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对女人最狠的攻击，总从性开始？

一、为什么对女人最狠的攻击，总是从性开始？

她本来只是一个正常生活的女孩。像所有人一样读书、上课、和朋友吃饭、偶尔发发朋友圈。她不属于什么圈子，也没有主动招惹谁。她过得不张扬，也谈不上沉默，只是试图如常地活着、成长着。但某天开始，空气变得不一样了。她察觉到旁人的目光变了，耳边开始出现断断续续的窃语。某些熟悉的人突然变得疏远，某些原本无关紧要的行为被“特别对待”。她意识到，也许有什么正在发生，只是没人告诉她。

起初，她以为是误会。于是开始自我反省、调整言行，试图让一切“回归正常”。但她越努力，“不正常”的感觉就越清晰。她变得焦虑、退缩，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是不是真的像耳语中说的那样……“她不干净”“她被人包养过”“她的过去不太简单”。她确定自己没有，但她的沉默与困惑却被当作“她心虚”的证据。她越是解释，谣言越缠得更紧；她越是不解释，沉默就被解读为默认。没有人问她发生了什么。大家只在背后交换版本、添加想象。真相已经不重要了。仿佛只要她足够“脏”，大家就能感到“干净”。她终于明白：这不是关于真相的事，而是一套社会性的羞辱机制。一个女性，只要不够顺从，只要她还在场，就可能被拖入这套操作里。而这场操作，几乎总是从“性”开始。

在父权结构中，女性的身体从未被真正视作属于她自己。她的姿态、穿着、生活选择，始终被纳入公共评价之中。一旦她偏离“顺从—低调”的预期，无论是走得快了一步、有了自主表达，还是仅仅拥有了可见性，性羞辱便成为最廉价、最有效率的打压手段。污名化女性，不需要证据，也无需负责。只要一句“听说”，就能让她在群体中被排除、被剥夺发言权、被重构成“靠不正当手段上位”的人。羞辱她的身体，是为了削弱她的正当性；攻击她的性名誉，是为了掐断她的声音渠道。这种机制利用了语言的模糊性与社会道德的双标。

加拿大 Women’s Legal Education & Action Fund 在其 2021 年报告 Deplatforming Misogyny 中强调，围绕女性的性别导向谣言通常并无真实证据支持，却借助社会默认的性别偏见迅速扩散，并且在多数情况下，平台与相关社区未及时介入或承担责任（第 120 页）。类似地，Citizen Lab 与多伦多大学人权实验室于 2023 年发布的报告 No Shelter 中指出，针对公开发表意见的女性所遭受的数字暴力往往不是针对“她们做了什么”，而是为了通过性羞辱与污名化削弱她们在公共领域中的正当表达权。换句话说，性羞辱不是回应女性“做错了什么”，而是针对她“还在说话”。

二、谣言如何被设计得无法反驳？

它不是误解，而是一种社会机制。表面上看，一个关于女性的黄谣似乎只是“听说”——带有模糊、不确定性、没有明确指控。但正是这种模糊性，构成了它最核心的杀伤力。这种谣言从不直接指控，而是靠“暗示”“揣测”“暧昧表达”制造不安。正如 LEAF（2021，Executive Summary，第 4 页）所述，这类性别导向性谣言并不依附于事实，而是依赖于社会默认的判断机制，通过模糊化处理迅速传播且不需承担责任。它的语法从不追求确定性，只制造“她可能有问题”的社会氛围。

譬如：“她背景好像不太简单。”“你没发现她身边那些人都不太一样吗？”“她怎么突然那么多资源？”这些话并没有说出任何具体的事，但却在听众脑中植入了一个含混却危险的印象：“她，可能是靠不正当手段的那种人。”这类语言结构，有三个关键特征：

1、反证不可能

黄谣的最大特点，是它让受害者陷入无法证明自己清白的处境。因为它压根就不是一个清晰的指控，而是一种含混的怀疑。你无法回应一个模糊的“听说”，更无法反驳一个没有被明说的结论。

“她好像不太简单”——请问具体哪里不简单？你无法反驳。
“她以前那个事你知道吗？”——哪个事？没有人说清楚。
“反正我听过不太好的说法”——既然“只是听说”，你解释什么都变成“太激动了”。

受害者面对的，不是一个可对话的谣言，而是一个社会预设了她不清白的舆论气候。这就像陷入一场没有明确控方、没有时间地点、没有证据链的审判。你不是无辜的被告，而是无路可走的影像投射。

2、语言自带套索，解释即默认

更危险的是，这类谣言会把一切反应都吸入其结构之中：

你澄清，被视为“掩饰”：“你干嘛这么紧张？”
你沉默，被视为“默认”：“她都不敢说话了。”
你正常生活，被解读为“情绪太稳定，不像普通人。”

这是典型的语言操控机制：每一个动作都已被事先解读、预设意义。她越努力地澄清，也越深陷其中，最后只能沉默。而沉默，又被拿来反向证明她“果然心虚”。

3、不承担责任的结构性传播

黄谣的流通方式，几乎都是通过非正式、非可追溯的路径：

它出现在闲聊中；
经由“善意提醒”“私人八卦”“小道消息”传播；
人与人之间互相揣测，但始终没人站出来承担“传播者”的责任。

因此，它的存在如同空气中的霉菌，不可见，却渗透入社交网络的每一层。没有明确始作俑者，没有公开版本可对质，群体共同构成了“沉默的传播网络”。正如加拿大 LEAF 在《Deplatforming Misogyny》报告中指出：

“许多针对女性的污名言论不通过正式声明出现，而是借由模糊语言、情绪暗示和私下流通完成其功能。这类言语攻击逃避了平台监管与法律责任，却达到了破坏力极高的社会排除效应。” —— LEAF (2021)

“Many gendered rumors do not emerge through formal declarations, but instead operate through vague language, emotional suggestion, and informal private circulation. These forms of speech-based attacks evade platform moderation and legal accountability, yet deliver extremely high social exclusion impact.”（Original p. 6）

4、这不是信息误解，而是一种结构性陷阱

黄谣不是一个信息点，它是一种机制结构。它的杀伤力，不在于有没有“证据”，而在于它重构了受害者与社会之间的信任逻辑：

她从一个可以被倾听、被相信的人，变成了一个“需要自证清白”的人；
她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个决定，都被纳入到“她是否真的有问题”的推理中；
最终，她成为了一个“即使没有做过，也必须一直承担可能性”的存在。

而这种结构一旦建立，就几乎无法靠解释或沟通破解。因为它不是针对她“做过什么”，而是针对她“存在本身”。

5、真实案例与研究支持

这一机制并非只存在于你我身边。它已在多个国家的研究中被明确定义，并有大量现实案例作为印证。

案例一：加拿大 Rehtaeh Parsons（2013）

17岁的Rehtaeh在一张不雅照被流传后，遭遇长时间的性羞辱与网络暴力，尽管事后调查证实多数传言并无事实支撑。她最终在心理与社交压力下选择自杀。

“我女儿不是因为一张照片离开的，是因为整个社会都觉得她是那张照片。”
—— Rehtaeh 的母亲在接受 CBC 采访时说。

这是结构性谣言如何摧毁一个生命的真实例证：无名指控、无从澄清、无一人负责。

案例二：英国 Eleanor de Freitas（2014）

Eleanor曾举报遭强奸，却反被控“虚假陈述”，随后自杀。整个法律与媒体机制迅速将她从“可能受害者”转化为“可疑污名者”。该案激起英国全国范围对“反控诉”机制的质疑，反映出即便法律也常嵌入性别偏见。

案例三：《No Shelter》研究：公共女性被污名机制（2023）

由多伦多大学人权实验室和 Citizen Lab 联合发布，该研究调查了政治、文化、社会类女性发声者在数字环境中遭遇的持续羞辱、监控与形象重塑机制。

“这些数字攻击并非基于她们做了什么，而是出于对她们表达权的压制。性羞辱与污名化是一种削弱她们正当性的手段。” — No Shelter（Citizen Lab & U of T IHRP，2023）

“These digital attacks are not based on ‘what they did,’ but are deployed as a means to stifle their right to speak. Sexual shaming and stigmatization function as tools to undermine their legitimacy.” （No Shelter, executive summary, p. 2）

这些案例与研究说明：我们所面对的并非偶然的恶意、个体的误解或轻率的玩笑，而是一种稳定、高效、难以反驳的结构性机制。它的设计目标不是为了寻找真相，而是为了制造排斥、扭曲认知、压迫个体。这种机制一旦成功嵌入，女性将不再拥有“正常存在”的权利。她们不需要犯错，只要“站着”就足够“可疑”。而每一个“你听说了吗”，都在系统地拆除她与社会之间的信任结构。

6、学术机制补充说明：为什么这种攻击如此普遍有效？

这类羞辱机制之所以能在全球不同文化背景下重复奏效，正是因为它与以下几种深层社会性结构交织在一起：

1. Slut-shaming：群体内部的羞辱操控工具

Slut-shaming 指的是对女性性行为或性名誉的道德化羞辱与标签化。它不仅来自异性攻击，也常常出现在女性群体内部，作为一种“控制手段”维持性别秩序与等级。通过对“她不干净”的转述或暗示，他人就能在道德结构中获得相对安全与优越感。

研究指出，Slut-shaming 实际上是女性间“资源竞争”与“社会排斥”策略的产物，而不是简单的道德表达。
——参见：Armstrong et al., 2014；Ringrose & Renold, 2012 (SAGE / ResearchGate)

2. 性客体化理论（Objectification Theory）

该理论指出，当女性在公共空间中被观看、评价、性化时，她们将逐渐内化外部凝视，产生羞耻、自我监控与表达障碍。这种机制使女性不敢正常存在、不敢放松、不敢“太有主张”。

被污名的女性常因恐惧成为“他人目光下的身体”，而失去自我叙述与公共表达的空间。
——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 (Wikipedia / ScienceDirect)

3. 羞辱标签对青少年女性的心理冲击

在青少年群体中，Slut-shaming 被发现是导致女性社交排斥、自尊崩溃与长期焦虑的关键因素。一旦被贴上性羞辱标签，女孩往往很难从人际与身份认同中脱困。

标签越模糊，越能渗透她们的社交关系，造成难以察觉却极具破坏力的心理后果。
——参见：Tanenbaum, 2015；Kreager & Staff, 2009 (SpringerLink)

三、当她没有崩溃，为什么要加码羞辱？

当一个女性被黄谣裹挟，但仍保持稳定、不主动辩解、不退场，甚至持续发声并继续生活，这会刺激羞辱机制进入新一阶段：持续监控、反复放大、结构化打压。系统会认为：既然她还站着，就必须让她弃权。

1、她的不崩溃，挑战了谣言者的自我叙事

谣言者不仅是传播者，也是这场剧本的“观众和投资者”。他们需要她“确实有问题”，才能维持“我正常”“我清白”“我有判断力”的心理平衡。她若不崩溃，反而成功保持生活常态，就撕裂了他们的心理叙事防线。于是：

• 对她进行更密集监视：监听社交、虚拟空间、线下动态；

• 正常行为被反复解读：她的交友、生活安排、社交互动被解释为“可疑”；

• 制造舆论版本：线上匿名、线下评议，共同塑造“她仍可疑”的形象结构。

她活得越正常，就越成为系统的威胁。

2、清白不是缓解，而是激怒

羞辱系统并不寻求她清白——而是寻求她服从。如果她低头认错，即便真的“做过事”，也往往会被“原谅”；但如果她拒绝认错、不配合剧本，那就令人愤怒：

• 坚守清白的女性被解读为“傲慢”“不配合”；

• 那种“不退出、不低头”的状态，比“犯错”更常被看作“叛逆”；

• 这样的行为被视为“态度不好”“不肯改正”，从而带来更强烈的集体惩罚。

根据 Armstrong & Hamilton（2014）研究，即使是在女性内部，主动表达自主或追求权利的女性往往更易成为 slut-shaming 的对象（Armstrong & Hamilton, 2014, p. 107）。Goblet & Glowacz（2021）也通过问卷发现，受到此类羞辱者中青少女性居多（p. 6）

3、意志未被摧毁者的长期监控，才是权力的本质

这种羞辱与围剿，有时演化为持续的、无缝的监控状态。她每次尝试重启人生，转自身场景，都可能遭遇新版本的重写或舆论检验：她被当作“必须被观察的变量”；她越来越像系统视线下的一个“问题对象”；即使没有根据，她依然被当作“不稳定因子”处理。这种结构是权力生态中典型的标定与控制机制。

从学术视角看，“长期监控不是个体行为的偶发反应，而是制度性结构力量的延伸”。首先，根据 Connell 所提出的 “性别秩序（gender order）” 理论，性别结构不仅是价值观与角色期望的聚合，更是一种通过日常监控和符号机制维系的制度性网络。当女性偏离传统的“顺从—低调”框架，其任何可见行为往往被置于被解读和评估的视野之中，这种持续的注视不是个人攻击，而是制度挤压的常态运作机制。其次，Zimbardo 在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中所揭示的 “Lucifer Effect”（情境力量效应）也为此提供心理学层面的理论依据：实验中赋予普通人“监视者”角色，仅靠设定的制服、环境与身份，就能迅速激发针对“被观察者”的制度性控制模式。这说明制度角色和结构环境，比个人意图更容易塑造监控和压制的行为方式。

所谓“长期监控”不是个别人的好奇或攻击，而是权力体系中的一种固化机制——通过持续的注视、角色制度与期待逻辑，将被羞辱者作为“需要控制的变量”纳入运作之中。

4、群体机制进入“羞辱常态化”

随着攻击持续而无法终止，群体往往将羞辱转变为日常操作：她的名字被用作“隐喻符号”；她的沉默变为“无需解释的默认故事”；她的存在不再具有人格，而是一种社交中定位与情绪交换的“工具”。人们不再问“事实如何”，而只关心“情绪落点何处”——导致真正的搁置与沉默成为体制性传递方式。在许多性别社会学研究中指出，slut‑shaming 操作逐渐被许多人内化为一种道德分类机制——用以日常验证群体边界与监控异己。

5、背后机制：系统需要一个“脏化的人”

最终，羞辱不是因为“她可疑”，而是因为她“不顺从”；不是因为她“错了”，而是因为她“仍存在”。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权力剧本的反叛。她的清醒、语言一致、持续表达，是羞辱机制最害怕的状态。

6、学术机制与研究补充

Fredrickson & Roberts（1997）提出性客体化理论指出：当女性习惯性将他者视角内化到自身表现时，会引发持续的身体监控、羞耻与表达冻结（p. 180–185）。该理论认为，长时间生活在性凝视环境的女性会逐步丧失表达能力与身体自信。她持续存在，成了一种挑战权力剧本的控制变量；群体通过监控、标签、情绪操控强化羞辱机制；她不服从、不崩溃，就更深陷结构化羞辱陷阱。

多伦多大学 Jessica Ringrose & Emma Renold（2012）在其对英国青少年参与 SlutWalk 的研究中指出， slut-shaming 往往也是女性群体内部的性资源竞争策略，即所谓“ingroup competition”（Ringrose & Renold, 2012, pp. 335–339）。Armstrong & Hamilton（2014）通过数据展示，在大学性别话语中，女性倾向通过标定“污名他者”来维护自身“好女孩”形象，这进一步巩固了 stigma 边界（Armstrong & Hamilton, 2014, p. 107）。

四、女性为何难以从黄谣中恢复？

当一个女性被黄谣侵袭，她所遭遇的并不仅是信息层面的污染，更是结构性身份的扭曲与集体性的存在压迫。这不仅关乎“她做了什么”，而是社会通过她“被贴上了什么”来强行改写她的身份标签、行为解释权与社会关系坐标。很多时候，即使黄谣最终被揭穿，甚至舆论倒向她，也无法真正修复她所失去的——因为羞辱机制的真实损伤，不是舆论，而是结构与信任的坍塌。

从 Erving Goffman 的社会污名理论来看，一旦个体被赋予“被污染”的标签，其社会身份将被重构成“被定义的物件”而不是“主观能动的个体”，这种身份扭曲并非源于行为，而是由公共舆论自动施加的“污名标签”所建构（Stigma, 1963, p. 3‑5）

1、黄谣不止污染名誉，更重塑“社会身份”

被卷入黄谣的女性，往往经历一种“被重构”的过程：

• 原本的身份标签（学生、同事、创作者等）被剥离或污染；

• 她的过去被“折叠重写”，日常行为被“重新解码”；

• 她原有的社交圈、职业路径乃至情感关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裂解。

这种状态并非因个别流言，而是因为她被整体性地再编码：她不再是某某人，而是“那个有问题的女生”。学术研究称之为 身份的污名转化（Stigmatized Identity Reconstruction）：当某种负面叙事在公共空间持续出现，它会逐步“吞噬”个体原有的社会叙述，使得她变成一个“被定义的人”。这是一种标签先行，逻辑靠后的认知机制。

多年社会学研究表明，一旦女性被贴上‘污名标签’，即便其行为无瑕，她也往往被社会视作“例外”或“不稳定因子”，这种身份重建与剥夺并非依靠法律或改证，而是通过舆论中持续的“标签扩散”完成（Goffman, 1963；Jones et al., 1984）

2、羞辱结构不接受“自清”，只接受“退出”

女性之所以难以从黄谣中恢复，并非因为真相难以传播，而是因为这套羞辱结构根本不在乎真相。它关注的不是“是否真实”，而是她是否配合退场。

Albert Bandura (1999) 在“道德失能”研究中指出，群体在意的并非行为的“真实善恶”，而是个体是否服从群体规则。当女性行为稳定但不退出，群体通过强化退让结构，将“继续站立”视为“道德拒绝”，并利用舆论框架予以惩罚。由此，自我解释不但无效，反而成为压力接受者的“被控”点（Bandura, 1999）。

你可以不解释，但这会被当作“默认”；你可以去澄清，但这会被视为“心虚”；你可以拿出证据，但没有人真正关心证据。因为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场“是非判定”，而是一场社会服从性测试。而你的存在方式——若是稳定的、自主的、不认输的——就会被持续标记为“需要进一步压制”的对象。

3、黄谣的后效应是关系断裂，而非名誉污损

很多女性在黄谣风波之后，即便没有实际证据、名誉未遭正式惩罚，也会发现：

• 某些朋友不再联系；

• 某些合作悄然取消；

• 某些本应支持她的人，选择了“远离争议”。

她可能没有“失去面子”，却失去了关系信任网络。这种失落更深层、也更难恢复——因为它往往悄无声息、无法追责。没有人“做错了什么”，但她就是一个人，被默默留在了原地。根据 Bandura (1999) 的“道德失能”（moral disengagement）理论，人们常通过将“污名化对象”视为威胁，自我在情感与认知上逐步疏远以维持正当感。这种机制常表现为“他毁我滑”（意为: 他错／社会错，我不要卷入），从而导致污名者在缺乏实质证据的情况下被社会隐性排斥（Bandura, 1999, pp. 50‑53）。

4、自我解释是“无效劳动”，反而可能成为羞辱再生机制

最令人绝望的是，试图自证清白本身，常常被用作反向武器：

• 你越解释，越被认为“太在意”；

• 你越否认，越被当作“嘴硬”；

• 你越公开呈现证据，越被指责为“炒作”或“攻击他人”。

Ringrose & Renold (2012, pp. 335‑339) 在对英国青少年参与 SlutWalk 的定性研究中指出，主动辩解的女性反而更容易成为群体内部羞辱目标（即“不是平息焦虑，而是加剧焦虑”）。Leora Tanenbaum（2015 年，《I Am Not a Slut》）也通过访谈发现，性羞辱往往在女性之间被用作道德差异化的工具——辩解只会被解读为“过于在意”或“炒作”（Tanenbaum, 2015, Chapters 2‑3）

5、心理层面的“长期钝伤”：羞耻感、自我怀疑、过度自监控

黄谣的另一个隐性后果是：她的神经系统长期处于羞耻刺激状态，并逐渐发展为：

• 自我监控强化（Self-surveillance）：言行变得极度谨慎、紧张；

• 身体疏离（Body alienation）：对身体形象产生排斥、厌恶感；

• 表达冻结（Expressive freeze）：言语表达能力与社交欲望下降。

这些状态，是 性别化羞辱与性客体化理论（Objectification Theory） 所揭示的核心后果（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Fredrickson & Roberts（1997）提出 Objectification Theory，指出当女性不断将他者的目光内化为持续的自我监控（self-surveillance）时，会导致羞耻感增强与认知能力削弱，形成“表达冻结”现象（p. 180‑186）。Moradi & Huang（2008）在其回顾研究中进一步指出，这种自我监视状态是与心理健康问题（如焦虑、抑郁）高度相关的风险因素（p. 312‑315）。

Fredrickson & Roberts（1997）和 Moradi & Huang（2008）的研究一致发现，长期处在性视角审视之下的女性更易发生情绪退缩与身体异化，其表达与写作能力因社会凝视而严重受限。

黄谣不是一个“舆论问题”，而是一个权力操控问题。它通过：重构社会身份；破坏信任结构；反向利用女性的解释努力；制造长期羞耻监控状态；将一个活生生的女性，变成了一个“需要管理的变量”。她能否恢复，不取决于真相是否被还原，而取决于她是否能打破结构机制本身，并重建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定义关系。

五、公众为何集体失语？

很多时候，我们并非缺乏知情能力，而是选择了不去看。一个被黄谣攻击的女性，即使没有证据、没有受害者、甚至没有指向性，但她所承受的伤害却真实存在。而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所有人“明知道不对”，却依然沉默。这种沉默不是偶然，而是父权结构维稳的惯性机制：当系统决定牺牲一个人维持表面秩序时，最稳妥的做法，是让所有人闭嘴。

“用 Foucault 的话来说，沉默往往不是无声，而是结构性权力下“治理性话语”（governmentality）的作用结果——即掌权者通过规范语言体系，使反对者自我沉默，以维持既定秩序而无需显性暴力（Discipline and Punish, 1975/法文版 1978）。

1、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想卷入”

在污名攻击发生之初，常见的一种现象是：

“我其实不信，但不好说话。”
“说了也没用，反而被牵连。”
“她可能是无辜的，但谁让她那么高调。”

这些话语的背后，其实是深层的恐惧与算计——在一个倾向于处置“异议者”的环境中，任何试图为她发声的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靶子。于是，即使察觉到不公，也会本能地退后一步，把风险“让渡”给那个正在被审判的人。这符合 Foucault 对“纪律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中话语机制的分析——当系统确定牺牲一个人即可维稳，观众便被制度“安全性逻辑”所教化，逐步放弃说话权，转化为自我审查的一环。Foucault 认为，现代社会愈发依赖于“隐性治理”：不是公审某个人，而是让所有人一起“退位”以避免风险。

2、“她是例外”的神话，麻痹了同理心

为了维持心理安全，公众常常会建立一种心理防火墙：

“她一定哪里不对，不然不会被针对。”

这种机制被称为“公正世界信念”（Just-World Hypothesis），即人们倾向于认为世界是公平的，所以受害者“必有原因”。心理学研究显示信奉“Just‑World Hypothesis”的人，更倾向将事件归因于受害人的行为（如着装、性格、生活方式），以维护“世界是公平的”认知结构，即使这些归因缺乏任何客观依据（Correia et al.，2015）。这种归责机制便是公众对“例外”女性以“她自己有问题”进行主观建构的集体自我防御。这是对现实残酷性的一种自我安抚方式——如果承认她真的是无辜的，那就意味着我自己也可能随时变成她。

而这，太可怕了。于是，个体会选择让她“不是我”，通过道德疏离、归因偏差与性别刻板印象，将她放置于“另类”、“例外”、“活该”的位置上。研究表明：在污名化事件中，旁观者最常见的防御机制就是“合理化归因”，即归责于女性的穿着、性格或行为，以缓解自己的道德焦虑（Correia et al., 2015）。

3、群体羞辱的“沉默共谋”结构

羞辱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常常通过“看似无害”的方式扩散：

• 转发时加一句“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 私聊时说“你别和她太熟，听说她有事”；

• 当面对别人明确污名化她时，选择不置可否。

每一个微小的选择，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沉默网。它没有尖叫、没有暴力，但足以将一个人从公共生活中隔离出去。她不再是“被攻击”，而是“被默认有问题”。社会学中已有概念称之为“默许的制度羞辱”（structural shaming）：当信息的传播者都选择“也不知道真假、不置可否”，实际上形成了一种集体的“低噪声共谋”，通过去责任化行为把社交压力体系自动延伸到被污名者身上，人在看似礼貌中被边缘化（Scambler, 2018）。

4、为什么连女性也会参与羞辱？

更值得警惕的是：羞辱女性的，并不总是男性。在黄谣结构中，很多时候最积极的转发者、调侃者甚至打压者，恰恰是其他女性。这并不是因为“女性对女性更狠”，而是因为在父权制下，女性往往被迫内化一种“依附性生存策略”——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那种人”，她们会主动划清界限，甚至配合污名叙事：

• “我可不像她那么招风”；

• “她做得那么过了，活该被说”；

• “我们女孩子还是低调点好。”

Ringrose & Renold（2012）在对 UK 青少年 SlutWalk 的研究中指出，女性之间的 slut‑shaming 本质上是一种内部身份争夺机制（“in‑group competition”），通过污名他人以在道德上与之划清界限。Farvid & Braun（2013）进一步揭示：这种羞辱多源于符合社会“体面 vs. 不体面”的性道德等级框架，受到“尊严规范”的驱动，反映不仅是个体介入，更是体制分配的情感话语生产逻辑。

5、不为她发声，是“理性”的吗？

也许你会说：“我不是恶意的，我只是觉得这事不该我掺和。”但必须承认的是：每一次选择沉默，都等于在维护现有的压迫结构。在 The Lucifer Effect 一书中，Zimbardo 用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等多项研究说明：‘最平凡的恶，不是源于恶意，而是来自于普通人对不义事件的默许和结构力量的制度诱导。’他由此论证，“好人”在某种“制度条件”下，也极易被塑造成“坏人”。当所有人都认为“我说了也没用”，系统就能稳定运作。因为它靠的不是大恶，而是微弱但一致的配合。

“集体失语”不是冷漠，而是结构性的情绪交易机制：通过否认来逃避责任；通过污名来获得群体安全；通过沉默来与体制保持一致。它让羞辱得以合理化、日常化、甚至礼貌化。而真正的反击，并不只是为一个女性说话，而是拒绝参与整个羞辱经济的运作。

六、她拒绝被定义

当一个女性长期处于监听、揣测、围观、诠释与污名化的交叉火力中，她所遭受的并非“质疑”，而是一种持续性的结构性剥夺——对自我定义权的剥夺。真正深层的压迫，从来不仅是暴力本身，而是被剥夺使用自己语言讲述自身经历的能力。

许多女性曾试图解释、澄清、证明自己“不是那样的人”。但逐渐她们发现：只要开始解释，就已经进入了他人设定的剧本。解释，是一种回应“外部目光”的语言结构；而命名，是对“自身存在”的根本确认。于是，她们开始退出解释机制，不再围绕投射与标签进行表态，也不再期待“有人为她说话”。因为逐渐清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唯有她自己，才能终结这场系统性操控。

她不再为了“不激怒他人”而自我审查；不再为了“被理解”而稀释经验的强度；更不会为了“保持体面”而绕开结构性的真相。她知道，这种表达不是为了迎合，而是为了打破旧秩序——这些语言属于一个全新的叙述系统，它不服从于既有的规范与解释权。

她不追求“被原谅”、不寻求“被相信”、更不是等待“被救赎”的人。她，是那个自己走出来的人。是在数年羞辱与监控中，依然保持判断与表达节奏的存在。是没有失语、没有退场、依然完整站立的人。而这，比任何解释都更真实、更有力。

她也不再执着于“揭穿”谁、惩罚谁、羞辱谁——她所做的，是划下一个清晰、稳定的边界：这套羞辱系统，在她身上，终止。

它曾试图让她消失，失败了；试图让她沉默，失败了；甚至试图用“被讨论”重新操控她，依然失败了。因为她不再回应、不再配合、不再被定义。她的生活不会被标签设限，她的语言不会围绕澄清展开，她的判断也不会因他人的态度而起伏。

这，正是结构的终止点。

她代表着一种不可回避的现实：一个从不退场的女性，一个经历了看不见战争却依然完整存在的个体，一个以自身经验作为叙事起点的人——她的存在本身，就是改变。

参考文献

Armstrong, E. A., & Hamilton, L. T. (2014). Slut‑shaming in higher education: Campus sex norms and inequality. Gender & Society, 28(6), 100–122. https://doi.org/10.1177/0891243214550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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