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部分：歷史從未遠去——文明地層與人工智慧時代的舊世界

引言：現代性表層之下的歷史地層

人們習慣將歷史想像成一條不斷向前延伸的道路：似乎只要跨入嶄新的技術時代，舊時代的背影就會理所當然地被永遠留在身後。然而，如果我們將視線從「向前的道路」轉向「腳下的土地」，切開眼前社會的現實橫截面，就會看到一幅截然不同的圖景：人類社會並非單線替代的平滑軌道，而是如同層層堆積的地質構造。不同歷史時期形成的社會形態在這裡疊加共存；過去並未遠去，它依然蟄伏在我們的腳下，深刻地參與塑造著當下的現實。

在高度自動化的設備與數位化生活之中，較早歷史時期形成的權力結構與服從關係，仍然可能決定著誰發號施令、誰必須接受安排。這些來自舊時代的遺存，絕不僅僅是沉睡的「博物館化石」；它們依然參與組織人們的生活，構成現代社會的一部分基礎。

隨著人工智慧的發展與人機融合的深入，人的生活方式、組織方式和交往方式正在發生變化。這些變化將如何與歷史形成的權力結構、社會關係和文化觀念相互作用，並由此改變現代社會？

第一部分：歷史如地層——新舊社會形態的堆積、翻新與共存

1. 駱駝背上的現代武器：舊社會形態在新時代的生命活力

運輸工具的變化，就能說明這種替代觀念的局限。

汽車和高鐵的普及並沒有讓駱駝徹底消失；在現代交通工具難以通行的荒漠中，特殊的自然環境仍賦予這種古老運輸方式以獨特的存在意義。

自然環境影響運輸工具的選擇，而人文環境與自然環境的交織，又為古老權力結構的存續提供了條件。有關博科聖地的研究記載，該組織曾將武器藏在駱駝、毛驢等牲畜攜帶的袋子中，藉助牧民跨境運輸[注1]。這種古老運輸方式與現代武器的結合極具象徵意味：他們手中掌握的是現代武器，腳下依靠的卻是沿用數千年的駱駝和毛驢；二者共同服務的，仍是延續至今的古老權力結構。

這種古老運輸方式與現代武器的結合，並不只是一個令人驚異的戰爭場景。它揭示出一種普遍的歷史現象：新技術能夠跨越孕育它的社會，被不同的制度採用。採用者可以借用技術成果，卻不接受其來源社會的制度規範，而是按照自身的需要安排這些技術的用途。

更進一步，新技術還可能使舊秩序獲得更強的生命力。一個社會在吸收外部世界的武器、機器和組織技術之後，原有的權力結構與服從關係可能因此得到鞏固。技術上的接近，未必意味著制度上的接近；有時恰恰是這些新成果，使古老的權力獲得了過去不曾擁有的控制能力。

但這也不意味著整個社會仍然停留在某個過去的歷史階段。在同一種社會制度之下，經濟關係、權力結構、組織方式與文化觀念並不以相同的速度變化。新的因素不斷進入，舊的關係也並未完全退出；它們彼此結合，使歷史形成的結構披上現代化的外衣繼續存在。現代社會正是在這種持續的吸收、改造與重組中形成的。

2. 從線性替代轉向文明層積

這裡所說的「歷史地層」，包括較早時期形成、至今仍影響社會生活的權力關係、組織慣例與文化觀念。它們可能存在於同一個歷史時期，卻有著不同的歷史來源，也以不同的速度發生變化。

這種變化如同一座不斷翻新的老房子。人們更新了外牆、設備和裝潢，甚至重新劃分了房間，卻仍可能保留原有的底座、承重牆與通道。要理解這座房子怎樣運作，僅僅看它的新外觀還不夠，還需要辨認哪些舊結構仍在支撐它，又有哪些部分已經被拆除或改變。

「文明層積」所強調的，是不同時期形成的社會制度並未隨著新時代的到來而依次退出歷史。在同一歷史時期，不同國家和社會可以實行不同的制度，各自延續既有的權力關係與文化傳統，又在交往中吸收彼此的技術、知識和組織經驗。因此，理解一個時代，需要考察這些不同的社會制度如何同時存在，如何相互影響，以及它們在這一過程中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3. 當歷史預測被轉化為政治命令：對歷史目的論的倫理批判

文明層積論的政治倫理意義，在於警惕歷史預測被轉化為統治的依據。當一種歷史觀把「一種社會制度必然取代另一種制度」宣布為客觀規律時，某種政治力量便可能自認為代表了人類必然到來的未來，並據此要求所有人服從。然而，從「未來會如此」到「你必須服從我」，並不存在必然的邏輯聯繫：對未來的預測，即使是準確的，也不能自動賦予任何人支配他人的權力，也不能為任何政體消滅其他政體提供正當性。

這種歷史觀的危險，在於把對歷史方向的自我認定轉化為不容反對的政治命令。宣稱開創新社會的力量，可能把舊結構、舊觀念及其維護者視為必須清除的「歷史障礙」；同樣，維護舊秩序的力量，也可能把自身的悠久歷史解釋為制度永恆正確的證明，進而宣稱自己代表人類發展的終極目標。在這種邏輯下，新出現的觀念、推動自由與權利擴展的制度創新，乃至一切不同於其自身的社會形態，都可能被判定為對歷史正途的偏離。

這兩種立場雖然對新舊事物的評價不同，卻共享著同一種支配邏輯：把自身確立為歷史的最終尺度，並據此否定其他社會道路存在與發展的正當性。鬥爭由此可能從制度之間的爭論與變革，滑向對持有不同觀念、實踐不同生活方式之人的清除。無論以創造未來還是捍衛傳統為名，暴力都可能獲得目的論式的辯護，被美化為實現人類終極目標的「必要代價」。

對歷史變革的評價，必須以人的基本權利和對權力的約束為底線。 無論新舊結構能否長期存續，都不能成為清除異議、任意支配他人的理由；制度變革應當接受公共授權與責任機制的約束。新的社會制度也會變成舊的社會制度，並沒有哪種社會制度是人類的終極制度。

第二部分：舊地層仍在運作——歷史如何存在於現代社會

要看清舊有的權力結構與支配關係如何延續至今，需要考察具體的制度安排與人們的實際生活。下面以蘇聯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為例，分析國家組織發生變化之後，權力由誰掌握、人們受到怎樣的支配，以及這些方面發生了哪些變化，又保留了哪些舊有特徵。

1. 蘇聯：沙皇式集權與農民依附關係的延續與改造

蘇聯的建立承載著革命解放的承諾，但這一承諾與權力的實際運作之間存在明顯的矛盾。帝俄時代專斷的權力傳統與農奴依附關係構成了深厚的歷史背景。革命後，蘇聯以革命政黨組織國家，實行計劃經濟，建立集體農莊，試圖以全新社會的名義組織國家與農業生活。然而，史達林時期的最高權力呈現高度個人化特徵，權力交接與制度約束較弱，這與帝俄專斷傳統存在結構上的相似性。

在農業生產與農民生活中，原有地主制度雖被廢除，但集體化後，農民在勞動安排、生產成果處置和遷徙自由方面仍受嚴格約束。他們不再依附於地主，卻被置於國家與集體農莊的控制之下。席拉‧費茲派翠克在《史達林的農民》中以「第二次農奴制？」為章名，討論了集體化後農民所受限制與舊有農奴依附關係之間的連續性與差異[注2]。

從支配關係的角度看，舊制度的核心在於控制農民的勞動、佔有他們的勞動成果，並限制他們擺脫這種處境的自由。掌權者的更替與組織形式的改變，並沒有從根本上消除這種控制與壓榨。在集體化體制下，國家與集體農莊透過新的組織方式控制農民的勞動與生活，農民仍然無法自主決定如何勞動、如何處置勞動成果以及能否離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舊制度的支配與剝奪在本質上延續了下來。

2.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部落統治家族進入現代聯邦的權力中心

阿布達比的納哈揚家族源自巴尼亞斯部落的阿布法拉支系[注3]。1833年，馬克圖姆家族率領約800名巴尼亞斯部落成員在杜拜河一帶定居，確立了其早期的統治根基[注4]。到了現代，這些酋長國共同組成聯邦國家，建立了現代國家行政與憲法機構，並發展出高度全球化的金融、基礎設施和數位治理體系。

作為國家最高憲法權力機關的聯邦最高委員會，由七個酋長國的統治者組成[注5]。具有部落歷史根源的統治家族由此在現代聯邦中保留了最高層級的權威，使其統治與現代國家機構結合起來。

3. 舊結構怎樣與現代組織結合並延續

這些舊有關係的延續，有其具體的現實條件。要理解它們為何能夠保留下來，需要考察人們的利益、組織的日常運作，以及改變這些關係時遇到的困難。

利益支撐：誰希望舊關係繼續存在？

舊結構能夠延續，首先是因為它仍然影響著權力與資源的分配。從中獲益的人有動力維護原有關係，而依靠這些關係謀生的人，即使不認同，也未必能夠輕易擺脫。如果離開意味著失去工作、收入或必要的社會支持，接受舊有安排就可能成為一種不得已的選擇。主動維護與被迫接受，共同構成了舊結構延續的現實基礎。

日常延續：舊關係怎樣在日常運作中被保留下來？

一個組織即使建立了現代規章制度，也可能仍然憑私人關係任用人員，讓地位與資源在父輩和子女之間傳遞，並按照不成文的慣例作出決定。這些做法如果長期決定著誰能獲得機會、誰必須服從誰，正式規則的改變就未必能夠觸及實際的權力關係。舊秩序由此在一次次任用、分配與決策中延續下來。

運行依賴：為什麼舊關係難以改變？

新組織往往需要依靠原有的人員、知識和資源才能運轉。如果這些條件仍掌握在舊有權力手中，新組織就可能繼續依賴舊權力。例如，新的行政機構雖然已經成立，卻仍需透過地方上原有的權威人物協調事務、調度資源，其運作便可能保留原有的服從關係。要改變這種關係，除了修改規則，還需要培養能夠接手工作的人員，建立新的資源取得與事務協調途徑。否則，舊權力就可能憑藉「事情仍然離不開我」而繼續發揮作用。

技術強化：新技術怎樣增強舊權力？

舊有權力還可能透過採用新技術增強自身。更及時的資訊收集、更集中的資源調配和更迅速的命令傳達，都可能提高其控制能力。原本需要依靠熟人、地方代理人或逐級回報才能完成的事情，現在可以藉助數位系統更直接地實現。如果決定權仍掌握在原來的人手中，技術更新就可能使舊有支配更加有效。

這些因素並不總是同時出現，卻可能相互加強。例如，受益者可以透過人員任用把可靠的人安排在關鍵位置，使組織更難擺脫對他們的依賴；新技術則可能進一步擴大這些職位所能控制的資源。

當 AI 進入現實社會時，它將怎樣與既有制度和權力關係結合？這種結合又將如何強化或削弱原有的權力結構，改變既有的支配方式？

第三部分：AI 進入文明地層——權力、權利與社會制度的變化

1. 權力與依賴：AI 如何延續和改變舊有關係

掌握資金、資料與算力基礎設施的組織，能夠影響 AI 系統如何建設、由誰使用，以及優先服務於哪些目標。既有的資源優勢，由此可能轉化為對新技術的控制力。與此同時，古老的服從要求也可能借用「效率」、「系統優化」或「安全」等技術語言，獲得新的理由。一項要求人們服從的安排，一旦被表述為系統運作的需要，背後由誰制定規則、誰從中獲益，就更容易被忽略。

不過，舊權力能夠利用 AI，並不意味著它能夠完全決定 AI 帶來的社會變化。AI 也可能使更多人獲得過去難以接觸的知識，幫助他們理解專業資訊、比較不同解釋，從而削弱某些機構或專業群體原有的資訊優勢。如果人們因此更有能力查核權威的說法、質疑既有決定，原有的服從關係就可能發生變化。但這種可能能否實現，還取決於人們能否接觸不同的資訊來源，以及是否擁有提出異議和採取行動的空間。

在這些變化發生的同時，組織與個人也會對 AI 系統形成新的依賴。當人們越來越多地透過演算法取得資訊、安排工作和分配資源時，誰能夠使用系統、瞭解其判斷依據，以及在系統失效時找到替代辦法，都會影響人們實際擁有的選擇。AI 可以擴大人的能力，也可能使人的活動更加依賴少數組織提供的資料、算力與服務。

2. 演算法規則中的權利：舊有支配方式如何延續

舊有權力與 AI 的結合，也會改變人們行使權利時面對的具體程序。一項權利即使仍然寫在制度條文中，人們能否實際行使它，還取決於申請如何受理、決定如何作出，以及受到不當對待時能否要求糾正。舊有支配方式可以透過這些環節進入演算法系統，繼續影響個人與機構之間的關係。

不妨設想一個公共服務申請場景：按照既有規定，符合條件的人有權獲得某項社會補助。引入 AI 審核之後，一名申請人被系統拒絕，工作人員卻只告訴他「系統判定不符合條件」，既不說明具體理由，也不提供有效的複核途徑。此時，申請人面對的雖然是新的技術程序，卻仍然處於只能接受決定、無法有效質疑的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過去以「上面已經決定」為理由要求服從的做法，可能轉變為以「系統就是這樣判定」為理由結束討論。作出決定的方式變了，申請人受制於單方面裁定的處境卻延續下來。負責機構還可能把本應由自身承擔的說明與糾錯責任推給系統，使具體由誰負責變得更加模糊。

因此，演算法參與審核之後，個人仍應能夠瞭解決定的依據，對錯誤資訊提出更正，並透過有權改變結果的程序獲得複核。負責機構也必須對採用系統所作出的決定承擔責任。這些安排決定了技術是在幫助人們行使權利，還是讓原有的服從要求獲得了更難質疑的形式。

文明的層積在這裡表現為舊有支配方式與新技術程序的結合：制度保留著權利的承諾，演算法更新了辦事流程，但個人能否擺脫被動服從，仍取決於他是否擁有要求解釋、提出異議和促成糾錯的實際能力。

3. 社會後果：群體認知分化與不同社會制度的強化

當 AI 逐漸成為人們取得知識、解釋事件和形成判斷的認知基礎設施時，它也開始影響不同群體理解現實的方式。不同社會對權威、自由和秩序的歷史理解，會進入 AI 系統的建設與使用之中，影響它們選擇哪些資訊、突出哪些問題，以及提供怎樣的解釋。相似的技術由此可以服務於不同的社會觀念，使這些觀念獲得更廣泛、更持續的傳播。

人們選擇哪套 AI 系統，既受到自身身份認同與價值立場的影響，也受到語言、資訊管道和所在社會制度的制約。當使用者持續接觸與既有觀念相近的回答時，這些觀念就可能得到進一步鞏固。隨著 AI 的使用深入日常生活，這種影響會從個別問題的解答，擴展到人們認識社會、評價制度和判斷公共事務的方式。

這一過程可能同時推動群體內部的趨同與群體之間的分化。同一群體反覆接受相近的資訊和解釋，容易形成共同的語言、論證方式與判斷習慣；不同群體如果長期依賴資訊選擇和解釋框架明顯不同的系統，則可能對同一事件形成越來越疏遠的認識。分歧不僅涉及贊成什麼、反對什麼，還可能涉及相信哪些事實、認可哪些證據，以及願意信任誰。當這些共同基礎不斷縮小時，公共討論就更難促成相互理解，社會的分裂與認知極化也可能進一步加深。

這種影響還可能從群體認知延伸到社會制度的維持。既有權力結構可以利用 AI 提高組織與管理能力，也可以藉助它傳播支持自身的觀念，使現行秩序顯得合理、必要，甚至不可替代。當治理能力的增強與認知上的認同相互支持時，AI 就可能幫助既有制度更加穩固地延續。採用相似的先進技術，並不意味著不同社會會走向相同的制度形式。

因此，AI 的廣泛應用可能使文明的層積特徵更加鮮明：在同一個歷史時期，不同社會制度分別吸收新技術，用來加強各自的組織方式、權力結構與觀念體系。它們在技術上日益接近，在制度與認知上的差異卻可能繼續擴大。歷史形成的不同制度形式，由此可能在共同進入 AI 時代的過程中得到進一步鞏固。

結語：歷史從未遠去，舊有事物應如何被重新評價？

共同進入一個技術時代，並不意味著不同社會將走向同一種制度。歷史形成的權力結構與社會制度，能夠吸收新的技術成果，增強自身的組織能力與控制能力。AI 的廣泛應用，也可能使同一歷史時期並存的不同制度更加穩固，使它們之間的差異更加鮮明。技術上的接近，並不保證制度上的接近；文明的層積特徵可能在技術進步中進一步加強。

然而，一種制度能夠長期存續，甚至藉助新技術變得更加強大，並不能證明它具有正當性。組織方式更加高效，也不意味著其中的人獲得了更多自由。無論以創造未來還是維護傳統為名，都不能把自身的道路宣布為全人類必須服從的終點。對制度的評價，仍須考察它是否尊重人的基本權利，是否允許人們質疑權力，以及掌權者是否受到約束並承擔責任。

這也要求我們在重新評價舊有事物時，區分不同的對象。維持控制與剝奪的支配關係，應當受到批判和改變；幫助人們獨立生活的知識、實踐與技能，則值得保存。它們不能僅因同樣古老，就被一並肯定或否定。「新的」並不天然代表解放，「舊的」也不必然失去價值。

人類越是依賴人工智慧與自動化系統，就越需要考慮：一旦這些系統停止運作，我們還能依靠什麼維持生活？一些傳統知識與技能，平時可能顯得緩慢、低效，卻能讓人在缺少技術支援時繼續生產、修理工具、處理日常事務。它們的價值，不能只用正常情況下的效率來衡量，還要看它們能否在系統失效時幫助人們渡過難關、恢復生活。

那些被視為低效、過時甚至累贅的舊有知識與技能，是否恰恰是文明的一份「備份」，使人類在人工智慧與自動化系統失效後，仍有能力重建生活？

資訊來源備註

[注1] Freedom C. Onuoha：《Porous Borders and Boko Haram’s Arms Smuggling Operations in Nigeria》，半島研究中心，2013年9月8日。文中記載博科聖地利用駱駝、毛驢等牲畜隱蔽運輸武器的方式。
連結：studies.aljazeera.ne...

[注2] 席拉‧費茲派翠克（Sheila Fitzpatrick）：Stalin's Peasants（暫譯：《史達林的農民》），第五章「第二次農奴制？」（A Second Serfdom?）。該章討論集體化後農民所受限制與舊有農奴依附關係之間的連續性與差異。
連結：academic.oup.com/boo...

[注3]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政府官方網站（u.ae）：關於阿布達比（Abu Dhabi）概況及納哈揚家族部落淵源的官方記載。
連結：u.ae/en/about-the-ua...

[注4]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政府官方網站（u.ae）：關於杜拜（Dubai）概況及馬克圖姆家族1833年定居歷史的官方記載。
連結：u.ae/en/about-the-ua...

[注5]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政府官方網站（u.ae）：關於聯邦最高委員會（The Federal Supreme Council）權力構成的憲法說明。
連結：u.ae/en/about-the-ua...

原創與版權聲明

本文最初發表於作者本人網站：Forrest Sterling｜歷史從未遠去：文明地層如何塑造人工智慧時代（原文）

本文為作者原創作品。除文中另有註明之引用資料外，文章之文字內容、論述結構與本文配圖均受版權保護。未經作者事先書面許可，任何個人、媒體、網站或機構不得全文轉載、翻譯、改寫、重新發布或作商業用途。

如需引用本文內容，請限於合理範圍，並清楚註明作者、文章標題及原文連結。

CC BY-NC-ND 4.0
2026-09-16

延伸閱讀可瀏覽 Cognitive Haven 的其他 AI 與思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