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喜剧（6）

安德烈亚·莱昂帕尔蒂

“这是一场把国家一分为二的葬礼：面对“热爱莱昂帕尔蒂的半个意大利”，那些几乎像失去亲人般为他哀悼的人群，依然固执地存在着“另一个意大利”——憎恨他、惧怕他，把他视为敌人，一个冷酷无情、狡诈多谋、毕生致力于颠覆与破坏的敌人。”（1）

八月末，阳光如同钢水，院中常春藤疯长，吞噬了铁艺栅栏，恩里科最后一次走进那栋暖黄色的别墅。房子中的陈设还维持着原样，客厅里被临时搬来的沙发没来得及复原，依然满心崇拜地面向深绿色的沙发，烟灰缸里残留着一点没倒干净的烟屑，墙上的照片依旧无辜地对活人笑着。

他推开书房洁白的门，就看见塔齐亚娜站在格拉里的画像前，不知在沉思什么。不久后，来处理后事的人陆陆续续的到齐，卡米拉来了，路易吉来了，党内几位新晋的领导层的同志悉数到场，令人意外的是，曾经多次与安德烈亚爆发激烈矛盾的翁贝托也受到邀请。恩里科熟稔地与来者轮流打招呼，握手，拥抱，他早已不再紧张。如今，那些传奇的同志正是他的同事。这间接纳了无数人的屋子最后一次待客，接待大家庭的团聚。为了运动，为了利益，这个家庭中从不缺少争吵和龌龊，可家人依旧是家人，党人也永远是党人。

所有最重要、最机密的文件和资料，还有安德烈亚最终的政治遗嘱，都放在党部的办公室中，待新的总书记选出后再进行交接。只有一封十分重要的信——格拉里就与苏联的关系给他和整个党的最终回信——被安德烈亚保存在家里。1926年，两人这件事情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不久后，格拉里就不幸被捕入狱。摆在眼前的任务立刻变为恢复组织关系，安排流亡中心，与狱中的同志联系，所有分歧全都暂时放在了一边。

直到五十年代末党对斯大林时期进行反思时，安德烈亚才公布了格拉里格拉里最初的谴责与他自辩的回信，可争论最终结局始终没有公之于众。直到去世前不久，安德烈亚突然一改往日沉默，反复告诉亲近的朋友，自己准备死后将最后一封信公开。恩里科也听他说过好几次，但他并没怎么放在心上，安德烈亚立遗嘱时反复无常，今天确定的事情明天又改，始终没个定数。他似乎决心将某些秘密彻底带到地下去，现在正抓紧时间遴选一生所见所做的事，规定谁有资格被讲述，哪些关键证据又当永远销毁。

只是，意外比决定来的更快。

塔齐亚娜有条不紊地向每个人指出他们应当知道和带走的东西，他们又一起决定如何处置剩下的文件。搬运工人进进出出，将应当送入档案馆的资料抬上车，别墅门前车辆不断，接到电话的同志前来取走遗赠。恩里科最熟悉这个家，塔齐亚娜请求他们与自己一起找出那封信，将安德烈亚生前最牵挂的私事做个了结。

看着堆叠起来的箱子和摞在地上浩如烟海的书本，恩里科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这也太多了。”

塔齐亚娜叹了一口气，拍了拍手：“倒不用全部都找，这个家里也只有几个地方他平时不让我翻。”她扭头望向恩里科："只有书房，还有他平时工作后自己休息的那个房间....."

“那么我去卧室那边吧”恩里科抢先回应，话语里充满了恳切、好奇甚至一种虔诚——这是他在这个家里从未被允许踏入的地方，这里有太多从未传授的思考和秘密——而这一切由恩里科做最终的见证正合适，因为他有这个资格甚至使命。

塔齐亚娜望着他，感激地点点头，便回身跨步走向书房去了。

恩里科于是走入了这个从未踏足的地方。这里整洁、朴素，纤细的铁床架上床垫铺着洁白的被单。旁边是一张狭小的书桌，上面的字纸堆笼罩在静谧的日光之下。他扶着床单，轻轻地坐在床上，就像一个误闯的孩童。一扭头，便看见了格拉里的眼睛——原来这张肖像从书房挪到了卧室，挂在正对床脚的那面墙上；他的目光还是那样温柔，神情还是那么忧郁，凝望着每一个回应他目光的人。而或许他的朋友，每晚也在有生之年对着这双深沉的眼睛絮絮低语，不曾有一日中断。

书房那边，塔齐亚娜对着高墙一样沉默的书柜逐个摸索着“我们来找一下书柜第三个有锁的格子......”

打开锁后，塔齐亚娜不免有些失望，里面全是些承载私人回忆的小玩意——和朋友交换的明信片，跟老同学的信，他母亲的照片，阿尔多的成绩单……塔齐亚娜伸手扒开所有看起来不像信的东西，把每张纸纸翻过来倒过去检查，自言自语道“不应该啊…”

书柜上一个长方形的多联相框引起了她的注意，它正对着书桌，似乎对来宾的一种展示。这是安德烈亚在战后再次回到罗马时，路边小贩卖给他的手工纪念物。后来伴随着他进入了部长办公室的书架上，伴随着安德烈亚一起出席了几次采访和讲话。在部长生涯结束后，他也陪着安德烈亚回到了家里，仍然被摆在书柜上；只是不再和之前一样，那时有无数贪婪的记者争先要从其中解读到什么启示，在那之后它又变回一般家庭里无数被遗忘的旅游纪念物那样，静静地躺着。

塔齐亚娜将相框取下来，拂去了上面的灰尘，细细端详着。只见里面静静地躺着几张照片。在很多张与同志朋友的合照里，有一张就是塔齐亚娜，在是埃菲尔铁塔下，她穿着摩登艳丽的裙子，肩上裹着花纹繁复的丝巾，无忧无虑地笑着。

看到那张在巴黎的照片，她有些惊讶的笑了，“这是我去法国出差寄给他的。”底下还签着一行字：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一次巴黎？

突然地鼻子一酸“我一直想知道他把它们都放哪里了。”她轻咬着嘴唇，心里默念道。

五十年代初，当他们还在住在一起时，塔齐亚娜发现了安德烈亚开始学习拍照。他出生在电影刚刚诞生的时代，讨厌鬣狗一样记者的闪光灯，在非正式场合，有人想要拍他时，他总是摆过头去，将视线错开。现在，他却当起了拿相机的人，耐心的找角度和光线，记录日常生活的瞬间：塔齐亚娜在家里摆弄花草，她立在博物馆巨大的画前，她站在高处眺望着群山，拢住山风吹起的头发……

镜头就像他的眼睛，注视着她莞尔时勾起的嘴角，她无意闪过的目光，她沉思时蹙起的眉毛……“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脸么”？发现安德烈亚拍她时，她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跑到丈夫旁边，用手掩住镜头，“······等我摆个姿势，别浪费胶卷”。

那时，他怎么回答的？她有点记不得了。她只记得，安德烈亚总是一个人去见朋友，把那些照片一张张找人冲洗出来。最后在她欣赏那些模糊瞬间时，他总是静静地陪在身侧。

以前没有这个机会，他解释道。

相框里还有一张照片，那是在工厂大门口的合照。安德烈亚之前向妻子解释过这张照片的出处，这是占领运动时期拍的。他说，那时候拍照记录的都是大事；他有几个相簿，都是运动的记忆。严肃的合照里大家正襟危坐，看着镜头；但更多的还是那些从报纸上剪下的文字和模糊照片，关于左翼组织的游行示威，选举，暴力冲突，法西斯镇压的新闻，政权的污蔑……“我开始收集的时候，以为会多到变成一个百科全书一样的集子。但是最后你看，二十年的斗争，却都只在这里了。”他比划了一下，还没有半夜指节长。

谈论这些时，他脸上会浮现起一丝伤感的笑，感叹道，事后从外部看一场运动，总是会给人觉得一举一动都是决定性的瞬间，但其实谁又是一开始就准备好迎接伟大呢。大部分时候，人们也只是过着自己的日常生活，也犯蠢，开玩笑，莫名其妙的相爱。"要是能留下这一刻就好了"，他总是这样说。

安德烈亚的回忆让她觉得好奇，似乎逝去时代的回声，飘过历史崎岖的山谷，回荡到她的耳边。在她还是孩子时，法西斯政权就上台了。而当她长到对社会有意识时，是漫长的寄居生活，压抑的社会气氛，后来是跟随父亲长期出国流亡，背井离乡。那些过去的故事，是自己真正的身世出身，那个让自己成为自己所是的印记。

一墙之隔，恩里科手握着信纸发愣，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新的发现。就在刚刚，他按照塔齐亚娜的指示，找到了有两个保险箱的柜子。“上面那个是放证件的，开下面那个”于是他掀开红色绒布，输入密码，叠放整齐保存仔细的信封映入眼帘，其中有些已经泛黄。他小心拿出最上面的信，封面上显示着1913年夏天，来自卡蒂亚里；紧接着时间就跳到那年冬天，寄信人安德烈亚，寄出地点热那亚，收信人格拉里，收信地点都灵。恩里科心中一喜，他动作轻而迅速的挑起一封封书信，1914年，1915年，1916年，几乎没有，那时两人都还在都灵念书；1917年，1918年，通信数量陡增，安德烈亚去服兵役了；1921、22、23年，格拉里在在共产国际工作，远离意大利，他们两人显然有很多话要说……最下层，时间来到了1926年，恩里科抽出标有这个年份的信，几乎能确定他们寻找的东西就在这里。

空白封面，没有日期，没有发件人和收件人，没有地点。他们一定是托中间人带去的。他小心的揭开封盖，一张便签随着取出的纸飘落在地上，

“又：不要再做会让我后悔的事了。”

信里格拉里的严厉程度让他震惊，尽管他早已对可能的激烈争吵有心理准备。

“无法用纲领来团结党的无能之辈才会诉诸纯粹的纪律手段”“现实中的矛盾不会因为一个组织忽略了它就消失掉”“你没有去理解我的意思，我们支持多数派，可多数派的同志应当用说服，而非组织手段取得团结”……

如果说这些话都还在局限政治范围内，那么他对安德烈亚的批评就到了伤人的程度，甚至带着罕见的专横，“你的推理给我留下了阴沉、愚蠢的印象”“你现在简直不像一个共产党人。”（2）

几十年前写下的文字让他身临其境，仿佛自己正直面暴风骤雨般的愤怒。他只在书中瞥见过一眼的，另一个格拉里，现在显示出他的完整形象——与那个在记忆中笑着，在爱中被记住的人完全不同。他冷酷，严厉，真诚的令人毛骨悚然。

可那时他已经做了选择，没有必要今天再更改。

恩里科收拾起信纸，走进书房，“我找到了。”

她停止摆弄相框，将它放回书柜里，问道，“怎么样？”

“他们的分歧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大”说着，他将信递了过去。

越往下读，塔齐亚娜表情越发凝重。末了，她将纸往桌上一拍，重重叹了口气。“法国回来的托派该高兴了。又是一个‘格拉里和莱昂帕尔蒂的根本分歧’的证据。”

“他们无非是一群读书俱乐部里斤斤计较的书呆子而已，况且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嘴上这么说，他心里依然有隐隐的担忧，雷纳托那晚决然离去的背影又浮现在他心头。

“大家更关心今天的党”她安慰恩里科，也安慰着自己，“而且，现在年轻人间流行去工厂门口做调查，而不是读过去的路线之争。”

她又笑了笑，“人们说，‘党中央有分歧。这几年许多事情很多都并不尽人意‘其实人们能感觉到社会的新变化，可他们还是信任我们，会留下来。”

恩里科很早就进入中央，长久不在基层，塔齐亚娜的支持让恩里科安心不少。用过去隐射今天，前提是真的拥有今天。格拉里的书是党出版的，对他的宣传和记忆都是党书写的，他的党现在拥有半个社会，那么历史就是连续的，他的过去和今天就在这里。争执，不过是过程中的坎坷罢了。

“也是，这几年到处都是新的斗争需要关注和参与，谁会在乎以前那点事儿。”

“霸权问题啊，”她感慨道，“看来我们这儿也有格拉里的好学生。”

“哦，我还想起一件事，”恩里科敲了敲落款的‘1926’，“新闻报那些专栏记者写这段历史，就爱揪着这一个月时间不放。说什么‘两人间的沉默令人怀疑’‘这未完成对话是否隐藏着阴谋’‘格拉里从那时起就对他的政党彻底失望’之类的。这封信也是个很好的澄清。”

“的确，哪怕吵成这样，也比那些人瞎编的版本好。”她最终率先得出结论，“只是要研究一下怎么公开比较合适。”

他走到电话前，开始拨号，“我把剩下的同志叫过来。”

离葬礼结束几天了，到处都在收拾东西，人来人往的，客厅里的沙发椅子都被杂乱的推到墙边。唯独安德烈亚最喜欢的深绿色沙发呆在原地没挪动，落了一层薄灰。来访者们习惯性的环绕它围坐在一起，传阅这份信件。

所有人都看完后，恩里科首先发表了意见。尊重死者的遗愿，也为了党史研究需要，他认为可以公布这封信，只是方式要尽量低调。

年轻的罗桑达，党内左派的代表之一，在他说出‘低调’两个字以后就不耐烦了，恩里科话音刚落，她立刻出声表示反对，“让我们真诚点吧。别浪费这次讨论历史的机会。许多年轻人都希望党内更加民主。”为了缓和有些微妙的气氛，她又补充道，“再说，之前两封信都是单独公开在杂志上的。没头没尾的，不是有点尴尬吗？”

第一个出来支持她的，竟然是党内改良派的代表阿门多拉。“我们的确应当像那时一样，讨论党的未来了。尤其是民主化的问题，从七八年前开始，就有许多人关注了。”

恩里科有些烦躁，揉了揉眉心。在匈牙利事件后，阿门多拉好几次公开挑战安德烈亚的地位，质疑他的路线，党内有眼睛的人都知道，他要力推他的好学生纳波利塔诺继任总书记。那些动荡的时刻里，罗桑达才刚从米兰调上来，安德烈亚认可她的才华，常常把她带在身边。为了挫败党内右派的活动，恩里科还与她合作过，“在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秩序妥协上，他们的确走的太远了。而莱昂帕尔蒂，并不把议会里的人看成朋友。你也了解他的为人。”他这样劝说罗桑达。

她吸了口烟，眉头紧锁，良久，才用力将烟雾吐出，“我明白了。我也会向因格拉奥同志转达的。”

这两个对头，现在突然联合起来了，拿领袖的政治名誉，拿党的历史搞内斗。谁知道以后为了他们自己想要的未来，他们又会做什么。

他移开手，不赞同的望着罗桑达。你有自己的想法。可你不该把过去的事情和今天的事情扯在一起。

“我也认为党应当作出改变。开放和民主，倾听社会各界的意见，这是新的趋势。”说着，他话锋一转，“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

“莱昂帕尔蒂同志当然可以犯错误，可以被批评，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不相信个人神话……“

那把深绿色的椅子静静立在他们之间，它的空置比任何存在都更显眼。

“但我们不能假装不承认，他的形象代表着党的连续性。在这个挑战越来越多的时代，我们至少应该在某些方面保持稳定。”

说完，恩里科又轮流看了看两个反对者，他们都陷入思考。他重新把目光投向那把空椅子，他整场谈话围绕着它，又小心地绕开它。是否公布一份档案，公布在哪里，其实只是形式问题。安德烈亚在处理20年代的遗产、应对像卢卡那样的人时是多么得心应手，他大可以开放讨论。因为，没有人会尝试用一派的观点撕裂党、取代整个党。

可现在，这种团结又在哪里？

“你们刚刚找到了塞尔吉奥和他的私人通信，既然如此，把这封信放在通信集里一起出版，不好吗？这样就不会有人断章取义了。”

一个更为苍老的声音打破了沉默。令他惊讶的是，首先站出来赞成他的，是素来与安德烈亚有矛盾的翁贝托。“你们太紧张了。别看塞尔吉奥态度这么严厉，他怎么可能真的和党决裂。”他云淡风轻地转换话题，回到历史事件本身，“在监狱里，我问过塞尔吉奥，他们两人之间似乎有误会。但我可以保证，安德烈亚一直和所有人都保持着联系，我们都能收到外界的动向。”

“人总是变化的。”

副书记路易吉讲话态度温和，不急不徐。他一发话，在场所有人都不说话了，等待着。他们想知道，党内一般的意见究竟更加支持哪一方。

“我记得，当时党刚刚摆脱波尔迪加。塞尔吉奥对党内团结的捍卫，正是担心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分裂党。而安德烈亚是从国际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的。他们不是在谈论一件事情。或许这就是误会的来源。

但从1926年到1964年，许多年过去了。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党也与过去不同，我们对苏联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你们扪心自问，难道他真的无条件的顺从苏联人吗？”

他当然不是。

“可是，问题并不在于…”罗桑达想开口反驳，旁边的阿门多拉轻轻拉了她一下，把她的话堵回嘴里。他们当然都知道，苏联人只是个幌子。党里那些从不放弃暴力革命的人自称为斯大林派，从来都与安德烈亚不睦，许多人在几年前的清党中被彻底边缘化。他们已经从游戏中退出了，成为上个时代的遗物。现在重要的是党正参与建设一个新国家，甚至是这个政治构成盘根错节的共和国里最坚固的部分。

只是，如果党自己彻底放弃了自己的历史，它又怎么能代表经历甚至创造这段历史的人们？

最终，他们接受了翁贝托的折衷方案。首先公布安德烈亚在雅尔塔写下的政治遗嘱，其中有许多人期待已久的，与苏联人拉开距离的决定。而这封信件，则在整理完所有最新发现的书信后，加入新的格拉里作品集里。在彻底做出决定前，路易吉征询地望着塔齐亚娜，她毕竟是安德烈亚的遗孀。按照通行的规矩：处理财产应该经过遗孀点头。

“洛蒂同志，你认为……”

“我没有意见。一会儿我就让同志们把信搬到研究所去。”

不等路易吉说完，她就抢先答应了。没有犹豫，毫无保留。

讨论过程中，不止一个人询问卡米拉的意见，她却沉默不言，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与安德烈亚青年相识，知道他从不是一个绝对诚实的人，在向年轻人讲述过往时，他会略去一些细节，降低某些观点的强度，让往事变得更加单纯。这有时出于战略，有时只是出自真心。

可她是亲历者。她还记得更多的。那是内部和外部都充满了激烈的冲突时代，人们焦虑不安，同时有怀着必须夺取权力的决心，一天天往前走。党不是众望所归建立的，反而是经历过失败的痛苦，反思，和对反动的抵抗中建立的。他们一边对抗法西斯政权，一边艰难地向党推行新秩序派的路线。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几乎只有格拉里一个人在坚持，连安德烈亚都犹豫不决。

他们的关系，从未如安德烈亚所说的那样融洽。那些回忆，与其说回忆，不如说是生者对死者的执着哀思。

可是，大部分时候，她依旧体谅他的难处，保持着沉默。党需要它的领导人能连接起战前与战后两个时代——这是在红两年诞生的团体，那个法西斯统治下唯一的反对党，抵抗运动的核心，共和国的维护者。

确定好如何处置这封信以后，客人们陆陆续续走了。阿门多拉和罗桑达首先离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门口，外边还隐约传来罗桑达的抱怨，“……刚刚你怎么不和我一起站出来……”

党内的三个老人似乎都沉浸在对往事的思绪之中，他们毕竟真的见过格拉里，与他一起工作过，骤然得知这两个人有过如此巨大的分歧，不免有些感慨。路易吉手上事情太多，没过多久也起身告辞。恩里科陪他到门口，回头望了望小别墅，有些伤感，“以后这里要租给别人了吧”

“舍不得？”路易吉偏过头问他。

他点点头。又想起安德烈亚生前客厅里的热闹场景，想起他们曾经在这里讨论过国家大事，也在这里讨论过各自生活的往事，他是在这里成长起来的。

路易吉拍拍他的肩膀，“别担心，洛蒂要回来了。”

听到这个消息，他先是惊讶，又十分惊喜。上一次大选前，他发现塔齐亚娜也在地方交上来的候选名单里，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她毫无悬念的成为议员。那时，恩里科还不确定这究竟是安德烈亚的意思，还是她的愿望。现在看来，是她终于决定更进一步了。

他送走路易吉，再回这间屋子时，那种难以言喻的伤感已经淡了不少，安德烈亚去世了，但党还在。门铃响了，恩里科打开门，搬运的工人站在门口，“洛蒂同志说，还剩下一个保险箱，让我再来帮个忙。”

“进来吧。”他说。

塔齐亚娜循声而出，她连声感谢“辛苦了”，随后三人一起去书房，准备将保险箱弄走。

“你不准备先看看里面的内容吗？”恩里科问

她沉思了一会儿，有些为难地开口，“我不想显得太无情，但我刚刚看了看，他们真的写了很多，实在太多了……

而且，他写给我的东西，我当然可以想留下就留下，但他和格拉里的信……首先该是党的事。”

说话间，她推开了门，却下意识的后退了一步。房间里不知什么时候进了个人，正半跪在保险箱前看信。纸一片片落在地上，好像在他周围下了一场大雪。听见人声，那人转过头来，对大家笑了笑。

阿尔多回来了。

六年过去了，他似乎并未长大多少，依然像一棵发育不良的树，只是都灵的雨和雾使他变得更为苍白。阿尔多脚边叠放着两张画，正是曾经悬挂书房里和卧室里的肖像。见妈妈来了，他小心地站起来，跨过它们，站定在画前。地上，工厂灰红的背景在阳光下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

 面对久别的儿子，塔齐亚娜愣在原地，良久，才缓缓落下泪来。她快步走到儿子身边，双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怎么没长大呢？”

阿尔多轻声说，“妈妈。”

“你想回来了吗？”

他只是摇摇头，转身将画拿起，随后缩着身子，像条鱼一样从人群中穿过，消失在罗马炽热的阳光中。

几个月后，塔齐亚娜接到了研究所的同志的电话，他们十分为难的表示，有些东西需要她亲自过目，决定它们的去留。在发现26年的信之后，她对安德烈亚的任何政治秘密都有心理准备——处决异见者也好，对盟友下黑手也好，秘密交易也好——他曾经流亡过，领导过地下政党，在苏联呆过，想活下来就绝不可能清白无辜。

 她怀着忐忑的心情，打开了折起来的信纸，准备好面对黑暗的政治秘密。可是迎面而来的，是炽热的阳光。1913年，夏天，安德烈亚认识格拉里以后与他分开的第一个夏天。他回复格拉里寄去的问候，热烈地倾诉着思念之情。他毫无顾忌地谈论对朋友的崇拜，渴望能快点与他重逢。

“你不在，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小安德烈亚说。

她与安德烈亚相识时，他已经年近四十，总是显得沉稳镇定，因为被迫远离家乡，心中始终怀着忧郁。他的追求也十分内敛，主动付出，又从不索取回报，总是乐意安静地与她相伴。人们都说，他从年轻时起就这样，性格内向，善于保守秘密，必要时愤世嫉俗，对朋友们十分忠实。

这个评价里有一点是对的——他的保密工作的确做得不错。所有人都不够了解他。

整个青年时代，他们都这样在信中互诉衷肠，讨论家乡的生活，幻想未来，有时是天降横财的未来，有时是革命的未来……情人间的暗语、缠绵隐晦的挑逗包裹在政治计划之中，二者难舍难分。

这些内容如此直接的信，在战争之后就不再有了。她心里很清楚原因。世界变了，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不再公开谈论这些事情。他们开始为未来斗争，为斗争承担责任。

其它同志在一旁悄悄地看她反应，那目光里有对寡妇小心翼翼的怜悯，也有一丝警惕。她突然对此感到厌倦无比，他们在期待什么呢？一个妻子吗？

可是，格拉里是安德烈亚的领袖，也是她塔齐亚娜的领袖。

至少在她心中，他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段历史，一个传奇，是她的政党的源头。一段历史与她的丈夫有情，她不知道该作何反应，或许没人知道。

1938年，刚刚认识安德烈亚时，她喜欢听他聊起党和工人阶级还能公开活动的时代。法西斯前的生活，对她来说就像梦一样，只有几个虚无缥缈的童年记忆的片段。无数次，她努力想抓住它们，可那些火般的红旗只是海市蜃楼，她往前走一步，它们就退一步。

“那是什么感觉，活在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里，是什么感觉？”她追问着。

安德烈亚并未直接回答她，而是说，“我记得，占领时的某个晚上，塞尔吉奥站在工厂大门口，看着占领的工人生火取暖，火光印在他脸上……那种温暖的感觉，就是我对革命的记忆。”

多年后的今天，她又想起了那个场景，在黑暗中，两个青年人趋向唯一的亮光和热源。她的丈夫还不是政党领袖，他就跟在自己的朋友一步之后，专注地望着他。前方那个人得到了如此多的爱和怀念，多到好像他依然活在人世间。

可是，她怎么也看不清他的脸。

塔齐亚娜合上最后一张信纸，将桌上散落的信整理好。

“把这些给我吧。”她对研究所的同志说，“我来保管。以后或许会有合适的时间公布。”

（1）齐亚拉·瓦伦蒂尼《贝林格传》，为了情节需要有改写。

（2）这封信真实存在。文中内容部分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