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哲学：一个没有政治犯的中国与一个普遍主义的未来

我感受到我身体上的一些力量，有一种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盖棺定论的冲动，

我的哲学：

1，世界困难到，每次坐飞机，我都有如果坠机就好了的念头（微小的消极自杀意念），可是一旦下飞机，又马上进入到工作状态，（珍惜起生命来）

2，不知道在有生之年能不能回到中国，但仍然为一个不再有政治犯的中国而努力做政治工作

3，不太相信有的人真的能够当选MEP，可是去年我亲眼见证了两个我加入过志愿工作的候选人成功当选

4，被有毒的积极性深深受创，所以我很讨厌post各种非常积极乐观开怀大笑在各种景点仪式面前的照片

5，即使有很多创伤甚至都没有勇气跟心理咨询师讲述，仍然去做事

6，给予任何困难情绪（所谓负面情绪）以空间，肯认而不是否定的情绪的价值，用健康的方法去cope和regulate

7，所以我讨厌说“别害怕”“别伤心”“安全空间”“零容忍”“要积极”，相反我需要允许不安全感和抑郁的存在，我永远感觉到接纳承诺疗法多么适合我的哲学和创伤背景，我需要非常大量的肯认，以及在困难的环境下也有“高功能”

8，我最需要学习的，还是对一些我并不需要讨好的人放手，接受一些人就是会讨厌我，而我没有义务去回应这部分人。

9，四年前当我被网暴、社会性死亡、cancel、call out，（我称之为我生命历程中的nakba，尽管后来之前有一些警告，之后也有一些社群内的公共反思，关于polarization、猎巫、叫魂、赎罪等等）正是阿德勒哲学里的《被讨厌的勇气》还有关系中的冥想circling社群拯救了我，那些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仍然对我不放弃的人，是至暗时刻里雪中送炭的救命恩人，无论未来道路如何，我都心存感激

10，这些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困扰着我，我希望我的朋友能够拯救我，甚至在公共生活里也为我挺身而出，为我背书，但只有我自己能够承担全部的责任，我肯认这些人私底下给我的鼓舞和支持，也acknowledge到这些力量的局限性，理解为何最终我需要孤身在充满残忍的政治的世界作战

11，有了医疗保险，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永远可以寻求专业的兜底帮助，今年六月初我度过了这样的困难时刻，后遗症却在这个月持续困扰着我，强度之大让我再次感到非常渺小，事实上我感觉变大是在拉脱维亚开始，经过罗马和法兰克福，我在佛罗伦萨感到顶峰，在波城感到动荡

12，不必逼着自己有勇气，但试着去给予空间和鼓励

13，即使在因为困难极大而时时解离的时候，也注意到自己可以是自己的盟友，允许自己有一些时间解离，而想到这个创伤，除了感到愤怒以外，就是痛苦和恐惧到解离、僵硬

14，我时常感觉到我对比较政治的兴趣，让我有更多的能力充当调停者，然而当我听到某些对于人权、认同与尊严的否认，这些还是会trigger到我

15，一个人安排这么多nomad的行程，控制支出，走官僚主义的报销程序，有各地善良的人接济，厌恶我所处的困难在地，这一切都让我感到精疲力尽与幸运

16，存在和死亡的焦虑，让我有时产生嫉妒情绪，让我对成为某种职业家，同时拥有自己的家庭产生一种持久的向往

17，我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普遍主义者，身份政治是保障人权的工具而不是目的，

18，一种信念特别重要，那就是对可能性的信念；一种留念特别重要，那就是对美好的怀念

19，有时会想弥留之际，该吃lsd好呢还是蘑菇好呢（笑），会有什么人陪伴着我，哪些音乐、书籍、影视作品激励着我，我是在病床上，还是花园中，或者海边，那个时候，我希望有人引导我平静地走向死亡，如果不幸没有这样的人，那些一生中对我重要的人留在身边，而我能收获自己的平静，那也不错

20，有了我的nakba以后，我的intifada是什么？我的存在就是intifada。我的sumud又是什么？我再次回到十年前阅读的自由主义（注意，不是自由意志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或什么…），关于宽容的哲学，我必须追求的是一种留有余地的正义，对于死刑和惩罚，我向来感觉到巨大的困难

21，我的self efficiency问题

22，关于朋友，

23，我选择宽容和留有余地，当然也是因为我希望我遭遇nakba的时候，也有人对我不加以毁灭。但是我的这种信念在我遭难之前就有了，这有时使我相信别人的威胁，对困难感到充分的紧张和压力，从而削弱自己采取行动的能力。无论什么样的公关回应

24，恐惧极大减损了我的战斗力，那是关于未来的残忍想象，在明白我的年龄和我所遭遇的一切之后，我感受到支持自己、同情自己的一种冲动，尽管这种冲动可能很快会被抑郁抵消，我感受到要努力明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并且要形成一股力量，我感受到

这大概就是积极的悲观主义、激进的自我接纳、行动主义和休息吧

恐惧极大减损了我的战斗力