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史概述及如何看待文革屠杀（写于2015～2019年）

按：本文是我今年初私下推荐给左青的一个现实与历史资料集内的一个名为“文革与毛时代的抗争”的子集（该文件夹界面的截图如下）的导读，原作于2015年11月、2019年4月（详见以下说明），文档的原题就叫做“文革史概述及如何看待文革屠杀”。这个文件从未大范围公开过，只是私下发给几个网友时随资料集附带过去。我目前觉得这篇属于我写过的文章里最有价值的一类，因为它非常简洁（此文3300多字）、扼要地概述了文革历史，还明确表达了一个革马派人士的立场、说出了我自己一些主要看法。删节了一句不符合事实的话；文中粗体标记是我今天上传时加上的；其它无改动。
另外我在近二十年前写过一个关于毛时代、文革历史的很长的带有我大量更具体细致看法的读书笔记，另有一番风味，我争取过段时间重新整理版面后上传于Matters。
（2025年6月1日零点半上传）

简要说明：本文原题“对文革的七条简要说明”，是对一个名为《文歌部分史料选集》的压缩包资料合集（该合集的全称是“有关文革时期官方镇压工人和群众反抗的部分材料”）的说明。原作于2015年11月21日，2019年4月10日补充了第7点。

最近整理旧资料，发现这篇仅3300多字的文章正好可以作为我对文革历史的高度简括概述，而且并不是任何照本宣科，而是含有我的独立思考和立场鲜明的评判，提示了读者注意看待文革时最重要的几个关键点。故，今改本文题名，抽出来单独成文。
（Infj幻琴，整理、说明于2025年1月7日。2025年6月1日凌晨删节了一句不符合事实的话）

1、

文革中的所谓“派性斗争”大多数并不是简单的“群众斗群众”，而是有这么几种情况占主流地位：其一，得到官僚特权统治集团支持的保守派（保皇派）仗势打压造反派。一般来说，保守派的主力是各级官僚干部，以及较大部分的国企正式工，部分学生（干部子弟较多）；造反派的主力是一般工人（临时工学徒工合同工居多）、农民、部分学生。保守派与造反派各自的群众基础呈现一定的阶级分野。

其二是我个人认为，造反派的内部斗争，虽有“唯我独革”的成分，也有地盘山头之争，但应该更多都是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组面前“争宠”/“争正统”，并且地方上的造反派斗争多少会与中央上层斗争有所关联。中央文革小组（官僚集团内部的头号革新势力）每到一处都是拉一派、打一派，很大程度影响着造反派的内外斗争。

2、

很多地方的情况说，对于大规模武斗及导致大规模死伤的现象，得到官方包括军队支持的保守派要负80%甚至90%以上责任。在文革后期（1968年春夏）很多地区逐渐已不是“两派武斗”，而变为完全是“官方支持的保守派对造反派的大屠杀”。

3、

最大规模的屠杀就发生在1968年春夏，西南地区都是重灾区，广西可能是全国最惨烈的，不仅被打死数量可能是最多的（民间估计40-60万人），而且出现了分食人肉、挖心挖肝分而食之、割食生殖器、各种变态酷刑（包括虐尸）。惨烈程度不亚于日军对中国人的大屠杀。

为什么会如此残酷和惨烈的大屠杀？我的个人思考是，来自偏远落后地区农民（虐杀重灾区在县城干部阶层）的人性野蛮和那个年代特有的一些愚昧迷信（例如所谓“食肝可壮胆”）是有一定原因的，但更主要的根源在于官僚特权集团对于越来越具有革命倾向的造反派群众运动的歇斯底里的恐惧和仇恨（这种仇恨在本质上非常类似于有产阶级统治阶级对胆敢造反者的“阶级仇恨”），使他们从上到下发挥了一切非理性的狂热和暴力来绞杀造反派群众。可以说官僚特权集团竭尽了自身的全部“创意”和“激情”对造反派群众展开了最疯狂的报复和总清算。

4、极简的文革史概述。

简单来说，文革群众运动发端于1966年夏天，从校园开始，几个月后部分工人开始有行动，从1966年秋天开始，部分大城市的工人开始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966年底，上海工人总罢工，1967年1月上海出现准革命形势、中央文革小组介入主导了所谓夺权，骑劫、操纵、牵制了运动。而此时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群众运动还在发展中。由于最前沿的上海开始出现具有革命意义的群众运动，中央高度重视，1、2月之交，在毛的亲自指示下，林彪指挥的解放军开始高调介入文革，周恩来指挥的公安部则开始第一轮镇压（主要是取缔不听话的群众组织、把一批造反派头头关进牢里、政治和思想上做了批斗，但这一阶段相比后来还算“温柔”，没死多少人）。

1967年春夏，全国范围的文革群众运动愈演愈烈，军队开始越来越多与群众发生冲突，既有军队支持保守派打压造反派，也有各派群众组织抢夺军队枪支，同时在军队中也开始出现分化和混乱。当时的局势在武汉“七.二零”事件中达到顶峰，这一事件也显示出官僚特权集团出现公开分裂，中央为了挽回权威选择果断地支持激进的造反派，把武汉的保守派压了下去。就是武汉“七.二零”事件之后的1967年7、8月，文革的斗争达到了最高峰，个人认为那时的客观形势也是最有利于造反派群众的时候。然而造反派才刚刚组织起来不到一年，政治上还是幼稚的。当年9月官僚特权集团在英明的领袖毛主席推动下重新团结了起来，给文革群众运动狠狠地踩了一下急刹车，运动暂时走下了低潮。

但是1967年秋以后的运动低潮也是造反派群众积极分子重整思路的时期，逐渐开始出现一些更有政治深度和斗争谋略的群众组织。其中有一些最杰出的理论家、斗争骨干和群众组织出现在南方的湖南、广东、广西。以1968年1月官方大张旗鼓批判湖南造反派组织“省无联”为标志，毛党官僚特权统治集团开始明确意识到“事情正在起变化”——官僚统治集团原来想利用群众运动清洗、提升、加强共产党包办替代体制，此时却开始反被一部分群众利用、试图要踢走整个官僚集团、争取彻底的劳动人民民主了，这还得了，这是“无政府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后来官方还真使用了这些帽子指责政敌）。所以1968年1月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

1968年春夏，得到中国官僚特权集团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默许的军队公开介入群众运动，武装保守派，镇压造反派。在很多地方，军队介入、在保守派的紧密配合下迅速压垮了造反派群众，随即开始极其疯狂的屠杀——实质上是保守派对前一时期胆敢侵犯官僚专制特权、竟掌握过一部分权力的造反派的歇斯底里疯狂报复。在少数地区（例如广西柳州市），几十万造反派群众在强大的组织下曾经与军队势均力敌对峙。在广西首府南宁，也爆发城市内战，保守派勾结军队在城里纵火，党中央集体包括伟大领袖毛主席异口同声钦定是造反派放的火，于是官僚集团更有力地镇压了南宁的造反派运动。这些在官方内部档案里都有详细的历史记录。

据说1968年8月在北京高校的镇压行动（取缔、抓人，相对没有南方那么残暴）之前，毛泽东曾“眼含热泪”地接见了学生领袖。我认为就算有这个可能，也决不会是怜悯学生和工农群众的悲惨结果，而是痛惜自己的“伟业”还没闹够就要亲手结束了。这种痛惜在毛后来“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的“豪言壮语”中再次体现出来了。从公开记录里，从来没有看到毛对文革中大量的罪行有丝毫的忏悔和对这么多群众惨死的叹息，相反，毛对文革的一切惋惜之情，不过是因为其个人的政治抱负未竟而已。

5、

文革中的杀戮罪行，责任绝大部分在于官僚专制特权统治集团，——他们的人或者直接杀戮（军队、保守派）或紧密配合杀戮行为，或者对造反派群众的恶性内斗负有罪责（同属官僚集团的中央文革小组对造反派拉偏架、大力挑拨）。毛党统治集团早就不配共产党称号，但如果说它好歹还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那么毛党在1949年掌权后就连无产阶级的代表都不配了，因为它打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名号却过着比资产阶级更奢华的生活，比资产阶级更仇视工人的自我组织和工人民主。毛党在1966-68年三年文革群众运动中的大规模残酷镇压更与任何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党这些名号无关，恰恰是官僚特权集团反无产阶级、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反动暴行。

6、

文革研究者小平头（萧宏）把罪恶归结于“共产主义的阶级清洗的血腥野蛮、残忍”，完全是罔顾事实的胡言乱语，完全是自由派偏见。文革中的残酷镇压与真实的共产主义毫无关系，伪共也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者，这些罪恶恰恰与共产主义完全相反。如果要说文革是“阶级清洗”，那只能说是“官僚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阶级”的清洗。

如果说文革的清洗带着“阶级仇恨”——那只能是“官僚特权阶级”对造反群众的“阶级仇恨”，而不是任何“无产阶级”的仇恨，如果把那些比资产阶级还奢华的官僚特权者称为“无产阶级”，那完全只有讽刺的意义。

7、

今天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受到官方教科书或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觉得文革一团糟糕，不想去多了解，其实是错过了了解其中重大的教训和反抗的希望——文革中有很多真实的可歌可泣的工人运动和民众反抗历史，反抗为什么遭到失败和如此惨烈的报复清算？也有一些宝贵的教训值得去反思。

但是也有另一部分年轻人，反而受到毛左意识形态和一些相关的政治谎言的影响，反而粉饰美化毛时代的残酷现实，甚至不愿面对历史真实，这无助于重新探索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他们没法通过大量历史事实认识到，毛党操纵的任何群众运动（其本质是政治官僚集团及其积极分子小圈子包办替代式的“运动群众”），充其量只是在改良、巩固官僚式的社会主义体制，而且思想一尊、野蛮批斗异己派别的专制做法阻塞了其它的选择（在1966-68三年文革中尽管有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但不赞同毛思想的言论根本不可能被官方允许）；而只有劳动人民在充分思想自由、容许各种政治主张坦诚公开的情况下，在通行的法则下以充分独立自主、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活动，才能最好地检验、试错、改进、探索、争取和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

原写于2015年11月21日

2019年4月10日补充上述第7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