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商鞅文化1.3：辱民篇—— 孔子崇贵民，商鞅辱狂民

一、辱民的真义

“辱民”并非君国是否要羞辱，而是羞辱谁，用什么方式羞辱。

• 如果羞辱的是最底层的小民，那就是尊强欺弱。

• 如果羞辱的是仗势豪强、纨绔子弟，那就是抑强扶弱。

孔子与商鞅的选择，恰好相反。

二、孔子：崇狂士，碾贱民

孔子推崇的，是那些桀骜的“狂士”。

• 孔子说“狂者进取”，于是“狂”反而成了值得称道的品格；

• 而真正的恶人便借此获得了“贤士”的名分；

• 在儒家话语中，越是敢于恃强逞狂的人，越容易被抬举成“君子”。

而对最卑弱的编户小民，孔子却只有轻蔑：

• 《论语》反复使用“小人”一词，贬抑普通民众。

• “小人怀惠”“小人难养”——这些话无一不是对底层的羞辱。

结果：狂者受尊，贱者被碾。社会秩序因此变成强者豪横、弱者低头。

三、商鞅：辱狂民，助贱民

商鞅的改革，把“辱民”翻转过来。

1.     禁止富人养奴仆

• 纨绔子弟的横行仰赖于“恶奴”。

• 商鞅一纸律令，彻底切断了这条链条。

2.     军功才能养奴

• 只有立功之人，才可养奴。

• 父亲的功劳不能继承，儿子必须亲自杀敌。

• 想要尊贵，就得披甲上阵。

3.     辱贵以立法

• 出身高贵却无功者，无法炫耀；

• 贫而有功者，反而能获爵有奴得地。

• 纨绔被辱，贵族蒙羞，贱民因守法立功反得尊严。

结果：狂者被辱，贱者被助；纨绔被压，编户得安。

四、战国四君子：被儒歌颂的君国毒瘤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儒家推崇的“战国四君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

• 他们动辄养门客数千，上至士人，下至亡命之徒。

• 门客帮他们出谋划策、打家劫舍，甚至能与国政抗衡。

• 这些豪族子弟，本质上是地方割据的核心，是君国的毒瘤。

如果依商鞅的立法：

• 富人不得养奴仆，不得养食客，这些“君子”的权力根基就被连根拔除。

• 想要地位，就必须靠自己立军功，而不是靠“养客称雄”。

但在儒家笔下，他们却成了“礼贤下士、广纳人才”的楷模。在儒眼中是美德，在国法眼中是毒瘤。

许多人赞美“四公子”，甚至认为他们为君国做出了很大贡献。殊不知，这也恰恰是他们失败的根源——个人才华只有与君国融为一体时，才是真正的“正能量”，才会有大用。相反，个人势力越强，与君国越难以融合时——恰恰是既不利国，也不利己的行为。

“四君子”最终除平原君以外，几乎都不得善终，便是明证——儒赞美你，实是要害你！

五、对比结论

• 孔子：崇狂士，碾贱民 → 尊强欺弱。

• 商鞅：辱狂民，助贱民 → 抑强扶弱。

一句话总结：

儒家赞美的“狂士”“四君子”，正是君国的毒瘤；商鞅辱贵以立法，才是文明的秩序。

六、薛蟠现象：恶霸何以横行

《红楼梦》中的薛蟠，出身高贵，依孔子“君子”之论，本就是上等人。薛蟠带着恶奴敢打敢杀，更像是儒家赞赏的“狂士”。在所谓“德治”的社会里，这类人反而被当作“君子楷模”。

依孔子的道德，薛蟠乃君子楷模；依商鞅的法制，薛蟠却是必须被辱的纨绔！

于是我们看到：以德治国，结果不是善者受尊，而是恶霸横行。 官府无力约束，因为礼制本身就在为他们开脱。薛蟠不是个例，而是华夏历代纨绔子弟的共相。

七、结语

辱民，不在于羞辱与否，而在于羞辱谁。

• 孔子羞辱贱民，崇拜豪强，把毒瘤当楷模。

• 商鞅羞辱纨绔，扶助编户，让贱民第一次拥有尊严。

辱贵以立法，助贱以安国。这才是文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