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女孩 | 在办公室写够了宣传物料，我决定下楼洗碗

编者按：小时候，大人告诉你：“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长大后，社会告诉你：“好好工作，做一个实现价值的人。” 工作后，你告诉自己：“躺还是卷，这是一个问题。”

一些事情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工作不再天然具有意义，劳动不再天然产生价值。格子间与流水线的距离在变小，竞争与付出的密度在变大。一些人奋力力争上游，另一些人选择悄然更换赛道。

Isa 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她发现，有些原本拥有 “体面” 学历与工作的女孩，忽然间 “对自己的工作价值产生触及根本的怀疑”，转而去当洗碗工、服务员或便利店店员，成为穿梭于城市里的 “零工女孩”：“她们决定脱离既定安稳的白领世界，开始一场冒险。对于工作、人生和理想，她们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欢迎打开这一全新专栏 “零工女孩”。如果你对生存、工作与梦想也有些特别的经历或想法，欢迎说出你的故事：[email protected]。

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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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发挥创造力，最终却变成脑力打工妹”

我和阿兔在世贸天街见了面。我们坐在一家陕西面馆门口的长椅上，不远处是加勒比餐厅和墨西哥酒吧聚集的世界城。

她的新工作就在附近一栋大厦的楼上。几周前，她在南锣鼓巷的一家咖啡厅里做兼职，每天从下午1点站到晚上7点，但时不时可以请朋友到店里喝免费咖啡。

“不开心游荡的日子结束了。但没办法。”

阿兔的上一份全职工作是一个戏剧表演公号的新媒体编辑。说是编辑，从活动策划、码字写稿、物料文案、排版做图到外出跑采访，凡是领导不屑做、又跟抛头露面沾不上半点关系的活，一概都丢给她。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遇上这样的情况。之前她在一家音乐剧制作公司做文案策划，由于缺乏规划，这份工作最后做成了某特定项目的助理，连策划选题的自主创造力也都失去了。

“最主要的工作是写物料上的宣传语”，她说。 

在老板看来，这是一份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到的工作，傻子都能做。但不管最终给出什么样的结果，他都只有一个字：改。“工作量大到不行，因为老板想要五彩斑斓的黑，但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颜色。”

不管招聘时的岗位职责写的是什么，最终都做成了打杂工。

“久了之后觉得很没有创造力。”

阿兔想做一名演员。她做过模特，也演过不少学生作业。“想跳脱出自己的生活，创作一个人物。” 因为崇尚创造才不断往有戏剧的地方靠近，没想到却真真实实过上了脑力打工妹的生活。

没有相同岗位的前辈，学不到经验，看不到上升空间，每天承受大量的琐碎工作且无法从中获得任何成就感……到了后期，从事脑力劳动的阿兔发现首先投降的是自己的身体。她的肠胃，睡眠，内分泌和心脏都出现了问题，在医生的建议下她开始服药，并持续至今。 

“有一天去楼下吃饭，看到餐厅招聘洗碗工的工资，比我们都高。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还在楼上写稿，为什么不下楼洗碗？”

于是在结束掉这份工作后，阿兔成为了一名书店店员。 

“自由零工”？并不自由！

“会觉得如果靠体力劳动为生，就可以从脑力剥削里解脱出来。我个人的时间就完全属于我自己，可以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 ‘精神上的事业’。” 有意思的是，从脑力工作的世界离开后，阿兔身体上的病痛首先得到了减轻。

零工生活的时间确实很自由。

工作之间喘息的间隙，阿兔会去尝试参加试镜和培训。如果当天的排班和临时获得的试镜机会冲突，你可以要求换班 ——“不仅是时间自由吧，作为一个人，你的身体会拥有更多来去的自由。” 如果你不喜欢某个老板，可以直接走人 —— 在零工的世界，面对任何人都可胜任的基础操作，没有什么所谓的行业经验，也不会有人在乎你的风评口碑，你可以随时推倒重来。 

“加上我并不排斥零售业的工作。”

阿兔的妈妈是一名超市促销员。小时候她特别向往打工挣零花钱，14岁第一次跟妈妈到超市帮忙，到了16岁，终于可以自己独当一面做暑假工。

“人生打的第一份工是在超市前台的客服部，主要处理存取包呀、广播呀、顾客退换货一类的事，之后也做过收银员。虽然当时只是暑假工，但排班和正式员工是一样的，每周只休一天。其实相当于真真正正工作了两个月。” 

打工挣到的钱，对还是学生的阿兔来说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有了负担自己学费和零花钱的能力，打工给她带来了一份珍贵的独立感。升上大学，她也没有终止自己的兼职生涯，“做过超市促销员，也当过无印良品的店员。这个时候就更像是真正意义上的 ‘打零工’ 了，店里会根据你的时间来给你排班。”

因为了解真实的打工生活，阿兔还不至于对“ 书店店员” 和 “咖啡师” 的工作抱有一些属于普通年轻人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你看到一个女孩在咖啡店掏出一本波伏娃的《第二性》和一包香烟，她一定还未达到成为适龄合法打工妹的年纪。这份工和你头脑里 “在静谧美好的下午泡一杯咖啡翻几页旧书” 的悠闲景象，可以说是毫不沾边。

阿兔所在的那家书店除了卖书，还卖咖啡和文创产品。作为店员，几个部分的工作她都需要负责 —— 销售，做咖啡、饮料，以及收银。每个部分的工作都是有业绩要求的，考核标准可能比你的 KPI 还严。

“轮到咖啡师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干，因为特别累，一直都要工作。像书和文创的销售，没有顾客的时候你可以走来走去，或者坐着休息，但咖啡师需要一直站在吧台待命。如果刚好那天有活动，你就完了 —— 单子会从吧台的这头排到那头，你的手基本停不下来，耳边还会有人不断催命。”

即使早有准备，像阿兔这样的老打工妹，对于蓝领阶层的生存之道仍然是一知半解。

她所期望的 “大脑解放计划”，很快就走进了死胡同：尽管劳动付出的对象往往会给你最直接的反馈，但这种即时的成就感，以及陌生的工作内容所带来的新鲜感和创造性，很快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殆尽。

“你需要背配方，因为店里的每种饮品都是有标准的，会有专门的咖啡中心研发饮品、制作菜单，定期有人来给店员考试，抽问你文创产品的详细信息、饮品的配方、服务的流程。他们有一整套完善的规则，你作为店员在其中的主动性是非常弱的。你只是被嵌进涉及好的一整套程序之中，你所需要做的只有一条，就是 ‘符合公司标准’。虽然我所在的书店是一家连锁书店，但其实目前只要是盈利的书店，几乎都采用的是这样的模式。”

无论是办公室白领还是咖啡师，他们的工作都需要符合整个社会中职场运行的那一套逻辑。“你有你的上级，有评定标准，你需要处理周边关系，这些东西和你坐在办公室是没什么两样的。”

即使下班之后，她的大脑也没有剩下多少自由创造的空间。“你会发现下班之后累得不行，连饭都吃不上。身体被耗尽之后，也没有余力再去想精神上的事情了。你只会想着如何快速恢复体力。”

尽管来去自如、时间灵活，但要有生存保障地打零工，也会花光你所有的体力跟时间—— 你也就不再自由了。

这一切都有那么点讽刺：从前因为过多机械化的脑力工作伤了身体，如今选了体力工作，脑子也跟着一起被消磨。大脑和身体果真是连在一起的，一个也跑不掉。

“对我来说坐班或者零工的工作已经没有什么两样。我已经不指望能在工作中获得人生价值的实现，对于工作我的诉求只有一个，就是养活自己。” 从戏剧公号离开，阿兔又做了一段时间的咖啡师和餐厅服务员。

脑力和体力再也不是界定社会阶层的标准

在冷气袭袭的办公室里码字，或是在热火朝天的东南亚餐厅端盘子，在北京，她都感到同一种孤独。

“有时候觉得自己的文字被老板以不专业的眼光批判，那感觉还不如被顾客扔盘子。”

“人们会默认白领相对于服务员的工作会更有创造性，但在我这几年工作的经历看来，并不是这样。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或者发展成熟的行业，即使是文化艺术领域，它需要的也不是你的创造性。这个时候会觉得，发挥体力或者发挥脑力，本质上已经不存在那么大的区别。” 

在阿兔看来，人在不同职业之间的流动更加灵活，社会的阶级结构却更加稳固了。“脑力和体力劳动已经不再是鉴别社会阶层的因素了，打工的在哪都是打工。” 

固有财富带来的优势在零工世界里也能通行无阻，即使都是打工妹，你同在咖啡店的兼职姐妹可能坐拥3套房产，只是利用事少钱多好工作的闲暇时间带着自己的豆子出来满足一下兴趣爱好。 

如果说脑力在不久前还能够作为一项被 value 的资本让你在社会中保持优势，这种优势正在迅速下滑 —— 换句话说，脑力工作已经不比体力工作 “高贵” 多少了，广大受教育知识青年们大可不必再如此麻痹自己。在大局势下，我们目前可以做的，只剩下在同一阶层的扁平空间中进行横向流动。

特别在这场疫情之后，零工经济的兴起和全社会的身份下沉，成为一个让人们无法忽视的现象。媒体公关从业者转行卖保险、应届毕业生做起密室 NPC，给你送餐的外卖小哥，很可能是接不着活的演员导演。

根据饿了么发布的《2020饿了么蓝骑士调研报告》中的数据，超过一半的骑手拥有 “多重身份”。26%的骑手同时是小微创业者，4%为兼职自媒体博主，其他还包括司机、白领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加入到饿了么骑手这个行业中，骑手学历呈现逐渐走高的趋势。这种现象在疫情之后的欧美市场同样体现了出来。AppJobs Global 在一篇数据报告中提到了今年3月疫情爆发之后各种 “零工经济” 的增长状况，其中快递员增幅惊人。

但不论事实本质如何，当谈论脑力和体力工作，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使用的仍然是长此既有的某种与权力和等级秩序相关的逻辑与话语体系。在 “体力活” 与更低的等级地位相关联的社会里，选择进行脑力与体力间的横向流动，意味着选择在话语体系上进行从上到下的阶级流动。

而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对于如此的变动往往会表现出较男性更强的接受力。

“天然地会觉得，好像这样的生活自己内心是可以接受的。但男生的话会觉得说，自己怎么能够去做这种工作，太没有出息。” 相比男性，女性似乎是首先承受这种社会变动所带来的压力的一方。“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作出打零工这种选择的女生会多于男生。至少我身边没有任何做白领工作的男生，去尝试了打零工。”

阿兔的感受并非空穴来风。

2002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非正规就业当中，女性的比例显示出了非正规就业女性化的趋向。在城镇女性从业人员中，67.7%为非正规就业，比男性的同一比例高出 14.7个百分点。在结构调整过程中，男女都有非正规化的趋向，但是女性的非正规化程度要比男性高。

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全球现象。根据统计，经合组织国家中，从事非全日制就业的女性普遍比男性高出2~10倍。日本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在日本的正规就业中，女性比例一直停留在30%，而部分时间工作人员钟点工达到了80%。尽管日本的雇佣形态整体呈现非正规化，然而男性集中于正规雇佣，女性集中于非正规雇佣的结构没有变（信息参考来自：吴俊宇《零工经济，后疫情就业蓄水池》）。

当经济受挫、流向本阶层的资源受到挤压，在职场上本就不存在优势的女性员工成为了压力的首先接受方。一方面，男性更难接受将自己的社会地位放置到一个岌岌可危的风险地带；另一方面，许多社会默认应该由男性去承担的责任，也不会被放在女性身上：即使发现难以通过工作获得自我实现，很多男性宁愿接受更大程度的不公，也必须为未来成家立业的美好图景死死抱住眼前这只千疮百孔的饭碗 —— 靠打零工养家？那怎么可能。 

即使自愿流动到另一个阶层，在这个问题上，女性也将表现出更大的接受度。“像是后厨炒菜的唯一一位女师傅，洗碗阿姨没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会默认刷碗的工作应该由她负责。这是毫无道理的。” 

这显然是刻板性别角色在日常生活中的又一折射罢了。所谓性别间的对立，其实实质在于，TA 们需要争抢流向本层的有限资源。社会阶层和角色固化给个体带来的痛苦，要以多少年轻人的梦想为代价去消解？

尾 声

阿兔的打工尝试，似乎像是一种无声的抗议。每一次在职场上失意，她都会回到零工世界，开始自己为期3个月的横冲直撞和一意孤行 —— 一边用自己的行动说 “不”，一边在理想的路上跌宕。走得最远的一次，她通过了一家知名经纪公司的培训计划选拔。

但最终，这些反抗都以回归老本行告终。

“到一个程度都需要你投入一定的东西。本金也好，时间也好。我没有这个 ‘本金’。要去挣这个 ‘本金’，就又要回职场。一直都在这里面循环，慢慢地，对那件事情的渴望也就消磨掉了。”

“在北京没有特别亲的人。但有很多朋友。很多新奇的事，也能很容易找到有共同观念的人。也许不稳定的状态里，反而在大城市更觉得公平和安心吧。梦想的生活……能有自己的家吧。比较安稳的居所，有自己的生活。一切的劳动也好，能让自己不断获得价值。”

“但是，我觉得，职业实现不了理想。”

她从口袋里摸出一包万宝路，不太熟练地放进嘴里，点燃。自从开始现在这份9点算加班的新工作，她有了这个恼人的新习惯。

*文中图片来自作者

// 作者：Isa

// 编辑：赵四，Alexwood

 // 排版：赵四，素鸡

// 设计：冬甩

//  图片来自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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