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碎片 | 这个世界的很多灾难，来自从不怀疑自己的人

书籍：The Age of Magical Overthinking
作者：Amanda Montell
章节：第4章、第7章

读书碎片 #051
以下内容来自阅读中的随手记录，思想在这里被暂时放下。

拓展阅读：《Lean Out》：当“退出”成为对不公系统的真正抵抗

我吃了很多年的抗抑郁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周围的人总是对我说：“你其实很优秀，是你太低估自己了。”

这种声音听得多了，连我自己也开始相信，是我出了问题。是我对我的评价出了错。别人对我“优秀”的判断才是真实的，别人对他们自己的判断也是真实的，整个世界里，只有我一个人的自我认知是扭曲的。

于是我吃药。我试图修正那个“错误的自己”。

直到我读到Amanda Montell的《The Age of Magical Overthinking》。

这本书中提到的几个科学研究，递给我一个足以让整个诊疗体系难堪的结论：抑郁的人对自己的评价，可能比那些“正常”的人更接近客观事实。只是说出这个真实，要付出代价，代价是被身边人怀疑“你脑子是不是有点问题”。而那些自信满满、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或许并不是什么心理健康的标杆，他们只是被自己的大脑温柔地欺骗了。

科学站在了“不正常”的一边

这种长期被社会视为病态的现象，在科学文献中有一个名字——抑郁现实主义（depressive realism）。

书中提到，在针对优越情结（superiority complexes）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完全违背大众常识的结论：患有抑郁症的人，实际上比其他人能更客观、更准确地评估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抑郁现实主义。

Montell在书中引用了2013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一篇论文，解释了这背后的机制。

人的自我评价，取决于大脑额叶（负责自我意识）和纹状体（奖励系统的一部分）之间连接的强弱，而关键的变量是纹状体里的多巴胺。

要理解这个机制，可以把我们的大脑想象成两个部门在开会。

一个部门是额叶，负责自我反思和客观评估。它像个耿直的审计员，不断递上真实数据，告诉你：你这件事完成得一般，那个能力其实只有中等水平。

另一个部门是纹状体，属于大脑的奖励系统。它像个热情过头的公关经理，专门负责让你自我感觉良好。

多巴胺位于纹状体中，它就像是纹状体这个公关部门用来阻断信息的干扰电波。多巴胺一分泌，它就啪地按一下静音键，把审计员传来的真实数据挡在外面。多巴胺越多，静音效果越强，你听到的就全是公关经理为你精心编写的赞美诗。

这就是为什么“正常”的人往往对自己评价偏高：他们的多巴胺系统运转良好，额叶那盆冷水根本泼不进来。

而那些多巴胺分泌不足的抑郁者，他们的公关经理罢工了，静音键失灵了。于是额叶的审计报告，未经任何粉饰，直接涌进了意识里。你看到了所有不如人的数据，听到了每一句真实的批评，但这份不加滤镜的自我评估，社会把它叫作“病”。

自信崇拜带来的社会灾难

如果“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觉”仅仅停留在个人层面，那它顶多算一种无害的自我安慰。但问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早已把它写进了成功学的底层代码：你不仅要对自己充满信心，还要在信心不足的时候假装有信心，直到成功为止。

“弄假直到成真（Fake it till you make it）”这句话几乎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人生格言。你要先假装自信，社会才会相信你有能力，然后你才会真的成功。至于你有没有真才实学，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永远是那副毫不动摇的自信姿态。

我们把多巴胺分泌旺盛、自我评价被系统性美化的人，送进了董事会、指挥中心和法庭。而那个没有滤镜、看得更清楚的抑郁者，则被劝说要“自信一点”。

自信从个人认知上升为社会法则，代价就不再是一个人的痛苦，而是所有人的灾难。Montell在书中列举了科学与历史证据，向我们展示了当“迷之自信”掌握了权力时，代价究竟有多么惨痛。

2011年《自然》杂志发表了一项关于“战争游戏”的实验研究。研究者发现，过度自信的参与者更容易无端主动发起攻击，因为他们高估了自己的胜算。在反复模拟里，这类策略会不断放大：只要短期赢过几次，就会继续加码，很少停下来重新评估风险。

在商业领域也有类似结果。2018年剑桥大学一项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CEO更倾向于做出过度乐观的承诺，并淡化公司面临的负面事态，这些CEO领导的企业，更容易招致大规模诉讼。

司法系统里，这种偏差的代价更直接。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对历年冤假错案进行了一次全面回顾，并发现共有350起案件中的原本无辜的被告被判处死刑，其中23人早在复审之前就已经被处决。

导致这些错判的原因是法官和陪审团的过度自信，他们对自己判断力的笃定，让他们不屑于重新审视那些本可翻案的疑点。这些人并非恶人，他们只是被自己的大脑温柔地欺骗了，然后用手里的权力把这种欺骗变成了不可挽回的死刑判决。

社会极力推崇“假装自信直到成功”，本质上是在纵容和鼓励一种系统性的自欺欺人。那些凭借着旺盛的多巴胺和盲目自信的人，轻易地攫取了权力、财富和地位，但这种短视所累积的长期成本，却要由整个社会来共同承担。

我们的社会系统性地奖励了那些最不该被奖励的判断方式，让最不适合掌权的人走上了权力的位置。我们的世界之所以充满了不必要的战争、崩盘的企业和含冤而死的人，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恶人太多，而是因为那些“自信的人”从不怀疑自己正在犯错。

女性的“不自信”也许是拯救这个社会的良方

既然“迷之自信”已经给商业、司法和人类和平带来了如此深重的灾难，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尤其是所谓的精英女权主义（或企业女权主义），还在孜孜不倦地教导女性，要像男人一样去“自信地争取（lean in）”？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弄清楚，男女之间自信程度的差异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以及为什么女性更容易深陷嫉妒和自我怀疑，而男性却总是能够保持盲目的“迷之自信”。

2022年，瑞士沃州师范大学的一项研究，观察了小学阶段的孩子们如何进行社会比较。结果发现，女孩在进行社会比较时，更倾向于选择“比自己更优秀的人”作为参照点，心理学上称之为“向上比较”，而男孩更容易关注“比自己弱的人”，也就是“向下比较”，从而轻松获得一场自尊心的胜利。

也就是说，男性审视社交圈时，看到的是“我比他们都强”的证据；女性审视社交圈时，看到的却全是“我还可以更好”的威胁。

这个研究发现意味着，女性那种被诟病已久的“不自信”，只是一种比较方向的差异。女性不是看不到自己的优点，而是她们的注意力在扫描那些值得追赶的人，而不是那些比自己差的人。这种向上看的习惯让她们对自己永远不够满意，但也让她们永远处在自我校准的进程中。

反观男性那种通过向下比较获得的“迷之自信”，本质上不过是一种廉价的自我安慰：你不需要变好，只要找到一个比你更差的人，就可以宣布自己赢了。

但社会不这么看。社会说，你看男性多自信，女性你也应该这样。你不够自信，这是你不行。

这个社会给出了一个听起来很进步的解决方案：既然女性的问题是不够自信，那就让她们去学习男性那种自信。这正是精英女权主义/企业女权主义，最喜欢重复的一句话：向前一步（lean in）。Sheryl Sandberg在她那本畅销书里告诉全世界的女性，只要像男人一样自信地去争取，天花板自然会被打破。

但这句听起来很励志的话，其实极其恶毒。它默认了一个前提：女性的认知方式是错的，需要被修正，去适配一个本来就有毒的系统。它要求女性放弃的，是她们身上一种极其宝贵的东西——道德敏感度。

很多被称为“自信”的行为，在竞争环境中并不是单纯的自我肯定，而是一种带有策略性的表达方式：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通过提高确定性表达来影响他人判断。也就是对自己的能力撒一个足够响亮、足够坚定的谎，直到别人，甚至自己，都信了。

它要求一个人为了获取个人的权力、地位和利益，去肆意夸大自己的能力，给出无法兑现的承诺，甚至在面临危机时掩盖真相。从根本上说，这种为了赢而不择手段的“自信”，是不道德的。而这恰恰是很多女性“不自信”的原因。

2018年发表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公报》上的一项关于道德感的研究，女性之所以更容易“自我怀疑”，是因为她们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与自我意识相关的道德情感和共情关注。

这种共情能力，让她们在面对那些可能带来个人利益、却会伤害他人的行为时——比如在谈判中夸大自己的能力——参与的意愿更低，道德上的自我谴责也更严厉。换句话说，女性在职场上显得“不够自信”、“不够果断”，不是因为她们能力不足，而是因为她们的大脑始终在进行一种更复杂的道德计算：这样做，会不会伤害到别人。

试想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上的领导者、决策者，甚至每一个普通人，都拥有女性这种“道德存疑时的自我怀疑”，我们大概不会有那么多因为傲慢而发动的战争，不会有那么多因为贪婪而崩盘的企业，也不会有那么多因为偏见而酿成的冤案。真正的美德不是那种毫不动摇的自我确信，而是谦逊，是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局限、不完美与错误。

我们不需要更多“向前一步”的女性。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愿意向后退一步、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

重新定义“谦逊”

在这个鼓励所有人拼命假装完美、把虚张声势当作通行证的社会里，我们该如何自处？

2021年发表在《皇家学会哲学汇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人们的信心与真实表现相匹配，并且拥有较高的“元认知能力（metacognitive ability）”，也就是对自己思维过程保持觉察。正是这种觉察力，让他们在犯错之后，不会固执地维护那份错误的自信，反而更愿意接受纠正，调整自己的判断。

这恰好呼应了美国心理学会对“谦逊”的定义：“对自我的关注度较低，对自己成就和价值的认知准确，承认自己的局限性、不完美、错误和知识空白。”

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自己需要被修正。我以为那个“不够自信”的评价，是大脑化学物质失衡的副产品，是一种需要被抗抑郁药和鸡汤合力铲除的认知杂草。

但Amanda Montell的这本书让我看到另一种可能：那个被社会诊断为“有病”的自我，或许只是少了一层多巴胺滤镜，被迫用裸眼直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而那些从未怀疑过自己的CEO、将军和陪审员，他们才是在镜花水月里活得最自在的人，同时也是对这个社会最危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