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队(Flying Tigers)》:跨越时空和国界的荣光与记忆

王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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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印缅边境到德国腹地,在追寻历史中探索当今不同族群的命运与连接

2026年2月第7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映了由印度、中国、德国等多国人员组成的影视团队拍摄的影片《Flying Tigers(飞虎队)》。作为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和“飞虎队”历史较为了解和很感兴趣的我,观看了影片并与演职人员进行了简单交流。我特此写下观影后即想书写、却因多事延宕数月的影评。

   “飞虎队”,即二战期间的1941年至1945年由美国飞行员为骨干、包括中美混编机组人员组成的美国援华航空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主要任务是联合中华民国军队对日本空军作战、运送援华战略物资。这支特殊而强大的力量,对于当时空军极为弱小、急需外援的中国坚持抗战、抵御侵略,尤其与日军争夺制空权、反轰炸、辅助陆军作战方面,起到重大而关键的作用。

   战争期间,超过2000名美籍“飞虎队”成员在与日军战斗中牺牲。而同时,有更多中国人因在日占区援救“飞虎队”和其他美军成员,遭到日军残酷报复。仅在1942年的浙江,就有约20万中国平民,因日军报复中国民众营救轰炸日本的美军飞行员而被以残虐方式杀害。重庆、昆明、成都等抗战后方城市也遭受大规模轰炸和死亡。


  另外,在重要而险恶的“驼峰航线”,“飞虎队”将大量重要的军需物资,穿越自然条件恶劣的喜马拉雅山,运送到中国西南。期间有594架飞机坠毁、超过1600名美中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牺牲。这场空中运输行动规模史无前例,付出的代价更是迄今未被超越。


    这段伟大壮阔的历史,曾经在二战后因为中美对立、中国国内局势变化,而沉寂了二十多年。在毛时代红色中国的反美叙事下,“飞虎队”还被批判为“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帮凶”,不仅不赞美其功绩,还加以污名化。指挥官陈纳德也成为攻击的标靶,当时的新华词典、连环画将这位英雄蔑称为“飞贼陈纳德”。


   而留在中国大陆的中国籍“飞虎队”成员,在那个年代还遭受了残酷迫害。如服役于“飞虎队”的中华民国上尉军官周训典在文革中被虐待而自杀;另一“飞虎队”中国军官吴其轺被批斗和劳动改造,虽然幸存但后来只能做人力车夫(蹬三轮车)为生。还有不少不知名的中国籍“飞虎队”成员在那几十年经历磨难和死去,幸存者也郁郁而终。他们是航空和军队的精英,取得了伟大的功绩,后半生却如此凄惨,令人心痛不已。


   后来中美关系正常化和改革开放,“飞虎队”的历史记忆才被重新唤起。在“飞虎队”曾经驻扎和活跃的昆明、重庆等地,都设立了关于“飞虎队”事迹的纪念馆。“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的遗孀陈香梅女士等相关人士也穿梭于中美、致力于宣传和纪念历史。但因为之前中美的敌对和隔绝,以及1970年代以来仍然不稳定的中美关系,“飞虎队”的历史记忆和宣传,还是太晚了、太少了。哪怕有一些纪念,却并不足以匹配“飞虎队”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对中国抗战的功绩。


    许多有关“飞虎队”的珍贵历史文物和资料在动荡年代被销毁,参与者和幸存者大多去世,史料的缺失让历史留下大量空白。因为中国贫困落后等原因,历经政治运动迫害的“飞虎队”幸存成员在解除政治压迫后,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注目和待遇。直到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环境明显改善,他们才得到较多的社会关注和政府帮助。但太晚了。 2022年,最后一位中国籍“飞虎队”成员陈炳靖在香港去世。202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此时与“飞虎队”直接相关的人、“飞虎队”事迹亲历者,已寥寥无几。


  在这样的背景下,2026年在柏林电影节隆重首映的电影《Flying Tigers》,就具有着特别的意义。而幼年时就听过飞虎队故事的我,也就格外感兴趣并两次观看该片。我也在电影放映的场地外,通过举牌和分发“飞虎队”相关海报,以希望更多人了解“飞虎队”的故事和功绩,也作为对影片的支持。

   准确的说,这部影片并非完全聚焦于80多年前“飞虎队”的历史事迹,而是以“飞虎队”和“老虎”为线索,串起了中国、印度、缅甸、美国、德国等许多国家、许多人之间相联系着的生活与命运,各自既有不同也有共同的复杂情感与记忆。而“飞虎队”和“老虎”的形象,则时明时暗、若隐若现的贯穿全片。


  全片的引子,是印度籍导演Madhusree Dutta因患阿兹海默症的母亲生前对老虎的反常谈论和恐惧。Dutta在探索母亲不寻常的记忆过程中,了解到了她家乡所在的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曾是二战期间美国向中国输送物资的重要基地。许多“飞虎队”运输机正是从这里出发,向中国大西南运输军事物资、支援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如今在阿萨姆邦丛林中无拘无束、无忧无虑跳舞的孩子们,不知道这片天空和土地曾见证过的战争历史。


   今天的印度东北部,与近80年前印度独立时大不相同。随着工业化,当地住民原来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都在改变,人的生活方式不同了,老虎在内动物的栖息习惯也改变了。正是如此,不常见的老虎才闯入Dutta母亲的家园,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变化虽没有成语“沧海桑田”那样彻底,但却更快速和剧烈。而这种变动是跨越国界州界这样的行政边界的。生活在中国云南的Mi You也同样目睹了类似的自然变化。


    Mi You和Dutta一样,也通过对老一辈亲人的回忆中,知道和进一步探索了“飞虎队”的故事和与自己家乡的渊源。当年的“驼峰航线”正是从他们家乡上空穿过,也有许多中美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发生事故,人身和机身都埋葬在了丛林中、雪山里。一起被长期埋藏和尘封的,也包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


   Mi You和Dutta一点点的探索家人的过往,也在拼起“飞虎队”的记忆拼图。在那场80多年前的世界大战中,不同国籍的参与者、战争波及的不同国家,各自有着部分的历史记录、碎片化的记忆。战后的历史变迁更让本就分散的记忆更加碎片化和混乱,各国的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因现实的改变而偏移于事实。


   在二战期间,中美印是并肩战斗的反法西斯同盟国;二战后的中美、中印却都一度成为敌人和兵戎相见,陷入长期的对峙。那些曾经在二战亚洲战场与中国军人协同作战的美军士兵,难以想到五年后就要在朝鲜和中国人殊死相搏。曾经是盟军生命线和大后方的中印边境,也成了世界人口最多两国的对峙前线。


   在冷战阴云笼罩和“竹幕”格挡下,“飞虎队”的事迹在各国焦点转移和记忆碎片化中被淡忘。不仅高喊“打倒美帝”的年轻中国人不知“飞虎队”援华壮举,大多数二战后出生的美国人也都不了解这段历史。可喜的是,数十年后终于有一些人因亲友、家乡与“飞虎队”相关等缘故,或出于民族情感和历史爱好,踏上了寻找“飞虎队”和相关历史遗存的道路。


    Mi You踏上追寻“飞虎队”史迹的道路,从昆明走向边境的滇缅公路遗址。滇缅公路是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的“生命线”,是国际援助的大动脉。也正是因此,它经常遭到日军的空中轰炸和地面袭击,仰赖“飞虎队”的保护,才让它长期的畅通。滇缅公路沿线各重镇,也是中国远征军主要作战区域,超过20万中国军人和平民伤亡,也歼灭了超过10万日军。


    曾经辉煌的滇缅公路,如今已断断续续、多数痕迹不再。Mi You经同行朋友提醒,才知道她踏上的320国道,正是曾经的滇缅公路。当年运输军事物资的通道,如今成为国内客货与国际贸易的路径。不特别熟知相关历史的人们不知道、见到也不识得滇缅公路了。而曾在这天空中与敌机缠斗的“飞虎队”,也只有在很远的云南首府昆明的街巷中,才看得到记忆的痕迹。


   中国大陆重拾抗战叙事、宣传“飞虎队”,是在1980年代之后才逐渐铺开。而真正投入大量资源,则到了2010年代了。而这时,大多数当事人已经去世,不能再发声回忆了。而关于“飞虎队”的各种文物,也因时间推移和各种政治运动,遗失损耗下所剩无几了。几间“飞虎队”博物馆、几个以“驼峰”命名的店铺,虽然弥足珍贵,但却已无法真正还原那悲壮又恢宏的历史、再现那些逝去的中美军民的生命了。


   从国共内战到后来中国的政治动荡,残酷的抹杀了许多生命和记忆。今天的中国比以前富裕和开明,但追忆历史,确实过晚了。当Mi You和她的中外朋友们探索“飞虎队”历史时,只有那些冰冷的文件,而缺乏直接的、感情充沛的当事人口述。只有按压玻璃板形成的血迹的艺术效果,在提醒着人们,那些冰冷的文件记录着为反侵略和国际正义牺牲的宝贵的生命。


   在国境的另一边,印度东北的阿萨姆邦,这里的原住民同样受印度政治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在历史洪流中挣扎。印度东北部并非传统印度的范围,其族群、文化、利益诉求,与印度文明核心区域的中西部和南部有着很大差异。阿萨姆邦在内的印度东北七邦长期都有分离主义运动甚至武装暴动,就反映了这里人们对印度中央和主流群体的不满和独立倾向。原住民们不希望自己生活被强制改变、不希望印度别处移民的涌入,但却力不从心。强大的中央政府、掌握权力的官僚、财大气粗的商业开发者,都在改变着阿萨姆邦及整个印度东北地区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社会。


    影片对跨国的连接与叙述并不止于中印缅交界,而有更广阔的范围。影片以中欧国际列车为引线,将亚洲的中国与欧洲的德国、中国西南的重庆与德国西南的杜伊斯堡,联系了起来。而中国人Mi You和印度人Dutta也都在德国科隆长居,也正是因此而结缘。二战期间,科隆遭受过残酷轰炸,也有不少历史痕迹。


   德国同样有着对二战刻骨铭心的记忆,对于战争和人性的思考,以及在全球化中与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新兴强国的密切往来。作为老牌列强和发达国家的德国,今日越来越需要和中印在经贸上合作,提振低迷的经济。Dutta和Mi You作为亚洲人,生活在白人多数的德国,也有着作为少数者、外来者的独特感知,并探寻着同胞在德国的遗迹,构建他乡与故国新的连接。


    相关的历史、流通的货物、流动的人们,将不同的国家和个人联系了起来,将散乱的符号串联为复杂的交响乐、拼接为地球村的多元图景。但它并不总是和谐的,而是冲突与和平交错、动荡与安宁交替的。广泛的连接不只意味着广阔的合作,也意味着更多和更大范围的矛盾冲突。


   就如Mi You的祖国中国和Dutta的祖国印度,曾经是友好的邻邦,但又多次爆发战争,如今则在竞争与合作并存中维持着并不那么和谐的关系。中印两国从建国时就有边境争议,并在1962年爆发了边境战争。而到了2017年又爆发了洞朗对峙、2020年发生加勒万河谷冲突。历史没有远去,它通过当今的现实在延伸,一直延伸到看不到终点的未来。


   新冠疫情也影响到了中国、印度、德国,人们因此不得不改变日常生活方式,工作和贸易也受到阻碍。全球化加速了人员和物资的流动,也让病毒更迅速和广泛的传染。影片中人们戴口罩、做核酸、减少外出等,当时身在东欧的我也同样经历。世界的连锁和共振,往往在遇到灾祸时更加明显和撼动的方式体现出来。


    全球化浪潮曾经让世界真的走向无国界的“地球村”,可近年这样的浪潮在退去,隔阂与对立则在加深。影片展示的日益严格的边境检查,正是壁垒的具象化。中国和德国虽然在发展贸易,但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战略上的“脱钩”也在并行着。中德、中欧关系都时常处于紧张状态。这种既合作做生意,又相互防备和指责的状态,反映了国际关系的复杂和多面性,也告诉人们不能对跨国的合作过于乐观。


   而历史和现实中不同国家间的战争,则是隔阂与对立达到极端程度的产物。人类已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造成毁灭性的后果。所以二战后人们反思战争、捍卫和平,让人类进入前所未有的和平与发展期。但现在看来,“人以群分”和“党同伐异”的现实,还是压倒了“天下大同”的理想。俄乌战争、以巴战争、苏丹内战等,以及战争中的人道主义悲剧,都在揭示人性和世界丑恶的一面,也反映了现代文明的局限性、和平繁荣的脆弱。全球的民粹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的泛滥,也可能让局部战争在更多地方爆发,最终又发生新的世界大战。


  但在日益增多的冲突中,仍然有不少人在坚持超越国界和种族的沟通合作。Dutta和Mi You之间就是如此。正是影片拍摄期间,中印爆发了多次冲突,气氛一时紧张。Dutta和Mi You却正在为完成这部《Flying Tigers》合作,共享历史记忆和友情。中印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对立和难以化解的仇恨,两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国家本应和谐相处。虽然由于边境领土争议、地缘冲突、同为新兴超级大国的相互竞争,中印两国很难一直和平友好,但尽可能控制冲突、多加沟通和互谅,是可以实现的。Dutta和Mi You的合作,正是中印民间友好的典范,也为两国关系的和睦做出了贡献。


   Dutta和Mi You的合作,也正是继承了当年中美合作建设“飞虎队”、共同抵抗法西斯的跨国友情和国际主义精神。人类对于爱与正义的追求,是可以不分族群、超越国界的。不同国家和群体之间,也可以基于良善价值观通力合作,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


    80多年前,当中国人民“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浴血奋战,抵抗残暴的日本法西斯侵略、精疲力尽时,不少国家和国际友人伸出援助之手,包括苏联援华航空队、美国“飞虎队”、代表左翼的加拿大的白求恩医生、印度的柯棣华医生、基督教的美籍教士魏特琳与荷兰籍教士文致和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官方或民间的、团体和个人的外籍友人,都因为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痛恨日本法西斯的残暴,而投身中国抗日战争,其中许多人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长眠在华夏大地。

   正是中外各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共同的奋斗与牺牲,换来了二战后人类历史上最和平、最繁荣、最讲人道、文明最灿烂的新时代,数十亿人受益其中,也将继续福泽未来的更多人类。“飞虎队”及二战同盟国之间许多合作团队和行动,也是世界各国有益合作互助、不同族群人类正向连接的典范。


     很长时间内,“飞虎队”成员们的伟大功绩、无畏精神、优秀品德,并没有得到匹配的关注与爱护。相反,许多在中国大陆的“飞虎队”成员还遭受过种种不幸。而在中国大陆之外的中美“飞虎队”成员,也长期是被忽视和边缘化的。他们的故事没有像抗击纳粹德国的美苏英法等国英雄那样得到充分的诉说和展示,功绩没有被彰显。


   《Flying Tigers》虽并非纯粹谈论“飞虎队”历史和人物的影片,但主线还是以“飞虎队”的事迹连接,约四分之一的时长聚焦于“飞虎队”的史迹与遗存。这部电影是多国多领域人士合作制作,又在颇有地位的柏林国际电影节得以上映。这有利于“飞虎队”的历史和故事为更多人所知,提醒因时间推移淡忘二战和抗日战争历史的人们,重新回忆其那段苦难又伟大的年代,也让年轻的新人去探索历史、了解勇敢又可爱的鲜活的前人和他们的事迹。对于战后经历苦难的许多中国籍“飞虎队”成员而言,这部影片更是迟来又珍贵的告慰。


   影片片尾,以动画形式呈现的从天空掉落的降落伞包裹、武器、吉普车、种种货物,正是再现了当年“驼峰航线”为中国带来宝贵的物资。散落在天空中的白色降落伞如同一朵朵绽放的鲜花,为中国反侵略战争带来胜利的希望。许多中美航运机组人员,也在一次次高风险穿梭中坠落在中印缅边境的丛林和雪山,和大地化为一体。他们若知道今天中美和世界的繁荣,血没有白流,也将含笑九泉。


   80年过去了,无论中美“飞虎队”成员们,还是当年与他们并肩战斗的中国军人、救援和帮助过他们的中国老百姓,绝大多数都已往生。但他们为正义献身的精神、缔造和平与繁荣的功绩,不应因时间推移而淡化,今人仍然受其遗泽和感召。他们的荣耀也不仅属于中国和美国,也是国际的、普世的、打破了国家和族群界限的,不是狭隘的而是属于全人类的。“飞虎队”的光荣历史、后人的用心追忆,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广为人知并长存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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