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碎片 | 我们不再工作，我们只是在制造工作的证据

书籍：Capitalist Realism
作者：Mark Fisher
章节：第3章：Capitalism and the Real

读书碎片 #062
以下内容来自阅读中的随手记录，思想在这里被暂时放下。

拓展阅读：我们生活在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

现代工作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越来越多时间被用于制造“工作的证据”，而不是完成工作本身。

白领工人需要撰写周报、日报，甚至一些公司已经开始要求时报，精确到每个小时你在做什么。到了月底，需要整理月度总结；季度结束，需要准备绩效汇报。

政府基层工作人员需要“工作留痕”：开展一次走访，要拍照；组织一次活动，要拍照；完成一次服务，要留下记录，这些都是证明工作发生过的重要证据。

教师不仅要把课讲好，还得把教案、课堂照片、批改过的作业截图成套上传系统。

就连代码仓库的提交记录也变成了一门艺术：一次修改被拆成三次提交，只为让个人贡献日历保持一片全绿，好向那个看不见的凝视证明你始终在场。

我们不再只是完成任务，而是在持续制造关于任务已经完成的数据、报告和文件。

Mark Fisher《Capitalist Realism》中，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这种现代职场的荒谬感。他指出，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极其诡异的系统异化：在这个时代，符号比现实更重要。

当一份工作的价值不再取决于你真正创造了什么，而是取决于你生成了多少关于这项工作的数据和报告时，Fisher告诉我们：欢迎来到晚期资本主义，在这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融化成了公关。

自由市场创造了新的官僚主义

为什么现代组织会变成这样？

因为新自由主义用市场逻辑重塑了组织，但市场逻辑需要不断制造衡量体系来证明自己有效。

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传统官僚体系的问题在于，它依赖庞大的等级结构、僵化的规则和自上而下的控制。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公共服务部门，官僚主义都会让组织失去活力，让人们只是在遵守流程，而不是解决问题。

因此，新自由主义提出了一套看似完全相反的方案：把市场机制引入组织内部。让机构之间竞争，让个人接受绩效评价，让管理者拥有更多自主权。

但Fisher指出，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消除官僚主义，而是创造了一种新的官僚主义。

过去的官僚体系依靠命令和规则进行控制，现在的官僚体系依靠指标和评估进行控制。

为了证明市场竞争真的有效，组织必须不断证明自己“表现良好”。于是，越来越多的系统被建立起来：绩效考核、排名制度、质量评估、满意度调查、年度审计、目标管理。

每一项工作都需要被量化，每一种价值都需要被转换成指标。市场没有消灭官僚主义，市场把官僚主义转变成了衡量体系。

这正是Fisher所说的“市场斯大林主义（Market Stalinism）”。

市场斯大林主义：符号比现实更重要

Fisher使用“市场斯大林主义”这个词，并不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斯大林主义拥有相同的政治制度。他关注的是两者之间一种更深层的相似性：符号开始凌驾于现实。

斯大林需要“社会主义伟大工程”的符号，于是白海运河仓促竣工，死伤无数，水浅到无法通航。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报纸头版上又能宣传一场伟大的胜利。

Fisher认为，晚期资本主义中的管理体系也出现了类似逻辑。

现代组织越来越依赖目标、排名和指标来证明自己的成功。于是，原本用于衡量现实的指标，开始取代现实本身。

例如，学校的目标本应是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但当这个目标被简化为“提高考试通过率”这一项指标后，与其教授真正的知识，不如反复训练应试技巧，因为后者对指标的贡献更直接、更可控。学生是否真正理解知识，不再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医院的目标本应是改善医疗质量，但当它被简化为“缩短患者平均等待时间”这一项指标后，一些医院开始倾向于优先处理简单病例、推迟或取消复杂手术，因为这样能更快地清空排队名单，让数据好看。

指标成为了现实，而现实必须反过来适应指标。机构不再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整指标，而是绞尽脑汁去完成指标，哪怕完成的手段恰恰与机构本身存在的目的背道而驰。一所不再教书育人的学校，一座不再救死扶伤的医院，在审计的语境里依然可以是模范。

Fisher对马克思那句著名的话进行了改写：“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原本描述的是资本主义如何瓦解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

而Fisher提出，在晚期资本主义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融化成了公关。

正如Fisher在书中提到的一项对地方政府的研究中所揭示的那样：今天的地方机构，“确保服务被正确地呈现（展示）所花的精力，已经远远超过了花在实际改善服务上的精力。”

这正是市场斯大林主义的荒谬之处：工作不再是完成任务，而是拼命制造“任务已圆满完成”的光鲜幻觉。

我们是在表演给谁看？

市场斯大林主义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如果所有人都知道这些指标无法真实反映现实，为什么整个系统仍然能够运转？

教师知道教学评估中的很多指标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教学质量。校长知道排名和数据背后存在大量人为操作。政府官员也可能知道，一些报告中的“成绩”与基层实际情况之间存在距离。

那么，所有人究竟是在表演给谁看？

Fisher在这里引入了拉康和齐泽克的一个概念：大他者（The Big Other）。

“大他者”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也不是某一个真正掌握全部信息的权威机构。它是一种被假设存在的集体权威。

它代表了一种想象：有人相信这些数据。有人会根据这些排名做决定。有人正在审查我们的表现。有人要求我们继续这样做。

正是这种对于“大他者”的信念，让整个体系得以维持。

每个人都知道数据存在问题，但每个人都假设其他人相信这些数据。于是，所有人继续生产这些数据。

齐泽克曾用苏联晚期的例子解释这种机制。

在苏联解体前，许多人已经清楚地知道官方宣传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工人知道生产指标经常被夸大，官员知道经济数据并不完全可信，普通民众知道电视里的繁荣景象与自己的生活经验并不一致，但这个系统依然能够运行。

原因在于，每个人都认为，虽然自己不相信，但其他人仍然相信。

人们并不是因为真正相信意识形态而参与意识形态。他们参与，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个体系仍然拥有某种权威。

直到某个时刻，这种假设被公开打破。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公开批判斯大林，揭露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政治迫害。

这不仅是一场政治批判，也意味着“大他者”出现裂缝：那个被认为无所不知、绝对正确的权威，并不存在。

一旦人们发现“大家其实都知道这是假的”，整个意识形态体系就失去了维持它的基础。

我们耗费无数的精力去填表、做PPT、编造精美的年终汇报，心甘情愿地制造着成吨的数据垃圾，不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些数据的价值，而是因为我们相信——在某个地方，有人相信。

公关已经吞噬了现实

Fisher真正揭示的不是某些组织管理失败，而是一种更深的社会逻辑：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让我们无法想象没有这些体系的世界。

所以我们继续参与制造没有意义的数据，填写没人看的报告，追逐没有价值的排名。

因为这个系统要求的已经不是生产价值，而是持续生产“价值正在被生产”的证据。

在晚期资本主义，公关不再仅仅是粉饰现实的工具，公关已经取代了现实本身。

Fisher提出的市场斯大林主义深刻地揭露了现代职场的“空心化”。

如果你觉得工作就是填表、开会、做PPT来证明你在工作，而不是真正地工作，如果你觉得公司或学校更在意“看起来好看的数据”而不是实际的质量，那么你就正在经历Fisher所描述的市场斯大林主义。

这不是系统出了故障，这就是系统的运转方式。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公关/表象已经吞噬了现实，证明某件事发生过，逐渐变得比真正让它发生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