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运动36周年,大陆学生的麻木令我下定决心来揭露这一切!

笔者飞鱼
·
·
IPFS

引子

今年的六四纪念,就连香港,都没有举行,更不用说了大陆了。在有意的掩盖下,新一代的学生们完全不知道这一切,知晓的人们也如同将脑袋伸进沙堆里的鸵鸟。中学应该是一个青年思想觉醒的好时机,但是在这里大多数学生对此毫无在意,都甘于被压在那几乎称得上反人类的教育机制下,在百忙之中沉迷于信息茧房和奶头乐。我自己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身世,家庭背景等)我并没有当代大陆学生普遍拥有的那种麻木。6月4日那天,学校正常的上课,老师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而学生更不用说了,看到他们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感受到了他们发自心底的无知与麻木,这种麻木仿佛如同被控制的舆论套在他们心中的枷锁一样,冷漠如坚冰,好似无论做什么努力都无法动摇似的。我自大地以为自己体会到了当年鲁迅先生的感受,那种看着影片中中国人围观自己同胞被杀害而喝彩的悲凉,开始涌入我的心头。我固然也是无知的,没有鲁迅先生的那般睿智,但是那发自内心的正义感,却驱使着我去做些什么,即使我的文笔如此拙劣,我的经验如此浅薄,我还是去应该做些努力的。也许这只是年少的一时激愤,但这一时的激愤也是有深远的来由的,长此以往的压迫与这一次的导火索,都促使着我开始这一事业。作为一名粗略了解历史的人,那种使命感告诉我,一定要将此事业进行下去,因为这样无比正义。

我的背景

我出生在香港,有一个富足的资产阶级家庭,家里较开明的氛围助长了我反骨的性格,这种性格固然算不上优点,很多时候还会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在后来的学习时光里我带着这种反骨的性格在中国迂腐又严苛的教育体制下产生过许多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要是常人,必定会随波逐流,慢慢的将自己的棱角打磨地圆滑,但是我并没有屈服于这种我厌恶的体制。后来,我开明地父母带着我周游西方列国,我的见识与眼界因此增长了不少,通过各类途径,我获得了外界的信息,特别是那些被中共有意掩盖的真相令我无比震惊,那些原本令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压迫与暴行开始在变得越发刺眼。我越发不理解同学们普遍的不管不顾,仿佛这一切都与他们无关似的。后来我发现我的同学中也是有保持着热情的人的,他们只占很小一部分,由于与我类似的原因,他们也有着同样的想法。但是悲催的是,在如此封闭的体制下,任何与中共有丝毫不统一的想法都是不允许被讨论的,即使只是非正式的口头上的讨论,这使我在班上被孤立,不受人理解(除了一两个交好的学生外)。初中结束后,我经历了残酷的中考,通过过度透支自己的力气取得了“打败”90%同龄学生的成绩,成功地进入了一所重点高中,而高考的压力也迎头砸来,其实我并不需要参加高考来获取上大陆大学的资格的,中共为在大陆的港澳台学子安排了更人性化的联考,但是我仍决定继续留在这所高中里,同时参加高考与联考。留在高中不仅是父母的决定,也是我历练自己的绝佳时期,使我能感同身受地体会到这错误的体制如何运用军事化管理等方法,一点一点剥去学生们的个性,令他们成为麻木冷漠地傀儡的。经过几年的亲身体会,我决定开始写这篇文章,讲述大陆反人类的教育体制对未成年人在精神上与肉体上的残酷迫害,我会利用许多亲身经历或者在其他学校发生过的事情使这种罪行无可辩驳地被展现出来。


第一章:时间的奴隶

六年多来,我在中国封闭式军事化管理的学校中经历了许多非人制度的折磨,其中对人伤害最大的,非时间管理制度莫属。中国高中的时间管理制度不合理之处体现在“全日制”的学习和“军事化”的管理上。不仅仅是我所在的高中,中国大陆所有的中学都奉行着这一套时间管理制度,这种制度阻碍学生休息,剥夺青年们宝贵的睡眠。举个具体的例子,虽然我所处的是一所南方沿海地区的高中,相对于某些北方内陆的情况,我所在的中学还算的上是“开明”,对于睡眠时间的安排学校要求全校学生宿舍在每天早上6点统一开灯(由统一电闸控制的灯,每个宿舍都有),而每天晚上十点半才允许学生离开灯火通明的教室。事实上学生们真正睡眠的时间比这些学校规定的时间更少,仔细看一看这些时间安排就会发现端倪。首先,学校虽然要求早上六点钟开灯,这只是一个最晚的起床时间,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在统一开电后那刺眼的大灯的光亮下继续保持睡眠。但事实上,学校要求6点50点之前到达教室,这便意味着,学生们需要在起床后洗漱加上用餐的时间和中途赶路的时间被压缩在了短短的不到30分钟的时间里,而晚上的时间要求虽是十点半结束晚自习,但若加上学生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洗漱的时间,学生们晚上开始睡觉的时间被推到了十一点半往后。如此计算下来,一所在中国算得上开明的学校,学生们晚上的平均睡眠时间至多不会超过六个半小时,而且这些计算都是建立在学生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当天硬性要求的学习功课的前提下的,而往往,由于老师布置的超量功课作业,学生有时并不能按时完成,所以只能利用原本的睡眠时间去补多出的作业,这又使原本珍稀的睡眠时间被进一步压缩。更令人悲伤的是上述的计算仅仅基于一所较开明的中国高中,在中国广阔的内陆地区,包括“山河四省”(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数以百万的学生们,他们所在的高度军事化管理学校里,对于睡眠时间的安排会更少上一筹。睡眠对于所有人都是不可或缺的,更不必说对于正值12到17岁的未成年人,在这种高压的睡眠时间安排下,处于发育最佳时期学生们会因此受到不可挽回的伤害,肉体上的折磨会随着时间逐渐影响到学生们尚未成长的心灵,对于部分学生,失眠会导致他们在白天持续处于一种浑浑噩噩,半睡半醒的状态,这种状态使他们完成学习功课的效率更加的地下,进一步导致功课无法按时完成进入恶性循环。长此以往,睡眠时间的不足往往会演变为心理疾病,创造力,记忆力大幅度下降。而严重的焦虑是几乎不可避免的,有些学生变得抑郁、情绪失控、愤怒。一些原本性格外向、活泼的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变得沉默寡言、神情麻木,甚至对自己和世界彻底失去了兴趣。更严重的,是那些在心理上濒临崩溃边缘的学生,他们常常独自承受巨大的精神痛苦,夜晚无法入眠,白天勉强维持体面,而内心却早已千疮百孔。近年来屡见不鲜的学生自伤、自残、甚至自杀事件,其背后往往有一个共同点——都被睡眠被系统性地压榨。

除开不合理的睡眠时间安排制度,紧随其后的便是繁重的功课安排与作业,这一点,同样也是中国大陆中学普遍具备的。对比劳动法规定中每天工作8小时的工人们,我们学习的时间远不只这一点点。又是以我所在中国南方地区的“开明”高中为例。先看纸面上的时间规定,每天早晨8点开始上第一节课,中午12点10分允许学生离开教学楼,下午2点半开始上第一节课,然后五点允许学生离开教学楼。仅仅从这纸面上来看,中国中学生似乎在学业上还算得上“轻松”仅仅是6到7个小时的学习时间。但事实并非如此,晚自习在中国中学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往往是硬性要求参与的,在晚自习期间学生不能离开自己的课桌不能交流,同时老师也会留在教室内,其实和白天上课的状态并无太大的区别。我所在的高中要求学生6点50分到教室,一直晚自习到22点半才允许学生回到宿舍。加上这3个多小时,时间就达到10多个小时,但是还远不于此。虽然规定早上8点钟开始上课,但实际上,早读在中国高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早读期间,学生不能离开自己的座位,不能交流,老师也会在课室里讲课,其实与上课无异。于是加上早读与晚读,中国学生们的硬性要求的学习时间便达到了12个小时以上,而且这仅仅是最低的标准,在许多内陆地区,数以万计学生的硬性要求的学习时长普遍达到14个小时以上。同时在这每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学习时间里,学生的每分每秒都是被填满了的。在这些时间里学生们不能离开占地不到1.5平方米的课桌,大多数时间不能发出与课堂无关的声音,手上几乎都一直握着笔。为什么时间如此“宽裕”学生还如此繁忙呢?那都得益于老师们布置的超量的作业任务。这些作业任务,普遍拥有这两个特点,大量且低效。对于文科作业,往往是对于课本中那些从历史遗弃的废纸堆挖出来的古文的背诵与抄写,而且是不讲求理解的抄写,不是为了培养人文素养陶冶情操,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应付中高考的一道每年都会照例出现的古文默写题目,为了得到那8分。而对于那些原本就不多的课本上的优质文章,都以考试不会涉及为理由一一跳过。对于数学,物理,化学之类的理科作业,与其称之为功课倒不如称之为一种智力解密,不讨论科学的本质与其内涵的逻辑,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也都不会也不想关注这些本质,而原因也一样,中高考的题目并不涉及这些,而只在乎各种题型的巧思与变化。所以相应的,理科的作业也是如此,注重探究历史题型的变化,不在乎根本,只总结各类做题与巧算技巧,然后再大量的重复。

很大程度上说,这种作业已经偏离了作业本身的意义,变成了仅仅为了中高考而存在产物。


举个具体的例子,中国的初高中每学期真正的国家出版的教材每科都只有薄薄的一册,页数100页左右,课本上知识量很少,题目也很少,真正使用的场景也不多。假如一名中学生,在他在校的时间里,只将这些课本所读完,(除开天赋超人外)那他一定连高中教育都会没有资格接受。因为在中国的学校里,有一类比官方课本还更重要的书,被称为课外练习册。虽说是课外练习册,但其实中国学习会硬性要求学生们付钱统一购买。这些所谓的课外练习册(实则是硬性要求使用的)便厚的多,少则两百多页,多则三百多页,加上“配套”的其他几本册子,一门科目的练习就要几百页之多。其中,文科的练习册中主要讲的是“重点”也就是考纲规定的古文注释,然后接着的就是一篇篇所谓的“阅读理解题”上面写着各种答题格式和套路,最后再加上巨量的考纲要求古诗古文默写题(与注释不同只在于背诵)。而理科呢,便会将一堆奇形怪状的题目归为一章一章的,每章都有几十道可以布满几面A4纸的选择,填空,计算题。而大多数练习册为了标榜自己的权威,便会引用大部分历史“真题”如“此题出自2021年河北省卷”“此题出自2023年广东一模”这便是重复的题型进一步增加。如果要完成一天内布置的全部作业,每一门科目的都会花45分钟以上的时间,而中国初高中的必修科目数分别为9门与6门,即使不是每一科每天都会有作业,但保守算下来学生们最少也得花上4个小时以上的时间。而再一些中国内陆地区,更是达到了5个小时以上,学生们只能再三个半小时的晚自习期间马不停蹄地“刷题”,并牺牲掉一部分自己用餐,睡眠的时间来完成这些作业。这类现象如今还在漫延,不仅仅是中学,许多小学生都需要每天完成作业到10点半之后。学生们因此丢失了宝贵的休息时间,又累加上原本并不合理的睡眠时间安排,学习效率大打折扣。更可悲的是,他们牺牲自由而去完成的任务本身,便是充满了荒唐的应试性的产物。


不合理的时间安排,巨量且无意义的作业,对着中国学生们双管齐下,使广大学生成为了时间的奴隶。姑且用日内瓦公约中规定的战俘的条件与中国学生对比一下吧!


中国大陆中学生(普通中学)

日内瓦公约规定战俘待遇(1949年第三公约)

每日劳动时间

学生:正课 + 自习 + 作业 ≥ 12–14小时

战俘:不得超过8小时;如属农业劳动可延长至10小时

每日休息时间

学生:睡眠平均5.5–6小时;其中相当一部分学生低于5小时

战俘:每日应有至少8小时不间断睡眠时间

每周休息天数

学生:理论上1天,实际上常被补课、刷题侵蚀

战俘:至少每周休息1天,且不得强迫劳动

自由活动时间

学生:几乎为零,除吃饭、上厕所外所有时间皆被制度控制

战俘:每日应安排合理时段的自由活动


第二章:简陋的囚笼

但凡曾经在中国中学中住宿过的人,都会对那不堪的食宿环境“难忘不已”。许多中国高中学校虽然外表光鲜亮丽,校训石,校门,教工宿舍,走廊都搞得干干净净,面子工程十足“好看极了”每每领导巡视,都觉得“赏心悦目”。但假如多深入了解一些校园深处的状况,去看看那些真正学生们每天衣食住行所在的地方,往往都是充满了各类卫生,隐私,和安全问题的。首先,为了所谓的学校军事化管理,所有的中国中学从学生不到十四岁开始,就会硬性要求学生每周留校住宿,从每周日晚上到下一周周六中午,所有的学生,除非通过了特殊疾病申请,都必须每周中这6天内住在学校。所以每一所学校内,都有容纳数千人的大型食堂与宿舍,这些设施都位于校园的围墙以内,由学校统一管理或者对外承包给相关的公司(根本上由学校管理与负责),由于这些地方并不与学习成绩直接相关,而且领导们也不会来这些地方巡视,所以校方往往不重视宿舍与食堂的建设,导致里面的设施往往年久失修,老损严重,同时由于需要容纳的学生过多,校方投入资源太少,导致了许多管理,分配上的不合理,使学生们的在校生活环境不可谓不在水深火热之中。

牢笼般的宿舍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包括我所在学校在内的一众中国中学都无一例外的有着一个拥挤,肮脏,老旧的宿舍。大陆中学的学生数量都是奇多的,少则两三千,多则六七千,面对如此庞大的一个学生数量,学校往往并不会愿意投入资源兴建优质的宿舍,反而会采取另一种更省事的方法,那便是减少每名学生的私人空间,将大量的学生们“塞进”狭小的房间里。又那我所在的南方的“开明”中学举例,一个年级一共有1200余人,其中的大部分都住在一栋20年前建设好的,仅仅高6楼的宿舍里。平均每一个房间大小不到40立方米,而且更悲哀的是,在这本就狭小的一个房间内,平均会被硬性安排住宿8人左右,有些人多的班级,一个同样大小的房间内需要住上10人。这相当于平均每名学生仅仅拥有不到5立方米的活动空间,在这狭小的宿舍里,还需容纳他们的床,洗漱用具,公共厕所,洗浴间,除开这些,每个人拥有的活动空间便更小了。大部分学生们除开在教室里的时间,其余时间几乎都只能在这拥挤的环境中度过。由于空间少,所以所有学生们都没有独立的床,只能两三个人一起挤在一张分层的床上(一张床上方叠几张床板,中间有空隙),多个人叠在一起,只要有一个人有动静整张老旧的分层床就会发出刺耳的响声,如此这般,学生们睡眠质量也不可能得到保证。除开反人类的分层床,接着的就是肮脏的厕所,由于洗浴工具以及厕所常常被八九个人共用,校方也不愿意专门对这些设施进行换洗。导致洗浴间内厕所内都是霉斑横生,遍布锈迹。各种细菌,病毒在这些地方汇聚,导致学生们之间常常交叉感染,肠胃炎,感冒,皮肤病常有发生,往往一个宿舍有一人得病同宿的人几乎都会被传染,造成了众多卫生问题。学生们生活在这样的拥挤,肮脏的环境下,不仅生活质量极低,同时自己的卫生,安全等方面也得不到保证。往往随着长期的压抑,他们在精神上会遭遇创伤,众多的心理问题也会蜂拥而至,许多学生们因此患上PTSD,即使毕业多年让无法忘记在学校宿舍受到过的摧残。我曾在知乎上看到无数人说:“我已经工作、结婚,生活稳定,但我还是会梦见我高中的宿舍,那10人一间、永远有人打呼、打鼾、说梦话的房间。”

都说民以食为天,对于那些正值13至18岁、处在人生最关键成长阶段的中国中学生来说,这句话更是应验到了极致。这个阶段的青少年,身体飞速发育、脑力高速运转,尤其需要充足而优质的营养来维持繁重的学习压力与成长需求。作为为这群蓬勃生长的青年们提供食物的校园食堂,却完全没能尽到这个责任。首先就是食堂提供的食物的量的问题,前面提到过中国平均每所初高中所容纳的学生数量是奇多的,如果要保证每个学生都能营养充足,食堂应该提供足够充足的食物。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几乎所有的中国中学都会有这么一道风景线:一到饭点,随着最后一节课下课铃声响起的那一刻,上千名学生便会如丧尸危机爆发了一般,成群地冲出教室扑向食堂,即使他们中许多人还背着装满了沉重作业的书包但还是跑的飞快,往往5点下课,5点零2分食堂中便已经挤满了人。我曾经听过一个笑话,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大致的内容就是,一名中国高中体育老师要在学校内选拔短跑运动员,不去体育场找人,而是在饭点守在学校的食堂门口,等到学生冲过来抢饭了,他便抓住那第一个冲进饭堂的学生,然后直接就将他选拔为运动员。虽然这个笑话可能有些夸张,但却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学生们抢饭地“热情”,但导致这一现象的缘由是什么呢?假如食堂的饭菜充足管够,取餐的窗口也足够,大家来得早和来得晚都能吃的上同样充足的食物,还会有学生拼了命一般地奔跑向食堂抢饭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但是真实的情况是,面对本来就庞大的学生基数,即使学生一年比一年激增,校方却如对于学生宿舍建设一样,不愿意在这上面投入资源。这便导致了人多饭少,并且窗口不足的情况,与此同时,那些承包了学校食堂的团膳公司们,往往为了节约成本,并不会对食物进行任何一点细心的处理,对于出锅的饭菜只保持着“不违法”的最低限度的处理,学生们在经过了半天的精神上的折磨后,倘若想用食物来获得一丝丝细小的慰籍,也得“努力争取”一番,倘若来的稍微晚些,就只能排上20多米的长队,站上十几分钟,去吃那些别人已经挑选完毕后剩下的,已经凉透了的残羹烂渣。可谓是在教室“锻炼”精神,在食堂“锻炼”身体,真是“文武双全”了吧!但更令人痛心的,远不只是抢饭时的狼狈。哪怕抢到了饭,那饭也多半会是难以下咽的粗制滥造的产物,中国中学食堂的卫生状况堪称一大谜团。同学生宿舍一样,所谓“能看见的地方干净整洁,背地里却藏污纳垢”,成了太多学校食堂的真实写照。远看食堂,那便是干干净净的一排排不锈钢餐台和白瓷砖的地板。但只要你稍微深入厨房后场或清洗间看看,那些早已发黑的排水沟、地上横陈的菜渣与油污、生锈的锅炉炊具便能让人立刻清醒。

在我所在的学校中,食堂工作人员可谓算得上是“轻装上阵”几乎没有人穿戴合规的厨卫装备,大多数只是随便套上围裙,手上不戴手套,头发也未包裹。洗碗的水槽里,碗盆浸泡在一池不更换的污水中,油渍浮在表面翻着泡,甚至有同学反映在饭碗里吃出蟑螂腿、头发、塑料片这些“意外惊喜”。而对于那些一天内没有买完的食物,食堂也是将它们充分的“重复利用”,今天的剩菜倘若还在,那边就随意加热一番明天继续售卖,常有中国学生开玩笑到“这可是祖传的好菜呢!”。而面对这些问题,学生们只能无奈忍受,若向学校投诉,通常不是不了了之,就是得到一句“已经处理过了”的敷衍回复。卫生监管部门仿佛永远也不会真正进入校园,而学生们的身体,就成了这些隐形肮脏流程的最大受害者。除了卫生,最关键的,还有营养结构的失衡。中国学生的营养摄入状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多项报告中都被评为“缺乏蔬果、多油高盐”,而在校园食堂里,这种结构失衡被放大到了极致。多数学校每日的菜式极其单调,学生们每天只能在不知道参杂了什么的所谓“中式”食物,与那些不知道在油锅里反复炸了多少遍的高热量高脂肪的“西式”食物之间选择。更不用说一些内陆地区的学校,更加是清汤寡水,学生们苦不堪言。而这些低劣且有不健康的食物,却由于学生食堂在校园内部的垄断地位变成了“珍馐”,以天价出售,一餐量不足又不好吃简陋的午餐便至少买到15元以上。与此同时学校也开始与承包商们狼狈为奸,以外卖食物不卫生为借口,禁止了学生私自吃外卖,以此巩固了学生食堂那不可撼动的地位。

倘若说巨量的作业,不合理的睡眠时间安排还可以找借口说是为了学生们的成绩,那这些脏乱差的学校食宿环境就是连借口都找不到。都说中国的中学是牢笼,确实如此,而且还是极其简陋的囚笼。再一次的将中国学生们是食宿环境与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战俘的食宿环境进行一番比较吧!

项目

中国中学生(现实状况)战俘(《日内瓦公约》第三公约规定)

住宿人均空间

学生:约4–5立方米/人;多人挤住40立方米左右宿舍(通常8–10人)

战俘:每人应有单独床铺;要求宽敞、通风、清洁,不得过度拥挤。

床位条件

学生:多人共用分层床,一床上铺两三人;床体年久失修、发出噪音,严重影响睡眠

战俘:必须为每位战俘提供个人床铺,配备褥子、毛毯等基本床上用品。

卫生设施

学生:卫生间与洗浴间共用;设施老旧,霉斑、锈迹明显;病毒与细菌传播频繁,缺乏定期消毒

战俘:战俘营必须保持高度清洁;设有充足的厕所与洗浴设施,由专人定期清理与检查。

隐私保障

学生:几乎为零;宿舍密集、睡觉起居无隐私可言

战俘:虽为战俘,也应保障基本尊严,不得让其生活在人格侮辱性环境中。

餐食时间安排

学生:固定食堂三餐,但学生常需拼命奔跑抢饭,饭点食物不够,晚到者只能排队等候冷饭、残菜

战俘:每日有固定三餐时间,由营地统一供应,确保营养和数量充足;不得长时间饥饿或餐食不稳定。

食物数量

学生:食堂供应不足,排长队;量少质低,饱腹困难

战俘:必须提供足够分量的主食与副食,确保维持基本体力劳动或日常生活所需热量。

食物质量

学生:团膳公司为节约成本常使用边角料,重复加热隔夜菜;多数菜式简单重复,几乎无营养均衡概念

战俘:食物需为新鲜、清洁的食材烹制,不允许供应变质或不卫生的餐食;联合国可监督饮食是否达标。

营养结构

学生:重油重盐,蔬菜少、肉类少,几乎无水果与乳制品,营养严重失衡

战俘:饮食应包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等多元营养成分,不因成本削减而牺牲健康需求。

心理影响

学生:面临精神压抑 + 饥饿焦虑 +空间压迫,长期以往极易造成心理创伤与失眠、抑郁等后遗症

战俘:《日内瓦公约》强调:战俘应在“人道条件下生活”,避免因环境造成任何“身心二次伤害”。

第三章:空心的课表

所谓教育,就是要将学生们培养成一个身心健康发展的人,定然是不仅仅只是包括理论文化知识的教育的。所以学校里不仅仅只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这些文化课课程,还会有体育,艺术(音乐,美术),以及心理课程。但凡有一些良知的教室与家长们都会清楚,所谓教书育人,其中的育人更加重要。所以说文化课与体育,艺术,心理课理应是同等重要的,甚至后者的重视程度应该超过前者。中国学校也是如此,按照教育部颁布的规定,在中国学校里,每周都应该开设多节这类课程,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这听起来确实挺“开明”,而且学校里每天的课表也都会安排上这些课程。可是这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学校可不会真正关心学生们那些所谓的身心健康发展,真正在校方眼中的重要的指标只有一个——升学率(即本校学生考上中国重点本科的百分率)。只要与这个指标不怎么相关的东西,即使是天大的事情,那也是“次要”的。在众多老师与校园领导的眼中,这些“非考试”课程可像是眼中钉肉中刺,对它们的态度不可不称为虎视眈眈。所以老师们为了“赶课”,领导们为了升学率,两者“积极配合”,通过一众“巧妙绝伦”的手法一点一点的强占那些本就稀少的“非考试”课程的时间,学生们往往对此敢怒而不敢言。这一套强占课程的“手法”流传甚广,但凡曾在中国中学执教的老师会对此精通至极。举个非常具有普遍性的例子,就拿我所在的中国南方“开明”中学来说,学校里每天是8节课,一共每周是5天半,最后半天是周测不上课,所以一周一共有40节课,而其中的所谓“非考试”课程有多少呢?纸面上写的是3节体育课,一节心理课,一节艺术课。就是说平均下来每天一节“非考试”课程都没有。而更严重的是,这3节体育课中其实平均每周会有2节课是上不了的,而艺术课与心理课更是直接名存实亡,完全沦为了只在课表上存在的课程。而在一些所谓竞争压力大的地区的学校,这些课程更是完全消失。每每到了上这些课程的时间,各类文化课老师便会如狼似虎般将这些课程强占,以各类理由如“这周文化课课程没上完,需要赶进度”,或者与那些“非考试”课程的老师串通一番,对学生们宣传该科老师“生病请假”“外出”,然后堂而皇之的强迫学生们留在教室,将这些本来属于学生们放松身心,锻炼身体的时间变成文化课程,有个在中国学生间流传的笑话,内容大致是说,学生们以后毕业之后去找工作,就要去做那些学校里“非考试”课程的老师,一年下来都不用上几节课,还可以照样领工资。这个笑话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夸张的成分,这些“非考试”课程的老师的工作现状就是如此轻松,课程都被强完了,自然是什么都不用做了。但是学校又不敢太明目张胆,怕被教育局惩罚,所以只能继续聘用这些“不上课”的老师。如此这般,学校得了升学率,文化课老师得了教学进度,“非考试”课程老师得了清闲,真可谓一个“三赢”的局面,“美中不足”的是学生们成为了真正的受害者。在许多中国学生的眼中,这些“非考试”课程简直像是学校里的一根救命稻草,让学生们能在经过了一天的高强度学习后进行略微的放松。每个学生都体会过这种感受,渴望着课表上出现哪怕一节放松的课程,祈祷其他科老师不要来强占这宝贵放松时间,但是往往最终,这些课程都没能如期而至,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进行高强度的学习。于此同时,由于长时间缺乏适量的体育锻炼,加上学校食堂不充足的营养,这些学生们的身体每况愈下,身体的免疫系统开始出现问题,然后加上不干净的食宿环境,各类病症也随之而来。由于心理课程,心理辅导的缺失,加上繁重的学业压力,学生们的心理状况也逐渐崩坏,学生们晚上失眠、白天恍惚成了常态,焦虑的神情写在脸上,暴躁、冷漠和无力的状态成了他们的保护壳。他们学会了如何在看似正常的外表下掩盖内心的崩塌,在成绩排名和考试压力的裹挟下,用沉默与自责把一切扛下,却无从宣泄。这导致部分学生会走向极端。近年来,许多中学频繁爆出学生自残,跳楼的事件。这些原本应该充满活力与梦想的少年,却被学校的这种高压政策一步步逼进了死角。而学校呢?又是如何处理这些事情的呢?即使本校有人轻生,有人因为抑郁退学,但这却与升学率并不相关所以在校方的逻辑里,这同属于“次要的”事情,往往就做做形式主义,临时开几场心理讲座,甚至批评那些自杀,退学者为“不坚强”的学生。从来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高压的课程安排依然照旧。而那些没自杀的学生们呢,则保持着坚冰般的麻木,对轻生者没有同情,也丝毫不敢去说些什么,更有甚者还以此为乐,说出“又少了一个高考竞争对手”之类的话,令人毛骨悚然。这便是中国学校课程安排的现状,是与高压的时间安排和不堪的食宿环境一起迫害学生们的又一大凶手。

第四章:校外之校

前面三章主要讲了大陆学校内的种种压迫,诉说了中国学生们在校的不易,但是除开恐怖的学校生活,中国学生们的苦难还远远不止这一点。有时不得不由衷地感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但凡有利可图,便是可以将什么事情都变成“生意”,正巧大陆盛行“科举取士”之风,所以这“教育事业”便也成为了一门生意。倘若来过中国,那便是一定在各类高楼大厦,大街小巷的广告牌上看到过这些所谓的“课外学习辅导班”的广告,这些机构遍布全国,可以说但凡有政府立的学校的地方,那便一定也会有它们存在。这些辅导班机构规模之大,分布之广甚至能比得上某些较小的公立学校,而它们存在的目的呢,可是非常明确,与其称这些课外辅导班为教育机构,还不如称之为考试机构。作为除开公立学校之外对于中国学生迫害最多的存在,就来让我来揭开这些所谓“课外学习辅导班”的丑恶嘴脸吧!

所谓课外辅导班,为什么会存在呢?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中国严苛的应试教育制度导致了大陆学生们,老师们,家长们的普遍内卷。在学校里,老师们为了出成绩,学校为了升学率,那便是紧压学生休息时间,用残酷的校规来约束学生。而在家里,中国的家长们一个个也是“望子/女成龙”也不干落下,所以这所谓上课外学习辅导班,便是中国家长们渴望内卷的产物。所以全国各地,大小机构遍地开花,如新东方,学而思,等大型课外辅导机构中学生甚至数以十万计。所以说,辅导班在中国已经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校外之校。

虽然其这些辅导班的内容倒是全属于课内,但既然说是“课外”那这辅导班必然是在学生们不上课的时间里上课的,不然也称不上什么“课外”。所以这些辅导班具体会在什么时间上课呢?那便是周末,虽然对于大多数中国学生们由于学校无耻的放假时间安排,所谓的两天周末并不能放全,但这剩下的一天半在一众中国家长的眼睛里,那倒是“颇有利用空间”的。所以这些课外辅导班,一般会安排在周六中午,下午,晚上还有周日上午(因为学生们周日下午就需要返校了,所以周日下午无法安排)。而学生们除开每周从周日下午回校到周六早上放学,也就只剩下这一点点空余的时间段了,不得不说这真可谓是“见缝插针”呀!学生们每周经过了长达五天半的公立学校里的军事化恐怖管理,满心欢喜地回到家,还没等他们喘上一口气,一节又一节的课外辅导班又接踵而至。一般的普通中学生,仅仅一个周末便会被安排上三四节包括不同的科目的辅导如数学,物理,英语这样的课外学习辅导班,而一般情况下每节课不会少于两个小时,即使保守算下来也至少有六个小时。在这六个小时,姑且只算六个小时的时间里,学生们进行着同样高强度的学习,巨量的练习,作业,不能离开分毫的狭小座位,简直与在公立学校里上课的场景一模一样。周末本应该是学生们放松身心,调整情绪(可能只有中国学生要)的时间,但在家长们的紧逼下,原本就无比宝贵的时间又再一次地被压缩。而在仅剩下的这碎片般的时间里,承受了如此大压力的中国学生怎么可能可以真正的缓解疲劳,放松身心呢?

在剥夺学生们周末时间的同时,这些课外辅导班同时也在收割中国家长们本就不多血汗钱!要论在子女的“教育”事业上花钱,由于公立学校大多不收学费,仅仅每年收数千住宿费,那在这些辅导班上所花费的肯定是占大头。就拿中国算是最发达的两个地区珠三角,长三角来说,深圳2023年普通中学生在校人数为50万,其中35万参与课外辅导,上海2023年普通中学生在校人数为80万,其中45万人参与课外辅导。其中深圳的课外辅导机构以邦德教育,深圳新东方,学而思培优为首,而上海市则以学而思,上海新东方,昂立教育为首。而这些机构的收费,无一例外都是奇高的,贵的如学而思,新东方,每小时学费达到300元左右,便宜的如邦德教育,昂立教育,价格也达到了每小时150元以上。假如这些数字还算不上惊心动魄的话,那便可以看看中国全国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的数据,城镇地区不到6000人民币。如此对比下来,为了这“教育事业”每个中国普通家庭都是付出了极大的金钱代价的,即使收费如此的贵,但是家长们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也只能将原本就不多的血汗钱抽出部分,争相花钱报课,被这些将教育商业化的吸血鬼们所压榨。

可悲的是,学生们牺牲了宝贵的周末休息时间,家长们牺牲了宝贵的血汗钱,却换来了什么呢?这些肆意抬价,价格不可不称为高昂的辅导机构真的提供了优质的,配得上这么高价格的教育服务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本来教育就不应该是如此,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课外辅导班,本来就不应该以应试为根本的目的,极端的应试教育无论从什么方面上来讲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先不论这些,先不管其教育制度的对错,退一万步来讲,即使认定这应试教育制度是对的,那在这退一万步的情况下,课外辅导班真的对应试有很大帮助吗?假如真正的去过中国的课外辅导班,那便一定忘记不了里面那不堪的场景,那些私营教育公司,为了节约成本,是无所不用其极。为了便宜的的房租,这些机构将几十名学生化作一个“班级”,安排在一个比公立学校的教室还拥挤的教室里上课,课室里教学设施老旧,就连学生们所用的桌椅也是不知道从何处寻得的生锈的旧桌椅,空调更是不用提。而且由于选址的原因,这些机构的教室往往不通风,导致整个教学区的空气污浊不堪,学生们的学习状态收到极大的干扰。除开简陋的教学环境,粗劣的教材与不合格的老师也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这些辅导班所用的教材完全脱离了真正教学的初心,先不论这毫无认可的书能不能称之为“教材”其内容设计几乎就是对公立学校课本的“复制+变体”:一道高考真题稍作改动,题干加个无意义的修饰词,选项乱序一下,便堂而皇之地标上“独家解析”,收进教材里。解析文字空洞、逻辑混乱,有时连答案都错得离谱。更有甚者,一些所谓“重点题型集训手册”不过是几个大学生从网上东拼西凑、批量生成的题库,连校对都没经过,最后交给学生“做参考”。而这些教材的糟糕还不是最可怕的,真正让人愤怒的,是背后操控这些教材的“老师”。

对于这些人,称他们为老师真是玷污了这一神圣职业,倒不如称他们为复读机或者讲题机。既没有如正式中学里面的老师的那般丰富的教学经验,也没有足够的文凭学历,有的甚至连基本的教学资格证都没有,他们的教学水平无疑的令人堪忧的,况且说他们在教学到是已经算得上是很给他们脸面了。看看他们每天的工作,不教育学生们健康发展,不管那些知识的深层逻辑,只是一味的将一堆解题的捷径灌输给学生,倒不如说他们是一群“教题匠”,而且这“教题匠”也当的不是很合格,学生们上了他们的“讲题课”,仅仅是学会了表层的技(姑且算大家都学会了这些晦涩难懂的解题捷径),而对于深层次的原理可谓是一无所知,“教题匠”对此也是不闻不问(他们自己有时也搞不清楚),只要学生们碰到那些新出现的题型,那这些捷径便就统统作废,毫无用处。如此这番,学生们即使每周周末都经历这番课外折磨,但是成绩却得不到显著的提升。

到此便用几句话来总结一番,在校的压迫可概括为“三赢一失”,就是学校得了升学率,老师得了教学成绩,学校食宿承包公司得了利润,而学生们失去了尊严与自由。而课外的压迫亦可以概括为“双失一赢”,即为学生失去了周末休息的时间,家长们失去了宝贵的血汗钱,而私营辅导机构们赢得了丰厚的利润。综合来看,学生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都属于“失”的一方。中共也曾看到了这些课外辅导班的乱象,所以出台了所谓的“双减”政策,想着在全国推行,取缔这些私营辅导机构。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政策的出台,辅导班机构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更改名字,将自己伪装成“课外兴趣班”,有的直接转入地下,直接让老师到学生家里进行一对一课外辅导,所以最终这“双减”也是不了了之。中国的课外补习乱象表面上看是辅导机构的问题,而根源上来看,那便是中国残酷的“科举”制度的问题!倘若这“科举取士”一日不停止,那这课外辅导班便永远不会消失!

第五章:助纣为虐

如果说中国的教育体制是一个压榨学生精神与身体的巨型机器,那么中国的家长,大多数时候并不是站在学生这边的“受害者联盟”,反而是这个系统链条上重要的一环,是那个最先按下按钮、最执着维护运作、也最不自知地“助纣为虐”的角色。他们口口声声说着“为你好”,实际上却将孩子推进了这套制度的最深处,成为了它最稳定的燃料。不说社会结构中更庞杂的问题,比如养老机制的缺失、代际流动的焦虑,我在这里只聚焦一件事——家长对孩子在学习上的压迫。只是这学习一事,便足够让人愤怒,也足够揭示出整个中国家庭教育观念的病灶:他们既压迫孩子的精神,也限制孩子的身体与生活。他们并不把孩子当成一个拥有完整人格的个体来对待,而是当作自己未完成梦想的延续,是自己焦虑情绪的出口,更是未来风险的保障工具。这些压迫,既体现在每天的日常琐碎里,也体现在整个思维方式与家庭权力结构之中。

最典型的,是精神上的高压控制。许多家长将成绩视为孩子价值的唯一体现,考试成绩好,是荣耀,是回报;考得不好,就是“白养了你”。一次成绩的波动,往往可以成为一场家庭风暴的起点。他们并不关心这次成绩下降是否是因为状态不好、生病、还是课程难度提高,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可以,你为什么不行”。有些家长说话并不激烈,甚至还显得颇为冷静,“你要是不想将来像我一样受苦,那你现在就要拼命”。话说得像是劝导,实则带着赤裸裸的施压与比较,仿佛只要成绩不如他们期待的样子,你就是没资格拥有自由。

这种对成绩的执念,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出于对知识的尊重,而是一种赤裸的功利性。他们关心的并不是你真的学到了什么,而是你有没有赢、有没有“打败同龄人”。在他们的理解里,学校不是让人成长的地方,而是战场,是比谁先上岸、谁先晋级的修罗场。在这种观念之下,孩子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场投资项目,是一个“社会风险对冲工具”,一个“回本计划”。他们没有说出口的那一部分,其实更真实——“我已经为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和钱,你就该还我一个体面的人生”。与此同时,他们对孩子的兴趣和自由选择压根不当回事。孩子喜欢画画,他们说“学画画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孩子喜欢写作,他们说“你是不是不想高考了?”只要这个爱好无法转换为“分数”,或者不能在高考这场独木桥上添砖加瓦,就会被轻描淡写地否定,甚至直接禁止。他们所谓的“兴趣培养”,不是出于孩子本身的热爱,而是为了“增加竞争力”,是出于工具理性的一次精算。他们并不是反对兴趣,而是反对“无用的兴趣”。更讽刺的是,在这种极端功利和控制欲望之下,中国的家长群体并不具备足够的认知基础来谈教育。中国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战乱、动荡,尤其是“文革”这一段历史,使得大多数中老年人的教育水平低下,很多家长连基础学历都不具备。在我接触的许多学生中,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大多停留在初中或小学,甚至还有不少人连初中都没有读完。但就是这样一群人,却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挥斥方遒,一方面不理解现代教育内容和方式,另一方面却对孩子的成绩和“成才路径”有着近乎病态的执念。

这种不对称令人感到可悲又可笑。他们自己从未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系统教育,也不理解学科体系的深度复杂,但却天天手拿孩子的试卷评头论足,评点考卷、制定目标、指责“粗心”,仿佛他们才是老师。他们甚至还会引用自己当年的“吃苦史”作为“教育经验”:“我们小时候连书都没得读,你们还有什么好抱怨的?”问题是,时代早就不同了,教育的结构、社会的要求早就天翻地覆,他们对孩子提出的要求,往往不是基于合理的评估,而是一种幻想式的代偿心理。他们一边否定知识的价值,一边又疯狂押注于知识带来的功利收益,这种自相矛盾的思维模式,在中国家庭中随处可见。

在物质层面上,这种控制更是赤裸。他们对孩子所做的一切投入——课外补习、名师一对一、优质资源争抢——都不是出于教育责任,而是投资行为。他们把补习费、培训班、练习册都算得清清楚楚,然后在你成绩不理想时摔在你面前:“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了你花了多少钱?”、“你还好意思考成这样?”我见过一个同学,因为一次月考没考好,被家长强行停掉了所有兴趣班,连手机都被收走了。他父母的理由是:“既然你都不努力,那这些就是浪费。”仿佛孩子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风险投资,只要回报率不够高,就要立即止损、清盘。更令人难受的是,那些家长几乎不具备与孩子平等沟通的能力。他们觉得“我是你爸妈”就意味着我永远正确,他们讲的不是道理,而是权力;不是教育,而是支配。他们把供养孩子当成一种“恩情”,时时刻刻提醒孩子“你吃的是谁的饭”、“你用的是谁的钱”,好像孩子本身就欠了他们一笔天大的债务。而这笔“债”,在孩子稍有不顺从时就会被翻出来,用来道德绑架和情绪勒索。这种家庭结构下长大的孩子,哪怕成绩好,哪怕考上了所谓的名校,精神状态往往也是破碎的。他们不会表达情绪,不敢承认失败,害怕自由选择。他们习惯了把父母的期待背在身上,哪怕已经成年,也仍然处于那种“永远还债”的心态里。他们中有些人逐渐变得冷漠、沉默,把自己包裹起来;有些人则在某个点突然崩溃,甚至走向极端。最近几年频繁出现的“高中生跳楼事件”、“名校学生自杀事件”,其背后并不只是学习压力的问题,更是家庭内部长期压抑和精神控制的结果。

归根结底,这一切的问题,其实都出在中国家庭对“子女”二字的认知上。在许多中国家长眼中,孩子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一种“功能性存在”。他们生孩子,是为了养老;养孩子,是为了“出人头地”;逼孩子上好大学,是为了在亲戚面前有面子。他们不会承认这些动机,但他们所有的行为逻辑却毫无掩饰地暴露了一切。这种功利主义教育观,才是真正腐蚀亲子关系的根源。它把原本应当温暖与信任的家庭关系,扭曲成了高压控制、单向施压的压抑结构。曾经有一个大陆的广东地区广为流传的笑话,讲的是香港的法律不允许家长责罚孩子,否则父母要承担刑事责任,然后香港的父母就将不听话的孩子带到深圳来打这些孩子。姑且不说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是中国家长的“凶恶”倒是人尽皆知的。无论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升学压力,家庭条件,还是传统观念。在一个所谓的现代化社会,竟然会出现这样的“骨肉相残”的惨案,对于中国学生们的迫害,绝对也少不了家长的一份!

第六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前面讲述了中国社会对于学生们的各类迫害,有学校的、有课外辅导班的,还有家长的,真是“丰富多彩”呀。面对这么多样的、这么紧密无间的压迫,有时真的不能不感叹中国学生的顽强呀。虽然我不是大陆户口的中国学生,但是作为一名在中国学校呆了这么多年、有过这么多亲身体会的青年,我姑且也勉强算得上是被压迫的一员了。前面的那些压迫,有的是我经历过的,有的则是通过周围的人得知的。对于我自己的同学,对于千千万万同样在遭受着与我相似压迫的中国学生,我始终是有着一种深切的同情的。也许是由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由于我的情况与他们有些不同,并没有被完全锁在这“科举取士”的恐怖体制下,不用被中国社会的那些可悲的观念所裹挟。或者是由于我个人背景与身份的原因,我能跳出“庐山”看到真面目。所以对于这帮深受压迫的学生,我不仅仅只有同情,而是抱有着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

哀其不幸说到底,我是对他们有深切的同情的。

在中国当学生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说出来都让人觉得荒谬。哪怕只是平平无奇地活下去,居然都需要强大的精神力,强大到几乎是变态的地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才能逼迫一群本该自由生长的少年,每天起早贪黑,眼神空洞地坐在教室里十几个小时,吃着猪狗不如的饭,住着比战俘营还糟的宿舍,还要天天听着一群早已麻木的老师站在讲台上喊口号、灌鸡汤、复读应试套路?中国学生太苦了,苦到哪怕只是能撑着不疯不跳楼,居然都能被社会夸一句“这孩子挺懂事”,真是讽刺。

是啊,太懂事了,懂事得像一条自动行走的狗,铃一响就跑、灯一灭就睡、话一出口就是“为了将来,为了国家”,可你问问他们“将来”是什么、“国家”又是什么,他们说得出个所以然吗?什么也说不出来,只知道考清华、考北大、搞钱、孝顺父母、出人头地。也难怪,毕竟谁也不愿意当“失败者”,可这就是成功的代价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最悲哀的地方就在这:一个孩子如果不服从制度、不配合洗脑,那他就只能被碾碎。而那些服从下来的,也并不幸福。他们只是被阉割得更成功罢了。

我真心觉得,中国学生能在这种环境下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了。他们几乎是每天都在和死亡擦肩而过。切勿以为我在夸张,真的不是。我看到过我的同学从六楼跳下去,死前还在微信上发了句“我不想再卷了”;我也见过有人在厕所割腕,被老师骂“影响班级纪律”;更不用说那些精神早就裂开的,只是还没来得及送去医院的。我问过他们:你们为什么还撑着?他们的回答五花八门:“为了父母”,“为了高考”,“不想拖后腿”——听着每一句都像在给奴隶找存在意义,每一句都充满了奴性的味道,但我又不能笑他们,因为他们太惨了。不是每个人都能跳出来反抗,不是每个人都能认清这套体制的问题。很多人不是不想反抗,而是真的没时间,没力气。被榨干了,像个空壳子,你还要他怎么站起来去对抗压迫者?他连自己是谁都快忘了。所以我对他们是有怜悯的,有痛心的。不是站在高处俯视,而是身在泥沼中,知道那种感觉。我见过无数人在教室角落里偷偷抹眼泪,却第二天依然强打精神在教室里背书;我也见过凌晨三点的宿舍,有人还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习题,生怕被查寝;我甚至见过一个男生因为一次月考没考好,被父亲当众打得跪在地上,满脸通红,周围的人却一声不吭。

我们都活在一个巨大的监狱里,只是有些人还没意识到自己是囚犯。而最可悲的是,这种苦,中国社会并不觉得不对。反而觉得这就是“奋斗”、就是“磨炼”。苦成这个样子还要感恩,甚至还有人说什么“正是有了高考,中国人才有了阶级跃迁的机会”——我真想问一句:你见过哪个正常国家,是靠把一代人压到快死了才“跃迁”的?这不叫跃迁,这叫踩着自己孩子的尸体往上爬。所以,中国学生已经做得很好了,他们没崩、没疯、没炸学校,甚至还在认真考试、认真答题、认认真真地对未来抱有幻想。这已经是一个奇迹了。一个在地狱里还能写作文、答数学题的人,本身就是对“制度稳定性”的最大讽刺。

怒其不争

但我也无法只是同情,我还必须承认,我也有恼怒,有失望。

我不怪他们苦,不怪他们累,甚至不怪他们服从——我怪他们为什么明明已经看到铁笼子,却还要帮着粉刷它。我气他们不是“可怜的受害者”,而是有时候,竟然甘愿去当帮凶。现在的中国学生,已经被训练得太过顺从,顺从到一种麻木的程度。哪怕他们知道学校在压榨他们,知道补课班在骗钱,知道父母对他们的控制是病态的,他们也很少会真正反抗。偶尔有个别反抗的,也不过是在朋友圈发一段“我太累了”,然后删掉,回到教室继续做题。太多学生已经变得像工具人,像机器人,像一台台会喘气的学习机。他们的精神被粉碎过一次又一次,久而久之,干脆放弃思考,放弃情绪,甚至放弃了愤怒。他们活得就像一群行尸走肉。

你去看今天的中国学生,他们的世界里除了课本、成绩、考试,还有什么?你问他“自由”是什么,他会说“自由职业者吗”?你问他“独立思考”是什么,他只会疑惑地说“是做题要列思维导图吗”?他们已经失去了语言,更失去了问题意识。他们根本不会质疑体制,不会质疑老师,不会质疑课程,不会质疑家长的期待。他们唯一会质疑的,只有自己:“是不是我太差了?”、“是不是我不够努力?”、“是不是我活该?”——这是最悲哀的部分,被压迫的人竟然先开始责怪自己。你让他们思考,他们说“没时间”;你给他们翻墙工具,他们说“翻出去干嘛,外面的世界和我有什么关系”;你告诉他们有自由、有人权、有真正平等的教育,他们笑你傻,说“外国人也没多好啊”;你给他们资料、文章、纪录片,他们回你一句“这些是不是境外势力?”

你说他们傻吧,他们不傻,一个个刷题刷得比谁都溜;你说他们懒吧,他们比你熬的夜还多;你说他们没见识吧,VPN装了十几个,YouTube、X、Reddit账号全都有。可是你再问他们,你都看了点什么?回答往往是:“看点搞笑的,看点游戏的,看点美女帅哥的。”他们不是没有工具,他们只是选择不用;他们不是没有出路,他们只是不想走出去。他们根本不是“不能”,而是“不愿意”。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怕,怕被异类、怕被批判、怕被家长骂、怕老师叫家访;怕得久了,就干脆习惯了,最后连怕都不怕了——他们干脆选择闭上眼睛,堵上耳朵,沉迷在中共营造出来的那个幻象世界里。在那个幻象里,祖国伟大,未来光明,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996是奋斗者的勋章,苦是光荣的,死是沉默的。他们就这样,像一群自愿锁上笼子的囚徒,躺在铁屋子里装睡,还一边对真正醒着的人说:“你别搞事了。”

当年的学生不是这样的。1989年的时候,是一群大学生走上街头,是他们喊出“自由、民主”的口号,是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日夜坚守,不惜面对枪口坦克。我不是在搞浪漫化,也不觉得他们做得有多完美,但你不能否认,那时候的中国青年,确实有一种“我要改变命运,我要决定国家”的觉悟。他们是愚昧的吗?也许是;但他们至少是清醒的,是有血性的,是有追求的。可今天呢?今天的中国学生,在信息技术更发达的年代,却更像失去了脑子的机器。网速快了,眼界却更窄了;信息更多了,判断力却更差了;翻墙容易了,愿意思考的人却更少了。他们成天玩梗、刷短视频、说“寄寄寄”,嘴上喊着“emo”“摆烂”,实则内心麻木如灰。他们看似“看破一切”,其实是彻底“放弃一切”。

所以我才会说:我哀其不幸,也怒其不争。不是因为他们不配得到同情,而是因为他们本可以不必如此。他们明明有机会,却自己放弃;明明能看清,却选择闭眼;明明可以拒绝这个系统,却转头去拥抱它。这样的人,你让我怎么不痛心?又怎能不愤怒?

结语

不管怎么样,无论是学校的问题,还是家长的问题,还是学生自身的问题;无论是因为人口的原因、资源的限制,还是其他什么听上去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些都不重要。即使是天塌下来了,也不能成为这些罪行存在的借口。在我所列举的对学生、对未成年人的一桩桩一件件迫害中,哪怕是退一万步,只拎出其中任何一项,都是罪孽深重,都是不可饶恕的。而更可怕的是,这种迫害如今在中国却已然成为了“常态”。人们对它的反应不是震惊,不是反抗,而是一种冷漠而又习惯性的默认:“从来如此,便对了。”

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制度不公平,但却又都在想:“我只要熬过这几年,后面的人怎么样关我什么事?”人人都不愿当那个被枪打的出头鸟,只想低头走完自己的命运轨道,在沉默中苟延残喘,在压迫中麻木承受。这种非人的压迫,本不该有任何容忍的理由,可现实中却已经变成了集体装睡的局面。难道他们真的都是那间铁屋子里昏睡不醒的人吗?

其实不是。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醒着的,只不过——在装睡罢了。他们不是看不见,不是不明白,他们也许都知道体制的问题,也读过书、了解历史,甚至清楚什么叫“历史的必然性”。可他们能做的,却只有一件事:相信历史的必然性。光是“相信”就完了,就算交差了。

可倘若在中国,所有人都只是“相信历史的必然性”,却没有人去推动它、去实现它,那这所谓的“历史的必然性”,所谓“历史的进步”,终将沦为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中国的学生们,如果你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文字,如果你心中哪怕还残存着一点点热忱,还保有哪怕一丝丝对自由的渴望、对尊严的追求,那就请你,不要再等了,不要再沉默了,不要再继续装睡下去!

请你尽快行动起来吧。不要让三十余年前,倒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数千名先烈白白牺牲!



CC BY-NC-ND 4.0 授权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