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Cannot Breathe：两个世界的窒息时刻

一、沙漠的夜风

那是突尼斯南部的夜。风从撒哈拉吹来，沙子在篝火旁轻轻打着旋。我们围坐在帐篷外，喝着过甜的薄荷茶，听向导讲柏柏尔人的故事。那对来自里昂的法国恋人坐在我身边。女孩忽然转向我，说：“We cannot breathe。”我一时没听懂，以为她是被风沙呛到了。她摇了摇头：“不是空气，是生活。我们交太多税了，什么都被政府拿走。”她说得并不夸张，在法国，中产的税负常常高到让人透不过气。我问他们是否喜欢马克龙。女孩笑了笑，说：“谁会喜欢他？我们换了好几任总理，可生活只会更紧。”篝火噼啪作响，他们相视而笑，那笑里藏着疲惫。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那句“We cannot breathe”，并不是浪漫的比喻，而是某种社会真相的溢出。

二、沙漠里的自由

那几天的旅行很愉快。白天我们穿越废墟和橄榄树林，夜里看星星、喝酒、跳舞。那对法国恋人完全放松了：在街头遇见音乐，他们就牵起手跟当地人一起跳；有一次他把她抱起来转圈，两个人在沙地上摔倒，笑得像孩子。也许这趟旅行对他们来说，不只是度假，而是一种逃离——逃离法国的税单、账本和每月的房贷账单。他们在突尼斯是自由的，在法国，他们要为制度付出几乎全部的呼吸。

三、法国的中产

法国是欧洲社会福利体系的典型代表——全民医保、退休金、失业补贴、托儿金、住房津贴，看似人人受惠，但真正为这些体系提供燃料的，恰恰是中产阶级。他们既不是最富的人，也不是最穷的人。上层可以通过投资和公司架构来避税，下层享受福利补贴，而中产被锁在一个“收入刚好太高、福利刚好拿不到”的区间。在法国，年收入超过7.8万欧元就进入41%的高税档，之后还要缴交社保、医疗保险、退休金——这部分费用并不轻。以一个中产家庭为例，若年收入10万欧元，实际到手也许只剩下5万多。生活在巴黎这样的城市，房租、交通、孩子教育支出再减去一半，他们的“富裕”只存在账面上。那晚她对我说：“We work, we pay, always pay.”她不是在抱怨，而是在陈述一种被结构化的疲惫。

四、中国的另一种压力

我告诉她，在中国，情况看起来不一样，但其实也差不多。在中国，大多数人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并不是因为税低，而是因为收入本身不高。真正达到纳税标准的人，可能不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但这并不代表生活轻松。那些有稳定工作的白领、公务员、医生、老师，每月都要缴社保、医保、公积金。对自由职业者来说，这些支出更是沉重——社保缴费往往接近收入的三分之一。很多人选择不交，因为他们觉得 “看不到未来的回报” 。同时，中国的养老体系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老龄化速度太快，退休人口越来越多，能够持续缴费的人越来越少。于是，这种压力就转嫁到仍在工作的群体身上。他们不是在交40%的税，但他们也在被 “时间和责任” 榨干。

五、医疗的镜像

那位法国女孩告诉我，在法国，看病不用担心钱，但要排两个月才能见到皮肤科医生。我告诉她，在中国，情况几乎相反——你也许不需要排那么久，但要自己承担更多的费用。中国的医疗体系在效率上无可否认地强大。很多城市的大医院诊疗流程紧凑，从挂号到手术，有时只需几天。药物的报销比例也在逐步提高——部分群体的报销比例能达到90%以上。对有医保的人来说，买药和就医的成本不算高；哪怕普通人走进药店，很多常用药价格便宜得惊人。我在法国旅行时，为了买一瓶普通的眼药水，花了十几欧元，折算近百人民币。而在中国，同样的药十块钱就能解决。那一刻我才意识到， “便宜” 也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安全感。但医疗的公平始终不完全。对于没有医保、没有稳定工作的那一群人，一场病足以打碎他们全部的积蓄。于是，法国的人被时间困住，中国的人被成本压住。一个窒息在漫长的等待里，一个窒息在账单里。

六、制度的温度

无论在巴黎还是在北京，真正让人喘不过气的，或许都不是金钱，而是制度的逻辑。制度原本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好，但当它变得庞大、复杂、昂贵，它就开始消耗个体的空间。在法国，平等是一种信仰，中产成了信仰的代价。在中国，效率是一种信仰，中产成了效率的燃料。他们都在支撑社会，却都在失去喘息。富人可以全球配置，穷人有政策兜底，唯独中产，既不能逃，又不被救。他们努力维持体面，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时间、责任和账单一点点压紧。

七、离别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比卡绿洲。那天风很大，棕榈叶在沙丘上掀起一层金色的浪。女孩拿着一瓶薄荷汽水，对我笑着说：“也许我们该搬去一个便宜的地方。” 语气像玩笑，可我知道那不是玩笑。她想逃离的不是法国，也不是生活，而是那种被制度包裹的窒息。我站在风里，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沙丘尽头，忽然想到，也许全世界的人都在为同一个问题挣扎——怎样在现代生活中，找到能自由呼吸的一口气。

八、结语

“我们不能呼吸” ，他们说的或许是法国，但我听到的，是整个时代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