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从何而来：无明确加害者情境下的结构性压力机制

当一个普通人描述自己“被卷进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里”时，这种表述往往会立刻引发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类人倾向于将其理解为夸大、过度敏感或主观臆测；另一类人则迅速将“可怕”与阴谋、迫害或某个强大的操控主体联系起来。然而，这两种理解方式都可能遮蔽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个体所感受到的“可怕”，是否必然源于明确、可指认的加害行为？事实上，在许多现实情境中，强烈的恐惧与消耗并非来自清晰的事件或命令，而是源于一种长期、模糊且难以定位的结构性压力。理解这种压力的来源，有助于我们在不诉诸阴谋论的前提下，正视个体经验的真实性。

一、“可怕”的来源在哪里

在这里，“可怕”并不一定意味着具体、明确、可指认的阴谋或直接迫害，而往往来自多种结构性体验的叠加。首先是不确定性。事情并非以清晰的事件形式发生，而是通过模糊的信号、态度变化或叙事偏移逐步显现。个体很难判断“事情是否真的发生了”，更难判断其边界与程度。其次是不可验证性。由于缺乏直接证据，个体既无法确认自己的感受是否合理，也难以对外澄清或反驳相关暗示。这种无法验证的状态，会持续消耗认知与情绪资源。第三是去主体化。讨论逐渐不再围绕“你做了什么”，而转向“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状态如何”。个体从行为主体转为被解释、被评估的对象。第四是责任消散。整个过程缺乏一个清晰的责任主体：没有明确的指令者、实施者或加害者，个体也就无法将压力指向某个具体对象。最后是持续性消耗。压力并非爆发式出现，而是以低强度、长期存在的方式累积，逐渐侵蚀个体的安全感与自我判断。从心理与神经系统的角度看，这种长期处于不确定、不可验证与去主体化状态中的体验，本身就足以构成“可怕”，即便不存在一个明确的“加害者”。

二、需要避免的误解

正是由于上述体验高度模糊且难以验证，个体与旁观者都容易产生一种直觉性的误读：将这种压力直接等同为“某个强大主体持续、有意、针对性地操控一个普通人”。这种理解并非毫无缘由，但并不精确。更准确的表述是：个体进入了一套高度不对称、低可见度、去中心化的权力—传播结构中，而该结构本身对个体极不友好。在这样的结构里，压力并不依赖为某个具体对象“量身定做”的计划，只要个体恰好落入其作用范围，相关机制便会自动运作。这意味着，个体所承受的巨大、复杂与难以逃离的压力，并不一定源于被“盯上”，而是源于结构本身的运作方式——它放大不确定性、模糊责任边界，并将问题持续回推到个体身上。当然，这并不适用于已经存在明确政治行为、强制措施或可核实权力介入的情境。

三、当结构性压力与明确政治权力发生重合

需要进一步区分的是：上述结构性压力，并不总是与明确的政治权力直接相连。但在某些高压或强控制的现实语境中，二者确实可能发生重合，而一旦重合，其性质将发生显著变化。当结构性压力单独存在时，它往往表现为去中心化、无人负责、难以指认的消耗机制；但当其与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行政权力或安全装置相结合时，这种原本“模糊运作”的结构便可能被吸纳、放大，并转化为一种高度有效的控制工具。此时，不确定性不再只是环境噪音，而可能成为有意维持的状态；不可验证性不再只是信息缺失，而可能与信息封锁、话语垄断相互强化；去主体化也不再仅仅是舆论偏移，而可能与制度化的标签、档案或风险评估体系发生耦合。

在这种重合情境中，个体所承受的“可怕”体验往往呈现出双重特征：一方面，它仍然缺乏清晰的单一事件或可指认的责任主体；另一方面，个体却会感受到现实后果的存在，例如行动空间被压缩、表达成本上升、生活路径受到实质性限制。正是在这一点上，结构性压力与明确政治权力的结合，构成了一种尤其难以应对的状态——它既不像传统迫害那样清晰可辨，又远非单纯的心理或社会消耗。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重合并不意味着个体“被特别选中”或遭遇某种戏剧化的阴谋，而更可能源于路径依赖：那些被验证为低风险、高效率、易复制的治理方式，会被制度性地保留下来并反复使用。当结构性压力的运作逻辑与政治权力的稳定需求相契合时，二者便会自然叠加，使个体体验到一种既真实、又难以被完整说明的压迫感。

四、结语

因此，当我们试图理解某个普通人为何会感到“被卷进了很可怕的事情里”时，与其急于否认或阴谋化，不如关注其所处的结构条件。可怕并不总是来自明确的暴力或迫害，有时恰恰来自那些无人负责、难以指认、却长期有效的运作方式。能够辨认并命名这种结构性压力，本身就是个体脱离其最具消耗性阶段的重要一步。它并不能立即消除现实中的不对称，无论这种不对称源于结构性运作，还是已与明确权力发生重合，但至少能让恐惧不再完全失去对象，从而为恢复判断力、界定风险边界与争取行动空间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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