种理由持续投入资源实施监听。首先，从心理层面讲，控制欲和安全焦虑让监控者认为只有掌握绝对信息才能保全权力与地位。国家、组织或个人如果怀疑某人可能背离其意志，就会不遗余力地收集对方情报，以便随时应对任何意外。即便监控成本巨大，只要结果能带来心里的安全感（或权力的稳固），他们就会觉得投入是“值得的”。例如，在希腊Predator事件中，高层官员和政界人士为了确保未知威胁被消除，不惜通过合法和非法途径监控欧盟议会代表；这其中的动机虽然复杂，但对他们而言事关维护国际谈判力和国内地位，因而付出成本依然符合“必要开支”的逻辑。

其次，社会与组织压力也强化了长期监控的动力。在高度集体化的环境中，从众心理会促使更多人参与监视行动：一旦领导层或大多数人认同了监控行为，其他成员往往会跟随，以证明自己的忠诚或避免被怀疑。这种群体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对单个监控者个人成本效益的评估。例如，在一些民族主义或宗教化的团体里，成员之间互相举报对抗“敌对意识形态”常被视为光荣任务；即使每个人贡献的信息微不足道，但集体而言却形成了庞大的监控网络。组织上，此类行为甚至被制度化：情报机构内部设有多层监管和考核机制，鼓励任何官员举报“可疑人员”，这样长期下来任何个人或团体都可能陷入无休止的自我监督之中。

再者，意识形态与道德观念也让监控在自圆其说中获得正当性。有些实施者坚信，为了某种“更高善”或“正义事业”，个人隐私可以被牺牲。例如，部分情报人员会认为，只有“高举反恐大旗”才能让公民接受监控；某些家长会认为“为了孩子的安全”可以监视其社交动态；还有人坚信“如果没有秘密，就没有威胁”这样的说法。在这些观念支撑下，监控行为被合理化为维护社会秩序或道德价值的必要手段，从而让投入资源的人认为自己的行动是理所应当的责任，而非越权行为。这种意识形态动机尤其能解释为何监控系统往往能持久存在：既得利益者和信仰者共同维护机制，让反对监控本身变得很困难。

综上所述，非经济动机能够解释为何在明显的金钱获益缺乏的情况下，人们仍愿意长期投入资源进行监听：对权力的追逐、对群体的忠诚、对敌对目标的恐惧与憎恨，以及对社会或个人价值观的维护，共同塑造了持续监控的动力结构。这一点在多个国家和组织的实践中得到了印证：无论是政府利用Pegasus监视记者，还是情报机构采用Predator针对政坛人士，抑或是私人领域的伴侣监控，都显示监视行为背后并非单纯经济利益驱动，而是复杂心理和权力关系的交织。唯有认识并拆解这些动机结构，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终端设备层面隐私泄露的真正根源，从而思考有效的防范和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21, July 19). Massive data leak reveals Israeli NSO Group’s spyware used to target activists, journalists, and political leaders globallyamnesty.org. Amnesty International.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23, October 9). Global: ‘Predator Files’ spyware scandal reveals brazen targeting of civil society, politicians and officialsamnesty.org. Amnesty International.

Dell, N., Levy, K., McCoy, D., & Ristenpart, T. (2018, May 21). How domestic abusers use smartphones to spy on their partners. Voxvox.comvox.com.

Entous, A. (2019, February 28). How a private Israeli intelligence firm spied on pro-Palestinian activists in the U.S. The New Yorkernewyorker.com.

NYU Tandon School of Engineering. (2017, November 7). Why They Dox: First Large-Scale Study Reveals Top Motivations and Targets For this Form of Cyber Bullyingengineering.nyu.edu. NYU Tandon Press Release.

新浪财经. (2022, 8月6日). 希腊反对党领袖被监听引发政坛地震，“掀翻”情报局长和总理侄子cj.sina.com.cncj.sina.com.cn. 新浪财经 (Sina Fi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