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猎巫狂欢：从中世纪到当代校园的群体暴力

一、她总会出现

在现代校园与网络空间中，以女性为主要受害目标的流言、性化指控与围观羞辱屡见不鲜，其组织方式呈现出典型的“群体性仪式化暴力”特征。大量研究显示，校园性骚扰与基于性之名誉羞辱具有高流行率与显著心理—教育后果。例如，美国大学女协（AAUW）的全国调查显示，在单一学年内，约 40%–50% 的 7–12 年级学生报告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且随年级上升而呈增势；这类骚扰主要发生在同侪之间，并常与网络或手机场域交织，虽未必全部达到法律意义上的“敌意环境”标准，但已显著影响学生的专注、出勤与学业表现（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2011）。进一步而言，青少年群体中的性与人际相关线上侵犯也呈现上升与常态化趋势，跨国测量工具的研究提示，同侪间在线性骚扰具有可观的发生率与可测量的心理危害（Livingstone et al., 2017）。同时，校园“负面八卦/流言”已被明确界定为关系性攻击（relational aggression）的一种，既破坏受害者的社会联结，也与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显著相关（Crick & Grotpeter, 1995）。

上述现象并非孤立个案，而更接近群体过程。Salmivalli 等人（1996）提出的“参与者角色”视角将霸凌理解为班级或群体层面的协同行为：除直接施暴者外，还存在助力者、起哄者、被动旁观者与防卫者等角色分化，不同角色的在场与反应共同塑造了事件的发生、升级与持续。就攻击形式而言，Crick 与 Grotpeter（1995）的经典研究区分了关系性攻击与外显性攻击，前者以排斥、造谣、社会地位剥夺为核心手段，并在同侪提名与行为结果上表现出独立效应。

若从社会学概念图景来理解这种“围猎”，道德恐慌（moral panic）与“民众恶魔”（folk devils）的框架提供了重要参考。Cohen（2002）在对英国亚文化冲突的研究中指出，当某类人物或群体被媒体与“道德企业家”放大为对社会价值的威胁时，“标签化+夸张化”将触发集体性的情绪动员与控制诉求，从而制造出可被集体投射与惩罚的对象。在数字平台上，这一过程进一步被社交媒体的信息结构放大：Walsh（2020）的研究认为，社交媒体对用户生成内容的鼓励与算法推送，使集体惊恐与道德化指控更易扩散、升级与固化，形成易燃的“在线道德恐慌”。

与此同时，“黑羊效应”为我们解释群体内部的严苛性提供了微观社会心理机制：群体成员对违反规范的“己方异类”往往比对外群体更严厉地贬斥与排除，从而在惩罚内部异端的过程中获得认同与秩序再确认（Marques et al., 1988）。在性别维度上，性双重标准研究一再显示，同样的异性性行为，男性更可能因此获得声望与同侪认可，而女性则更容易遭受污名与同侪贬抑；这种“评价非对称”在青少年与大学样本中均可观测，并与社会阶层及同伴网络结构相互作用（Kreager et al., 2016）。这意味着，当校园群体需要一个“可被凝视/控制的对象”来维持象征秩序时，以女性为主的被指控者更易被建构为“可羞辱的靶子”，而“性化指控”（如“放荡”或“不检点”）因其成本低、传播快、羞耻触发强而成为最常用的“武器化语言”。

从“场域动力”看，旁观者的行为对“猎巫式事件”的生成与维持具有关键作用：一方面，干预型旁观者可显著降低事件强度并改变群体规范；另一方面，沉默、起哄与被动围观则在行为上“奖励”施暴者、延长事件寿命。近期以学校气候为自变量的纵向研究与政策综述指出，将霸凌与羞辱理解为生态系统，而非简单的“施暴—受害”二元互动，更有助于设计有效的预防与干预（Salmivalli et al., 2011）。

综合以上，可以判断当代校园与社交媒体中的“集体猎巫”并非偶发的道德失范，而是由道德恐慌、黑羊效应、性双重标准、社交媒体放大与旁观者生态等机制叠加驱动的结构性群体暴力。因此，与其围绕个案真伪反复“自证/辟谣”，不如将分析重心转向机制识别与群体治理：识别何种标签与叙事最易触发集体围猎，厘清班级或平台层面的角色分化与回报结构，评估学校制度与平台规则在抑制“猎巫快感经济”中的作用边界，并以此提出针对性的预防与干预路径。

二、历史镜像：火刑架与谣言场

1、猎巫的社会控制逻辑

中世纪欧洲的猎巫运动（witch hunts）被视为群体性暴力与道德恐慌的典型案例。历史学者估计，从15世纪到18世纪，欧洲范围内至少有数十万人被指控为女巫，其中约四分之三为女性，死亡人数在4万到6万之间（Levack, 2013）。这些审判往往缺乏实证依据，所谓“证据”常常只是邻里流言、梦境叙述，甚至是遭受酷刑后的“口供”。然而，指控一旦提出，就会被宗教权威与世俗权力迅速合法化，并通过公开的审判与火刑场仪式，转化为集体暴力。

猎巫运动的背后，是一种社会控制逻辑。首先，它强化了教会与国家的权威：通过宣称“魔鬼潜伏在人间”，并将某些“异常女性”定义为威胁，权威机构获得了治理的正当性。其次，它具有性别维度。正如 Federici（2004）所强调，猎巫不仅是宗教迫害，更是父权秩序与资本主义早期社会的治理手段：通过惩罚“异端女性”，尤其是鳏寡妇、草药师或敢于保持独立生活方式的女性，社会秩序重申了对女性身体与劳动的控制。

从这个意义上，猎巫并非狂热群众的偶发行动，而是一套有组织、有功能的社会控制机制。它通过制造“女巫”这一符号，将经济危机、疾病流行、收成不佳等不可控的社会焦虑，转化为一个可被攻击与处死的对象。这种“替代性解决”不仅满足了群体对正义的想象，也让统治秩序在血腥的仪式中获得了再确认。

2、替罪羊与女性目标

猎巫逻辑并不限于欧洲大陆。塞勒姆审巫案（1692）是这一模式在殖民地社会的变体。短短数月间，马萨诸塞就有200人被控为女巫，其中20人被处死。研究者指出，这些案件的受害者往往是贫困女性、鳏寡孤立者，或在行为上显得独立、不顺从的人（Norton, 2002）。在一个高度紧张的清教社会里，经济矛盾、宗教冲突与殖民社会的不安，都被简化为“魔鬼附体”的问题。通过审判与处死“女巫”，集体获得了一种象征性的秩序恢复。Cohen（2002）的“民众恶魔（folk devils）”与“道德恐慌（moral panic）”理论，正好为这种现象提供了框架。当社会陷入不确定与危机，某类群体会被标签化、夸张化，成为威胁社会价值的“恶魔”，从而触发集体性恐慌与惩罚行动。女性之所以反复成为这一逻辑的主要受害者，除了她们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的边缘处境，更因为父权文化长期将“女性身体”视作道德与秩序的潜在威胁。换言之，她们不仅是“别人家的问题”，而是被整个文化机制定义为“秩序中的不安定因素”。

3、从火刑架到网络舆论场

在对比当代校园与网络环境时，我们会发现“女巫”的形象从未消失。不同的是，她们的火刑架已经不再是木桩与火焰，而是由谣言、标签与社交媒体构成的舆论场。从“她不检点”到“她精神不正常”，现代“女巫”同样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被群体性标签化与羞辱（Walsh, 2020）。如果说中世纪的猎巫依赖口耳相传和教堂布道，那么数字时代的猎巫则借助算法驱动的社交平台，其扩散速度与范围呈指数级增长（Marwick, 2018）。在这种机制下，匿名爆料、八卦帖子和暗示性标签很容易在数小时内扩散至成千上万的“旁观者”。重要的是，群体狂欢的逻辑并未改变。过去，火焰摧毁的是身体，如今，谣言摧毁的是声誉与心理健康；过去，猎巫以“净化村庄”为名，如今，网络猎巫以“守护群体正义”为借口。形式虽变，本质未改：它们都是通过制造靶子与施加羞辱来凝聚内部秩序，并为参与者提供心理补偿。

三、猎巫机制的运作逻辑

1、制造靶子：标签化与指控的低成本

猎巫的第一步，是在群体中制造出一个可被羞辱的“靶子”。这一过程往往依赖标签化与社会分类机制：个体被抽离出“普通人”的范畴，被冠以“异质”的特征，并被重新定义为“不正常”或“危险者”。这种异质特征可能是性格上的独立与不合群，也可能仅仅是外貌、举止或人际关系的不同（Becker, 1963）。在校园语境中，研究表明，流言与指控尤其集中在女性的“性名誉”与“心理健康”上，因为这两类标签最容易触发文化上已有的道德化解释框架（Ringrose & Renold, 2012）。一句“她不检点”，一句“她精神有问题”，不需要证据就能获得群体的注意与传播。尤其在父权文化的背景下，性羞耻标签具有极低的生产成本，却能在瞬间摧毁一个人的社会声誉。正如社会学家所强调的那样，这类标签一旦贴上，个体就被迫在“污名化身份”的框架中行动，难以摆脱（Goffman, 1963）。

2、群体传播：从口耳到算法

靶子一旦被制造出来，接下来的关键环节就是传播。在传统社会，传播依靠口耳相传、邻里八卦与地方小报，这一过程受限于空间与时间。但在当代数字社会，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与去中心化结构极大加速了信息扩散的速度与规模。Walsh（2020）的研究指出，社交平台对“用户生成内容”的鼓励，以及算法对“争议性信息”的优先推送，使得道德恐慌与猎巫式指控更易被放大和复制。Marwick（2018）进一步强调，这种“网络猎巫”往往以“正义”与“公共利益”为幌子，实际上却是一种群体性骚扰与暴力再生产的过程。换句话说，传播并不是中立的信息流动，而是一种带有奖励机制的集体行为：每一次转发、点赞与评论，都是在为猎巫提供新的燃料。这意味着，网络舆论中的猎巫并不只是“多了一个信息渠道”，而是发生了质的变化：算法逻辑使得猎巫成为一种可规模化、可复制的暴力模式，几乎不需要明确的“组织者”，群体即可自发完成围猎。

3、受害者的困境：解释—否认—痛苦循环

在猎巫机制中，受害者常常陷入一个无解的困境：解释、否认、痛苦循环。心理学研究显示，当个体试图澄清或反驳流言时，回应本身即等于把流言进一步嵌入公共话语，反而让指控获得了新的生命力（Frenda et al., 2011）。这一现象与“返火效应”（backfire effect）密切相关：人们在面对与自身偏好相冲突的信息时，往往不会因此改变立场，反而更强化原有偏见。更严重的是，在性化指控或“精神不正常”的标签下，受害者的否认更容易被解释为“心虚”或“欲盖弥彰”。这种机制让受害者陷入孤立：无论保持沉默还是试图澄清，都可能成为群体狂欢的新素材。最终，受害者往往在羞耻与无力感中陷入自我怀疑，心理创伤由此加深（Brown, 2018）。

4、群体狂欢：暴力的快感与秩序的幻觉

当标签扩散与受害者反应叠加，群体狂欢便进入高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群体在惩罚“内部异类”时，往往会表现出更高的严厉性与敌意，这就是所谓的“黑羊效应”（Marques et al., 1988）。通过把内部成员推向舆论火刑架，群体在心理上确认了自己的边界与秩序。与此同时，“替罪羊机制”让群体能够将模糊的焦虑与恐惧集中转移到一个具体对象身上（Allport, 1979/1954）。在共同羞辱的过程中，群体获得了短期的心理补偿与社会凝聚感。这种过程甚至带有“情绪共振”的特征：笑声、起哄、转发与评论都构成了一种共享的仪式（Collins, 2004）。因此，猎巫的群体狂欢既是破坏性的暴力，也是幻觉性的团结。个体在摧毁“他者”时获得优越感与安全感，但这种团结是脆弱的——它依赖于不断制造新的靶子，才能维持虚假的秩序。

四、心理画像：谁会参与猎巫？

1、操控型：以他人痛苦为快感

操控型个体往往带有心理学所称的“黑暗三联征”（Machiavellianism, narcissism, psychopathy），即善于算计、冷酷缺乏共情、以及以自我为中心（Paulhus & Williams, 2002）。他们在群体猎巫中通常扮演“策划者”与“煽动者”的角色：并不必然相信自己散布的指控，却能熟练操纵群体情绪、引导话语走向。Buckels、Jones 与 Paulhus（2014）的实验研究表明，这类人格的个体在网络环境中更倾向于“恶意拖钓”（trolling），其动机主要源自从他人痛苦与混乱中获得快感。在校园或网络猎巫中，这类操控者往往是八卦的发起者、暗示的制造者。他们不一定直接喊出“她不检点”，但可能通过模糊暗示、提炼片段信息，制造“信息悬疑”，从而吸引群体跟进。受害者的痛苦成为他们的“情绪燃料”，而群体的响应进一步强化其权力感。

2、投射型：将内在不安外化

精神分析与社会心理学强调，投射是一种普遍的心理防御机制，个体将自身无法接受的冲动、欲望或缺陷，外化并归因于他人（Freud, 1921/1961）。在猎巫场景中，投射型个体常常把自己的焦虑或“道德不安”泼向受害者。例如，一名男学生对女性的性自主或社交自由感到威胁时，可能会借助“淫荡”“不检点”的标签来进行贬斥。这样做既转移了他对自身欲望与焦虑的冲突，又借助群体羞辱获得了心理补偿。研究显示，青少年群体的“slut-shaming”往往与个体对自身性身份的不安密切相关：批评或指控他人“放荡”，实际上是对自身欲望、身份困惑的防御性外化（Ringrose & Renold, 2012）。因此，投射型个体的参与不仅是攻击他人，更是他们处理内心冲突的一种方式。

3、自恋型：脆弱优越的建构

自恋型人格具有一个核心悖论：他们既追求优越与赞赏，又极度脆弱、害怕贬抑（Morf & Rhodewalt, 2001）。在猎巫狂欢中，自恋型个体往往积极参与指责与嘲讽，以彰显自己的“道德正确性”或“群体一致性”。这种通过“贬低他人”来提升自我价值的模式，在社交媒体环境中尤为显著：转发、评论或发表激烈批评，都可以作为他们寻求关注与群体认同的手段（Twenge & Campbell, 2009）。在网络猎巫中，自恋型个体常常站在所谓“正义”的一方，以“揭露真相”“捍卫道德”为名，获得道德高地与群体掌声。然而，这种优越感是脆弱的，一旦群体焦点转移，他们自己也可能迅速成为下一个靶子。

4、附和型：出于恐惧的从众

大量群体心理学研究表明，从众压力是参与集体性欺凌与猎巫的主要驱动力之一。Asch（1956）的经典实验已经揭示，即便面对明显错误的判断，个体仍常因群体压力而选择随大流。Salmivalli（2010）的研究进一步指出，附和型个体往往在校园霸凌中扮演“起哄者”或“被动旁观者”，他们并不主动发起暴力，但通过笑声、转发或沉默，为暴力提供了舞台。Pozzoli 与 Gini（2010）的研究发现，旁观者的沉默甚至轻微附和，都会显著延长霸凌事件的持续时间。附和型个体往往用“自己没做坏事”来自我安慰，然而实际上，他们的存在正是猎巫机制得以维系的关键条件。

5、父权共谋型：性羞辱的惯性使用者

父权社会长期将女性的价值与“贞洁”挂钩（Pateman, 1988）。在这种文化语境下，许多个体并不需要复杂的心理动机，他们只是习惯性地使用“性化指控”作为攻击工具。这类人可能是班级里的“普通同学”，或网络上的匿名用户，他们未必对受害者有私人仇恨，却会在日常对话中顺手甩出“她很乱”“她不正常”的言辞。Ringrose 与 Renold（2012）的实证研究表明，青少年同侪群体中的 slut-shaming，正是父权逻辑在日常互动中的再生产。换言之，父权共谋型个体的攻击并不是出于个人特质，而是出于社会脚本：他们通过复述父权语言，来获得“合群感”与文化上的“安全位置”。这些“随手一击”往往是猎巫狂欢的导火索。

五、群体心理：为什么是“狂欢”？

1、黑羊效应：对“内部异类”的加倍惩罚

“黑羊效应”（black sheep effect）是社会心理学中的经典发现：群体对违反规范的“己方异类”往往比对外群体更为严厉（Marques, Yzerbyt, & Leyens, 1988）。这种机制的逻辑在于，群体需要通过惩罚内部偏离者来维护自身边界与象征秩序。在校园与网络猎巫中，被指控的往往是“出挑”的女生：成绩优异、与教师关系良好，或在外貌、行为上与群体平均水平不同。这些特质本身未必带来负面意义，但在群体眼中却成为“不合群”的象征，从而引发排斥。社会学研究显示，青少年群体中“与众不同”的个体更容易成为八卦与流言的靶子，因为他们威胁了群体一致性（Horn, 2006）。因此，所谓“猎巫”实际上是一种“内部规训”，通过排斥“黑羊”来维持表面的团结。

2、道德恐慌：惩罚即是“守护秩序”

Cohen（2002）的“道德恐慌”理论揭示，社会在面对不确定性与价值焦虑时，常通过建构“民众恶魔”（folk devils）来维持秩序。猎巫事件中的谣言与标签化，正是这种建构的日常化版本。某个女生被指为“不检点”或“精神不正常”，在群体叙事中被塑造成威胁公共价值的“危险者”。Walsh（2020）的研究显示，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算法放大与用户共鸣的“道德化指控”，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恐慌。对于参与者而言，加入羞辱并非仅仅出于恶意，而是被合理化为“守护群体价值”的行动。这种“道德化的暴力”使他们在羞辱他人时感到自己正当甚至高尚，因而大大降低了个体的道德约束。

3、替罪羊效应：转嫁焦虑与不安

社会心理学的“替罪羊机制”表明，当群体面临压力或危机时，往往把愤怒和焦虑转移到一个相对弱势的目标身上（Allport, 1954/1979）。这在历史猎巫中有清晰的体现：粮食歉收、疾病流行，都会导致“女巫”被指控为罪魁祸首。在当代校园，这种逻辑依然存在。研究显示，当学校处于考试竞争、社会经济压力或同伴冲突加剧的背景下，流言与排斥事件的发生率显著上升（Juvonen & Graham, 2014）。被传谣的女生往往承担了群体焦虑的“容器”功能：她们并未真正制造危机，却成为群体不安的“出口”。通过共同羞辱一个目标，群体获得短期的心理释放，虽然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4、集体快感：羞辱带来的虚假安全

为什么猎巫常常呈现为一种“狂欢”而非单纯的暴力？关键在于它带来了一种群体性的快感。Collins（2004）的“互动仪式链”理论指出，当个体在集体场景中共享情绪并通过表情、动作、笑声等方式产生“情绪共振”时，会形成高度的情感能量。在猎巫事件中，笑声、转发、起哄，都是这种“情绪共振”的表现。研究发现，观看或参与对他人的羞辱，会显著激活个体的奖赏系统，使他们感到“优越感”与“幸存感”（Reynolds et al., 2014）。换句话说，当受害者被集体贬抑时，旁观者与参与者在心理上感到“自己暂时安全”，甚至获得一种虚假的团结与秩序感。因此，猎巫狂欢不仅是一种破坏性的暴力，同时也具有“仪式化”的娱乐性质：它让参与者在共享羞辱中获得短暂的快感，却以牺牲个体尊严与群体信任为代价。

六、性羞耻：最廉价的武器

1、父权秩序中的女性价值绑架

父权社会长期将女性的社会价值与“贞洁”绑定，女性的身体不再是个体所有，而是被纳入家族荣誉与社会秩序的象征系统（Pateman, 1988）。这种“价值绑架”意味着，对女性的性化指控不仅是对其个人名誉的攻击，还会被解读为对家庭、群体甚至民族“尊严”的污损。正因如此，性羞辱往往具有远超个人层面的杀伤力。历史研究表明，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女性一旦被贴上“不贞”或“不检点”的标签，其社会地位会急剧下降，并可能失去教育、婚姻与就业机会（Skeggs, 1997）。这种机制让性羞耻成为最廉价却最有效的暴力手段：一条未经证实的流言就能触发深层的文化性羞耻反应，而无需任何实证成本。换句话说，性羞耻是一种“低投入—高收益”的社会控制工具。

2、slut-shaming 的普遍性与代价

所谓“slut-shaming”（放荡羞辱），在青少年与大学群体中极为普遍。Ringrose 与 Renold（2012）的质性研究发现，青少年女生普遍报告遭遇过以“放荡”“不检点”为核心的羞辱性言语，这种羞辱常常与社交地位竞争捆绑：女生之间会通过相互贬抑来抢占“正当女性”的位置。Lippman 与 Campbell（2014）的量化研究进一步指出，即便没有任何实际的性行为证据，仅仅是外貌特征、交往对象或社交媒体中的呈现方式，也可能触发 slut-shaming。例如，发布一张自拍照就可能被解读为“博眼球”“不检点”。这种羞辱的后果不仅是名誉受损，还与抑郁、焦虑、饮食失调和学业下降显著相关（Dobson & Ringrose, 2016）。这种现象在跨文化研究中同样成立。UNESCO（2015）的报告显示，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青少年女生报告曾遭受与性有关的言语羞辱或流言。这说明 slut-shaming 并非某个国家或文化的特例，而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化实践，其背后是父权逻辑在日常互动中的再生产。

3、双重标准的武器化

性双重标准研究一再揭示，男性的性行为常被赋予“声望”“男子气概”的正面意义，而女性的性行为更可能被污名化为“堕落”或“放荡”（Kreager, Staff, Gauthier, Lefkowitz, & Feinberg, 2016）。这种非对称评价不仅反映在日常话语中，也体现在同侪关系与社会奖惩机制里。例如，在美国一项涵盖 1,500 名高中生的纵向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男性的多重性伴侣经验与同侪地位正相关，而女性的类似经验则与同侪地位负相关（Kreager et al., 2016）。这种“双重标准”在猎巫机制中被有意动员：对男性而言，谣言甚至可能提升声望；对女性而言，则意味着社会地位的坠落。正因如此，性羞耻被高度性别化地武器化。它为父权文化提供了一种廉价而有效的“社会惩罚”，使女性更容易被建构为“可羞辱的靶子”。

4、数字时代的加速效应

在网络环境中，性羞辱获得了更强的扩散与固化能力。Jane（2014）的研究揭示，在线骚扰中涉及性化内容的攻击最为普遍，并且更容易吸引旁观者的参与。性化的语言、表情包和影射，不仅更具煽动性，也更容易在点击率与转发机制下获得算法奖励。Marwick 与 boyd（2014）提出“网络戏剧化（drama）”概念，指出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冲突往往以“公开羞辱”形式出现，而性化标签是最常用的工具之一。算法驱动的社交媒体平台进一步放大了这一效应：带有性暗示或羞辱性的内容往往获得更高的可见度，从而形成所谓“快感经济”（Jane, 2017）。这意味着，性羞耻不仅是一种廉价的武器，更是一种可以被平台逻辑放大、复制甚至货币化的暴力话语。在这种机制下，受害者的名誉与心理健康被贬值为群体娱乐与数据流量的一部分。

七、代价：不只是一个人的痛苦

1、对个体：创伤与沉默

猎巫的首要代价由被指控者承担。心理学研究反复表明，长期遭遇羞辱与排斥会显著增加抑郁、焦虑、自伤与自杀意念的风险（Hawker & Boulton, 2000；Rigby, 2003）。尤其是涉及性化指控的情境，因其触发了深层的羞耻机制，往往导致受害者陷入孤立与自责，形成难以言说的沉默循环（Brown, 2018）。例如，在一项涵盖 36 项研究的系统综述中，研究者发现，受害者遭遇基于性名誉的霸凌时，更容易表现出自尊下降、社交回避与长期的 PTSD 症状（Reijntjes et al., 2010）。对青少年来说，这些创伤不仅停留在心理层面，还可能转化为切实的学业劣势：出勤率下降、课堂参与受阻、考试成绩下滑（Juvonen & Gross, 2008）。对成年人而言，类似的流言与污名化则可能延伸至职业领域，导致机会损失与职业停滞（Cantalupo & Kidder, 2018）。换言之，这是一种“隐形的损失”——即便没有物理伤害，受害者的人生轨迹可能因此被长期扭曲。

2、对群体：虚假的团结

群体猎巫在短期内可能营造出表面的团结感：通过共同羞辱一个人，群体获得了虚假的凝聚力。然而这种凝聚力是一种“负向团结”，它建立在共同排斥的基础上，而非真正的相互信任。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基于恐惧和羞辱的团结往往是脆弱的，最终会破坏群体内部的信任与合作（Haslam, 2004）。旁观者的角色尤其关键。研究显示，当旁观者选择沉默或附和时，他们在无形中学习到“保持沉默才能自保”的逻辑，这会促使群体文化逐渐滑向犬儒化与冷漠化（Pozzoli & Gini, 2010）。换句话说，猎巫狂欢不仅没有建立起稳固的群体纽带，反而制造了一种基于威慑的秩序：每个人都清楚，只要下一个靶子不是自己，就要暂时“随大流”。长远来看，这种文化会导致更多的不安全感、潜在冲突与相互的不信任。

3、对社会：霸凌文化与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

在社会层面，猎巫狂欢延续了霸凌文化与性别化不平等。Olweus（2013）的研究指出，校园中的羞辱与霸凌经验会迁移至成年社会，成为职场霸凌与网络暴力的延续。例如，青少年时期习得的“slut-shaming”逻辑，往往会在成年后的职场互动中以“性别化玩笑”“暗示性指控”形式再现。尤其是性化指控的广泛使用，进一步固化了父权结构。Gill 与 Orgad（2018）指出，现代社会中的女性持续被规训在“性名誉”的枷锁之下，她们一旦尝试在公共领域发声，就面临来自网络与媒体的性化污名化攻击。这种攻击不仅削弱了女性的公共参与能力，也在社会层面重申了“女性应当被羞辱和规训”的文化逻辑。换言之，猎巫并非一场孤立的事件，而是文化权力结构的再生产机制。它通过不断制造“可羞辱的女性”，维持了性别秩序与父权权威。最终，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双重的：一方面，女性的公共参与与社会资本受到系统性限制；另一方面，霸凌与羞辱的文化被代际传递，使得下一代继续在同样的结构中成长。

八、如何拒绝参与猎巫

1、个体层面：识别与拒绝共谋

猎巫狂欢的运作依赖于个体的参与与沉默。因此，第一步是培养对“猎巫机制”的识别能力。研究显示，当青少年能够识别霸凌与羞辱背后的结构逻辑时，更可能采取抵制而非附和的行为（Espelage & Swearer, 2003）。例如，在一项针对美国中学生的干预实验中，研究者通过课堂讨论与媒体素养教育训练学生识别“谣言即暴力”的逻辑，结果发现实验组学生在接下来一学期中转发流言和参与嘲笑的比例显著下降（Pinkleton et al., 2012）。因此，个体层面的拒绝不是抽象的“不要坏”，而是具体的实践：把谣言、标签、羞辱识别为群体暴力的工具，而非中立信息；理解转发和评论本身就是“共谋”。对个体而言，最直接的拒绝就是不转发、不评论、不附和，切断暴力话语的传播链条。

2、旁观者层面：沉默与介入的分水岭

Salmivalli 等人（1996）的“参与者角色”研究表明，旁观者的反应对霸凌/猎巫事件的走向具有关键影响：沉默与附和会奖励施暴者，而干预则显著减少事件强度。后续纵向研究也发现，如果学校氛围中存在“支持型旁观者”，霸凌发生率会显著降低（Salmivalli, 2010）。例如，Pozzoli 和 Gini（2010）的研究指出，在小学与中学中，即便只是有一部分同学在霸凌发生时说出“停下，这不对”，就能改变群体气氛，使事件更快终止。换句话说，旁观者不是中立者：沉默和转发是施暴的助力，而发声和制止则可能成为瓦解狂欢的转折点。即便一句简单的“别传了，这不是真的”，也足以产生“规范破口”。

3、制度层面：教育与政策的责任

研究表明，学校的制度化反霸凌措施能有效减少羞辱性事件的发生（Olweus & Limber, 2010）。具体包括：（1）校规：明确禁止性别化羞辱，列入正式处分范围；（2）举报渠道：建立匿名、可追踪的举报机制，并提供心理支持；（3）课程教育：在课堂中系统开展关于性别平等与媒体素养的教育。例如，芬兰的 KiVa 反霸凌项目通过课堂教育+匿名反馈+教师介入三位一体的机制，使得参与学校的霸凌率显著下降（Kärnä et al., 2011）。这一经验表明，当制度明确表态“猎巫不可接受”，并提供可操作的支持系统时，群体规范会逐渐改变。教育政策层面的介入，也意味着将猎巫事件从“个人问题”转化为“集体治理问题”。

4、平台层面：算法与规则的问责

在数字空间，猎巫的放大与持续与平台逻辑密切相关。Matias（2019）的研究指出，社交媒体平台在处理骚扰与性化攻击时往往反应迟缓，甚至通过算法推送放大其影响。Fielitz 与 Schwarz（2020）进一步指出，猎巫式内容因其高度情绪化与易传播特征，往往被平台的算法优先推荐，形成所谓“快感经济”。因此，平台治理是拒绝猎巫的关键环节。必要措施包括：更严格的反骚扰政策，尤其是对性化指控的零容忍；快速透明的举报与处理机制；对猎巫式传播内容的“去推荐”“去货币化”，减少其算法优势。平台的责任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 社会责任问题。它们直接塑造着用户的心理和公共秩序。如果平台继续把“猎巫”当作流量来源，那么任何教育和个体努力都会陷入结构性的掣肘。

九、结语：猎巫不是娱乐

纵观历史与当下，猎巫狂欢从未真正消失。它只是从中世纪的火刑架，转化为当代校园与网络的流言场。从被指控“与魔鬼勾结”的女巫，到被传“放荡”或“精神不正常”的女生，其逻辑始终如一：通过制造靶子、贴上标签、触发羞耻，群体在惩罚个体中获得短暂的凝聚与快感。然而，这种所谓的“娱乐”与“正义”，本质上是群体性暴力的再生产。

本文通过回顾猎巫的历史镜像，分析其在当代的运作机制，并揭示了参与者心理、群体动力与性别化结构的交织。我们看到，猎巫并非偶发的道德失范，而是一套由父权逻辑、道德恐慌、黑羊效应、替罪羊机制与平台算法共同驱动的群体性仪式化暴力。正因如此，猎巫的代价远不止个体的心理创伤与名誉毁灭，它更深层地侵蚀了群体内部的信任，扭曲了公共领域的正义感，并固化了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

因此，我们必须拒绝把猎巫视为“小八卦”或“茶余饭后的谈资”。它不是娱乐，而是暴力。每一次附和、转发与沉默，都在加固这套暴力逻辑；而每一次识别、拒绝与干预，都是削弱其力量的可能。正如研究所示，群体规范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可以被少数“介入者”改变的（Salmivalli, 2010）。这意味着，抵制猎巫并不需要“全体共识”才有意义，哪怕少数个体的介入，也可能成为群体规范的转折点。

未来的研究与治理，应当继续追问：如何在数字时代抑制平台对猎巫狂欢的放大效应？如何在学校教育中把性别平等与媒体素养纳入常规课程？如何通过法律与政策对散布性化谣言和名誉毁灭行为建立更明确的责任追究？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体的权利保护，更关系到社会能否摆脱“廉价快感经济”的陷阱，走向一种真正基于尊重与平等的秩序。

最终，猎巫狂欢只有在失去观众时才会真正消亡。要让这种廉价的快感失去市场，需要个体的清醒、旁观者的勇气、制度的保障与平台的问责。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打破这场从火刑架延续至今的“狂欢”，为个体留出真实存在的空间，为群体建立更坚韧的信任，并为社会开辟一个更公正、更平等的未来。

参考文献

Allport, G. W. (1979).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Unabridged 25th anniversary ed.).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4)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2011). Crossing the line: Sexual harassment at school. Washington, DC: AAUW.

Asch, S. E. (1956). Studies of independence and conformity: I. A minority of one against a unanimous majority.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General and Applied, 70(9), 1–70. https://doi.org/10.1037/h0093718

Brown, L. M. (2018). Girl fighting: Betrayal and rejection among girls. New York, NY: NYU Press.

Buckels, E. E., Trapnell, P. D., & Paulhus, D. L. (2014). Trolls just want to have fu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67, 97–102.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4.01.016

Cohen, S. (2002).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The creation of the Mods and Rockers (3rd ed.). London: Routledge.

Collins, R. (2004).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rick, N. R., & Grotpeter, J. K. (1995). Relational aggression, gender, and social-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Child Development, 66(3), 710–722. https://doi.org/10.2307/1131945

Espelage, D. L., & Swearer, S. M. (2003). Research on school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What have we learned and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 32(3), 365–383.

Federici, S. (2004). Caliban and the witch: Women, the body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New York, NY: Autonomedia.

Frenda, S. J., Knowles, E. D., Saletan, W., & Loftus, E. F. (2011). False memories of fabricated political eve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9(2), 280–286. https://doi.org/10.1016/j.jesp.2012.10.013

Freud, S. (1961).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J. Strachey, Trans.). New York, NY: W. W. Nort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1)

Gill, R., & Orgad, S. (2018). The shifting terrain of sex and power: From the ‘sexualization of culture’ to #MeToo. Sexualities, 21(8), 1313–1324. https://doi.org/10.1177/1363460718794647

Haslam, S. A. (2004). Psychology in organizations: The social identity approach (2nd ed.). London: Sage.

Hawker, D. S. J., & Boulton, M. J. (2000). Twenty years’ research o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psychosocial maladjustment: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cross‐sectional studie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1(4), 441–455. https://doi.org/10.1111/1469-7610.00629

Jane, E. A. (2014). “You’re a ugly, whorish, slut”: Understanding e-bile.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4(4), 531–546. https://doi.org/10.1080/14680777.2012.741073

Kreager, D. A., Staff, J., Gauthier, R., Lefkowitz, E. S., & Feinberg, M. E. (2016). The double standard at sexual debut: Gender, sexual behavior, and adolescent peer acceptance. Sex Roles, 75(7–8), 377–392. https://doi.org/10.1007/s11199-016-0618-z

Levack, B. P. (2013). The witch-hu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4th ed.). London: Routledge.

Lippman, J. R., & Campbell, S. W. (2014). Damned if you do, damned if you don’t…if you’re a girl: Relational and normative contexts of adolescent sex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hildren and Media, 8(4), 371–386. https://doi.org/10.1080/17482798.2014.923009

Livingstone, S., Ólafsson, K., Helsper, E. J., Lupiáñez-Villanueva, F., Veltri, G. A., & Folkvord, F. (2017). Maximizing opportunities and minimizing risks for children online: The role of digital skills in emerging strategies of parental medi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7(1), 82–105. https://doi.org/10.1111/jcom.12277

Marques, J. M., Yzerbyt, V. Y., & Leyens, J. P. (1988). The “black sheep effect”: Extremity of judgments toward ingroup members as a function of group identific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8(1), 1–16. https://doi.org/10.1002/ejsp.2420180102

Marwick, A. (2018). Morally motivated networked harassment as normative reinforcement. Social Media + Society, 4(1), 1–12. https://doi.org/10.1177/2056305118768300

Matias, J. N. (2019). Preventing harassment and increasing group participation through social norms in 2,190 online science discuss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6(20), 9785–9789. https://doi.org/10.1073/pnas.1813486116

Monter, W. (2002). Witchcraft in France and Switzerland: The borderlands during the Reforma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orf, C. C., & Rhodewalt, F. (2001). Unraveling the paradoxes of narcissism: A dynamic self-regulatory processing model. Psychological Inquiry, 12(4), 177–196.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65PLI1204_1

Norton, M. B. (2002). In the Devil’s snare: The Salem witchcraft crisis of 1692.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Olweus, D. (2013). School bullying: Development and some important challenges.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9, 751–780.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clinpsy-050212-185516

Olweus, D., & Limber, S. P. (2010). Bullying in school: Evalu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80(1), 124–134. https://doi.org/10.1111/j.1939-0025.2010.01015.x

Pateman, C. (1988). The sexual contrac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aulhus, D. L., & Williams, K. M. (2002). The Dark Triad of personality: Narcissism, Machiavellianism, and psychopath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6(6), 556–563. https://doi.org/10.1016/S0092-6566(02)00505-6

Pozzoli, T., & Gini, G. (2010). Active defending and passive bystanding behavior in bullying: The role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perceived peer pressure.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8(6), 815–827. https://doi.org/10.1007/s10802-010-9404-9

Ringrose, J., & Renold, E. (2012). Slut-shaming, girl power and ‘sexualisation’: Thinking through the politics of the international SlutWalks with teen girls. Gender and Education, 24(3), 333–343. https://doi.org/10.1080/09540253.2011.645023

Rigby, K. (2003). Consequences of bullying in schools.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48(9), 583–590. https://doi.org/10.1177/070674370304800904

Salmivalli, C. (2010). Bullying and the peer group: A review.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5(2), 112–120. https://doi.org/10.1016/j.avb.2009.08.007

Salmivalli, C., Kärnä, A., & Poskiparta, E. (2011). Counteracting bullying in Finland: The KiVa program and its effects on different forms of being bulli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35(5), 405–411. https://doi.org/10.1177/0165025411407457

Salmivalli, C., Lagerspetz, K. M. J., Björkqvist, K., Österman, K., & Kaukiainen, A. (1996). Bullying as a group process: Participant roles and their relations to social status within the group. Aggressive Behavior, 22(1), 1–15. https://doi.org/10.1002/(SICI)1098-2337(1996)22:1<1::AID-AB1>3.0.CO;2-T

Twenge, J. M., & Campbell, W. K. (2009). The narcissism epidemic: Living in the age of entitlement. New York, NY: Free Press.

Walsh, J. P. (2020). Moral panics by design: Social media and the rise of manufactured outrage. Current Sociology, 68(5), 718–737. https://doi.org/10.1177/001139211989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