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國昌養「狗仔」的傳播與新聞倫理

民眾黨主席黃國昌遭「鏡傳媒集團」的《鏡報》、《鏡週刊》連續揭露，長期指揮一個跟監偷拍綠營政治人物的「狗仔集團」，其中關鍵人物是一名任職於官方媒體中央社的S姓女記者（事後被證實是謝幸恩），同時化名「蕭依依」在《民報》撰文刊登所謂「揭弊」報導。與此同時，黃國昌再被揭露也與另一間網媒《菱傳媒》「合作」，而黃也再記者會上坦承此事。

然而，黃國昌始終迴避幾個關鍵的重要問題，儘管他批判「鏡傳媒才是最大狗仔集團」，但我們必須清楚，鏡傳媒是媒體，而黃國昌是立法委員以及第二大在野黨主席，媒體擁有狗仔天經地義，而掌握權力的政治人物是否能「豢養記者」或與記者合作，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情形。至於鏡傳媒是否成為執政黨打手、成為司法機關濫用放話工具，這又是第三個議題。無論如何，這三者不能混為一談。

此外，這個問題還必須切分成兩個時間點，一個是2024年2月1日黃國昌就職立法委員以前（嚴格來說則可以從2023年11月16日黃國昌宣布放棄時代力量黨籍，加入台灣民眾黨、列入該黨不分區立法委員提名人第2名時，再度成為政治人物開始算起），一個則是在此之後的公職身分。2021年8月成立的「社團法人台灣公益揭弊暨吹哨者保護協會」，首任理事長即為黃國昌，而現任理事長則是《民報》前董事長張晉源，試問黃國昌何時卸任理事長一職？是在就職立委前還是後？目前在「吹哨者保護協會」內還擔任什麼角色？是否能指揮該協會所謂「合作對象」對於其他政治人物進行偵查？

這才是問題的核心，也是一項對於傳播倫理、新聞倫理的全新議題。過往，無論是20世紀最偉大的專欄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抨擊了美國政府設立的「公共消息委員會」，因為該機構散播大量聳動的戰爭宣傳，還對涉及戰爭的報道進行官方審查，甚至要求記者自我審查，至與喬姆斯基（Noam Chomsky）1988年初版的《製造共識︰大眾傳播的政治經濟學》（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一書，都一再針對執政者、執政黨控制媒體，媒體操作輿論進行對人民的洗腦進行抨擊。然而，黃國昌的案例並非如此。黃並非執政者與執政黨角色，但在野黨的政治人物或黨魁是否就能透過「豢養記者」或與原本應該監督他的記者私下合作，去跟拍、調查其他政治人物的醜聞？

李普曼在《幻影公眾》一書中提出一項重要概念，「公眾輿論不是上帝的聲音，也不是社會的聲音，而只是旁觀者的聲音」、「公眾只在危機時刻才有必要干預進來，不是去處理具體問題，而是制衡專橫力量」。倘若公眾輿論是旁觀者的聲音，掌握立法權的政治人物與其私下合作的記者，透過跟拍政敵來「揭弊」，算是旁觀者的聲音嗎？

Daniel C. Hallin 和 Paolo Mancini在《比較媒介體制：媒體與政治的三種模式》（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則提到，19世紀初期，捍衛政治觀點成為了印刷媒體的主要功能，而「政治新聞記者是那些將影響公共輿論視為自己職責的人，並且這些記者代表某一政治派別或議題行事，許多報紙的創立也多由政黨或政治人物發起，或由他們提供支持」。因此，記者成為了所謂媒體工具化的工具——即媒體被外部行為者控制，這些行為者追求政治影響力。無論黃國昌是否透過與特定記者私下合作來「揭弊」，但若連自己「對媒體的控制、利用媒體來干預政治領域」之弊都無法防，何來「揭弊」可言？

政治人物掌握著政治權力、人脈網絡與獨家資訊等資源，他們可以透過提供這些資源——例如未來的獨家新聞、政治內幕、職位承諾或直接的金錢利益——來「培養」或「收編」（co-optation）特定記者 。這種關係建立在不對等的資源交換上，記者為了獲取稀缺資源，可能放棄其專業自主性。而被工具化的記者不再是獨立判斷新聞價值，而是執行政治人物設定的議程。跟拍政敵的目的在於挖掘負面資訊、製造醜聞，進而透過媒體議程設定（Agenda-Setting）影響公眾輿論，打擊政敵的公眾形象與合法性，而公眾對此並不知情。

傳統上，記者的角色被定義為公眾的「看門狗」（Watchdog），監督權力 。然而，若記者變成與政治人物私下合作，打著「揭弊之名」秘密跟拍政敵，並非公眾守望，而是將此功能「私人化」與「武器化」，目的從為了增進公眾知情權，轉變為收集可用於政治鬥爭的「黑料」，接近情報工作而非新聞採訪。發動者利用媒體作為掩護，對目標進行隱蔽的、持續性的觀察，不僅被監視者，公眾也處於被動和不知情的狀態。

記者的首要忠誠對象應是公眾，而非任何特定利益團體或政治人物。接受政治人物的指令進行跟拍，意味著記者完全喪失了編輯自主性，成為政治勢力的附庸；若接受政治人物的資源（無論是金錢、資訊或未來承諾）來執行特定任務，則構成嚴重的利益衝突，使得記者的個人利益或其與消息來源的特殊關係，凌駕於公眾利益之上。

當公眾意識到記者可以被政治人物收買作為打手時，對整個新聞業的信任度將會急遽下降。公眾將難以分辨哪些是基於事實的獨立報導，哪些是精心策劃的政治攻擊 。更嚴重的是，這將加劇政治部落主義（political tribalism）。媒體不再是促進理性對話的平台，而是淪為不同政治陣營相互攻擊的戰場，進一步撕裂社會。而這是黃國昌所沒有想到的後果，並非其所稱的，「台灣容不下揭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